编者按：2024年4月至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活动”，向全国青年学子公开征集论文。论文评议工作经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评议出优秀论文25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0篇。本期推出的是第三组 工艺美术和设计理论三等奖——《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波西米亚时尚及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立场的抉择》。全文如下：
三、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为艺术而奋斗”的运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无法回避诸多社会问题带给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化：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原子恐怖、信仰失丧、环境恶化……这些时代压力促使以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的一批年轻人掀起了“青年亚文化”运动，他们通过创造极端的新兴文化样态来表达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等级藩篱与精英文化的批判与反抗，并试图解决其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祖辈知识分子们所不同的阶级文化困境与身份价值焦虑。如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erdiger）所述，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挡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16]最具风格表征性的时尚成为亚文化抵抗主流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青年亚文化人群以夸张古怪的行为方式与着装风格为符号，做出具有“仪式特征”的社会行为，并组成多个极具辨识度的亚文化族群，如20世纪50年代的泰迪男孩、摩登族与光头党，60年代的朋克与嬉皮士，70年代的雅皮士等。虽具复杂的样态表征，但特立独行的服饰着装始终是青年亚文化族群进行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与圈层意识的重要途径，波西米亚时尚即是其中之一。罗兰·巴特认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正是在符号内涵意义层面上发生的。[17]波西米亚时尚及其符号内涵与青年亚文化运动在思想意识上有诸多共同性。第一，自由反叛与勇敢坚韧的精神内核。吉普赛民族长期自由漂泊，不循常规的生活方式与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常被用来喻指青年亚文化自由反叛、放浪不羁的乌托邦式生活状态与存在主义思想主张。此外，吉普赛人勇敢坚韧的民族性格也被用来强调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高压下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鲜活张力与韧性。第二，边缘与少数的文化属性。处于社会边缘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群体力图从具有古老东方少数族裔的波西米亚式文化和审美中找到一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的启迪，并借以指代他们对边缘与主流、东方与西方等尖锐问题的探索反思，及对自然、艺术、博爱的追求。第三，多元与包容的艺术特质。波西米亚时尚本质上不仅包含吉普赛传统民族服饰，在长期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其吸纳了世界各地和多民族的服饰元素，例如：印度传统服饰的蜡染印花与彩石镶嵌；俄罗斯民族服饰的层叠曳地长裙；摩洛哥民族服饰的皮质流苏与串珠；土耳其的对襟长袍与包头巾；西欧哥特风的纤细造型与复杂裁剪……多种艺术元素与民族文化的堆叠杂糅迎合了青年亚文化运动对规则与秩序的颠覆主张。同时，波西米亚时尚的开放包容性与青年亚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主张与审美诉求相一致。20世纪60年代，以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为时代背景，嬉皮士运动赋予波西米亚时尚以“爱与和平”的反战思想，嬉皮士们头戴雏菊，身穿波西米亚式纯棉印花或手工扎染的宽松衬衫来表达对和平与自然的倡导及对机器生产与人工合成的排斥，他们提倡手工制衣并喊出“缝自己的衣服”（DIY）等口号（图7）。此外，他们还通过穿着波西米亚风格服饰强调对东方文化、少数族裔的关注与兴趣。当青年亚文化人群通过迷幻剂、摇滚乐与性解放等极端的感官刺激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逃避与反叛之时，东方的禅宗、形而上学思想与艺术帮助他们松解了西方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秩序和逻辑被打破时带来的二元对立紧张感，成为他们精神超脱的途径与艺术追求的致尚目标。于是，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反叛文化的灵魂”[18]的甲壳虫乐队一行人于1965至1968年间两次来到印度旅行并在印度北部小镇瑞诗凯诗（Rishikesh）冥想禅修，这次东方之旅不仅令他们的音乐增添了印度元素，更引发了从欧洲和美国途经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向印度的“东方嬉皮之路”及波西米亚时尚的流行，甲壳虫乐队就曾在多次巡演中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印花衬衫（图8）。这种印花衬衫上多以一种名为佩兹利（Paisley）的纹样作装饰，其又名腰果花或火腿纹（图9）。这种在西方时尚界经久流传的纹样拥有纯正的东方血统，其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于公元3-7世纪盛行于萨珊波斯王朝，流传至印度后发展成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传统染织纹样，并被喻为印度教“生命树”上的菩提叶，具生命不息的吉祥寓意。因佩兹利花纹多变的形态与丰富的配色构成的旋涡纹装饰所传达的流动迷幻感与嬉皮士推崇的迷幻摇滚乐不谋而合而广受推崇，创立于1968年的意大利时尚品牌ETRO甚至将佩兹利花纹作为品牌象征与设计标志。续甲壳虫乐队之后，创作世界首支MV的英国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在1967年他们发布的首张专辑《黎明之门下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 ）封面上也穿着具迷幻色彩的波西米亚衬衫（图10）。70年代，英国著名设计师西娅·波特（Thea Porter ）成功地将波西米亚时尚与民族风、商业化对接，并使之与欧美社会广大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相匹配，成为具有强烈新兴文化气息，讲究生活品味的文艺青年进行“雅皮”造型的重要元素（图11）。随后，克里斯丁·迪奥（Christian Dior ）、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和巴黎世家（Balenciaga ）等著名时尚品牌也推出大量波西米亚风服装。至此，波西米亚时尚已经从零碎的样式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化的视觉符号，也从一种亚文化时尚转换成为大众流行时尚。20世纪80年代，波西米亚时尚之风吹入中国，以三毛、潘越云、齐豫为代表的一批文艺青年也通过波西米亚时尚表达人文情怀。
