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郑可：从清华美院走出的大国工匠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4-09-04 浏览量：0
如果要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重要创建者和开拓者，郑可一定是绕不过的那个人。
郑可是我国杰出的工艺美术教育家、艺术设计家、雕塑家，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包豪斯”在中国早期的重要传播者，新中国金属工艺专业的创建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以对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灼见，倡导和介绍包豪斯学派的教育理论，在当时一味模仿苏联的行业环境中，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彼