图7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穿着自己制作的手工扎染T恤
图8 甲壳虫乐队穿着印有佩斯利花纹的波西米亚风格服饰在英国巡演
图9 佩兹利花纹
图10 Pink Floyd 乐队为专辑拍摄封面时穿着Thea Porter 设计的波西米亚风格时装
图11 Thea Porter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设计的波西米亚时装
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诸多相似性，二者的精神内核都是反叛，与主流社会对抗，而且两次时尚浪潮皆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呈现为非暴力的艺术化反叛形式，并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所不同的是，掀起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更趋年轻化和学院派，且有大量女性加入，这使波西米亚时尚中包含着女性对传统文化挑战的声音。总之，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已然成为社会先锋文化的倡导者，他们通过时尚为所表达的文化审思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一种强烈而隐蔽的象征”。[19]四、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21世纪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到来以美国《新闻周刊》资深编辑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撰写出版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为标志。作者在书中首次将源起于美国，却掀起全球性文化热潮的新社会阶层命名为布波族（Bobo），这个崭新的名词将布尔乔亚（Bourgeois)③与波希米亚（Bohemian）这两种迥然不同，甚至曾经互为对立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观结合在一起。顾名思义，布波族就是曾经代表反叛、艺术、非主流的波西米亚思想与追求利益、保守、主流的资产阶级主流价值观融合后，产生的即追逐商业财富又强调精神自由的21世纪新型社会阶层。布鲁克斯认为：高学历的知识精英是布波族的主要构成人群。在布波族看来，资产阶级的物质与财富是追求超凡的波西米亚价值观的物质保证，因此，与以往的“波西米亚人”不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排斥财富与商业，但他们仍持守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意识与冒险精神。[20]因此，可以说，这个极具多元兼容性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代表着波西米亚及其时尚文化的商业化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内核的丧失。虽然布波族的审美观念具有多元整合性，并将布尔乔亚的实用与享乐主义追求融入进来，但布波族从精神本质上仍秉持波西米亚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保持个性化的自由反叛精神，并反对纯粹物质主义。此外，布波族还成功颠覆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美学上的二元对立，催生了更具后现代主义亚文化属性的新一代波西米亚时尚。新一代波西米亚时尚具三大特征：一、民俗化。继嬉皮士之后，由曲线造型与绚烂色彩构成的充满迷幻色彩的佩兹利花纹依然是波西米亚时尚“民俗风（Folkoer）”的主旋律，其是布波族热爱自然，经常跨时空旅行的生活方式表征。此外，来自偏远地区的充满原始生命张力与浪漫欢乐精神的少数民族服饰元素也被充盈在波西米亚风格中，这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的多元融合性与布波族“跨界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十分契合。二、休闲化。克拉克认为：在休闲领域，主导结构、文化秩序和控制力最薄弱，其享有的自由最多。[21]因此，休闲成为一种波西米亚自由生活的范式并被赋予独特意义。波西米亚式休闲强调的是一种更甚于“作为”的“存在”，一种更甚于“拥有”的“体验”；休闲是将生活经营为艺术作品并保留多样感性力量的艺术化生活；休闲也意味着物质朴素而精神丰富。④波西米亚休闲化时尚具体表现在几方面：首先，休闲服饰颠覆了工作与休闲的二元对立，将休闲元素引入商务正装，开创了商务休闲的概念。例如，2020年米兰Etro品牌的春夏发布会上大量用提花面料制作的商务男装充斥着休闲风格（图12）。其次，休闲服饰颠覆了传统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着装目的，概念体验、观念表达与身心解放成为新时尚追求。再次，休闲服饰的反物质主义成为绿色生活与时尚可持续发展的先导，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对时尚品牌、身份象征等服饰附加值的追求更趋理性，小众化、无品牌、返璞归真的“Normcore风格”⑤休闲装广为流行。总之，休闲已成为波西米亚时尚表达叛逆的亚文化生活方式之一。三、去风格化。去风格化后的波西米亚时尚虽在形式上趋于大众化，但其本质并不等同于大众化，而是不再通过具体的时尚风格或视觉符号来简单地对抗潮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可以自如地从波西米亚时尚的形式外壳中脱离出来，而通过时尚生活方式和意识理念来形成潮流，当然，这种方式理念以文化积淀与艺术修养为前提。”[7]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黑色高领衫为例（图13），尽管这件衣服因出自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之手而来头不小，但其去风格化的样式却体现了着装者更为独特的时尚观。尽管在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美在时尚构筑中似乎不再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第三代波西米亚人仍然渴望与周围的粗俗抗争，关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已抹平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而推行“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从时尚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时尚艺术家，他们虽不做服装，但他们知道并持守着艺术品位的界限。
图12a 2020年米兰Etro品牌春夏发布会上的波西米亚风格商务休闲男装
图12b 2020年米兰Etro品牌春夏发布会上的波西米亚风格商务休闲男装
图13 惯常穿着黑色高领衫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虽然，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对主流文化的反叛精神逐渐被商业消解，时尚文化去政治性而呈现微抵抗性；时尚定位去理念化而趋于市场化，时尚风格去符号化而趋于多元化。然而，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仍存在诸多相似性：亚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内核；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呈现为非暴力的艺术化反叛形式；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波西米亚时尚是波西米亚文化丰富内涵的艺术化表达，“除了在狭义上是一种时尚风格以外，它更多是一种象征，一种反体制，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理念，一种自由的乌托邦式的空间。”[22]波西米亚时尚是知识分子艺术家通过另类服饰风格及其着装行为等反主流的外在生活方式，将波西米亚文化多层思想内涵付诸“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19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召强调以波西米亚时尚的形式美介入和改变生活；20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为艺术而奋斗”的亚文化运动将“爱与和平”等思想融注波西米亚时尚，并使其符号化；21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使波西米亚时尚从形式的外壳中脱离出来，将时尚作为一种意识理念融入生活。通过三次时尚浪潮与现当代文化的赋能，波西米亚时尚已完成从形式美感到意识符号，再到生活理念的升华，其最终践行了知识分子艺术家“艺术生活化”的目标。2.波西米亚时尚倡导者——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文化立场诚然，波西米亚人是一群不能以一般社会阶层划分来界定的群体，但波西米亚文化内核及其时尚形式的更迭源自各时代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们持续而深刻地对自我与过去的审思，对生活、艺术与人性本质的思考。在呈现二律背反式的反复流浪放逐与寻找回归中，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激荡徘徊中，在反时尚与时尚的矛盾探索中，作为社会文化先锋力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不懈地通过思辨和实践为时代文化寻找定位和赋能，这也是波西米亚精神及其时尚风格延续至今的原因。“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目前有两个英文词汇惯常用以表达它的涵义。一是intelligentsia，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二是intellectual，这个词专指一群在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时代社会意识的中心。[23]总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通过创造人的精神世界中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艺术家在平淡的现实生活中注入理想的生活图景，这是艺术家参与社会文化塑造与践行批判性使命的途径。⑥作为一种反主流的亚文化艺术表现方式，波西米亚时尚就是知识分子艺术家践行批判性文化使命的一种途径，就如同艺术家通过作品来宣泄情绪，革命家通过暴力行为来抵抗现实，作为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主导者，在19世纪的纨绔主义时尚、20世纪的青年亚文化运动与21世纪的布波族时尚生活中，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把自身的服装造型、着装行为与生活方式当做表达思想的途径，以生活与时尚作为媒介表达对主流社会的理性质疑。在现当代转型期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激烈博弈中，三代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最初皆选择站在更具文化先锋性与批判思辨性的亚文化立场上，扛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通过时尚引导社会反思艺术与生活的对应关系。通过强调艺术的文化批判价值与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意识，艺术家们在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中持守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先锋性、哲学思辨性与文化责任感。正如王尔德所说“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我让艺术成为一门哲学，让哲学成为一门艺术。”[24]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潮流皆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这部分应归因于现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矛盾游移的立场抉择，欧洲文化史学家玛丽·格拉克(Mary Gluck)就此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对主流文化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波希米亚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波希米亚人与资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文化领域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暗示、需要和吸引。”[25]归根结底，波西米亚亚文化就是处于社会激烈变革阶段的资产阶级主流文化进行自我批判与思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以反叛主流为旗帜的波西米亚时尚终归于主流化的大众时尚，但在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其必定会生成更富价值的文化景观。作者简介：宋炀，北京服装学院长聘教授，CSSCI核刊《艺术设计研究》执行副主编，研究方向：中外时尚文化、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中外设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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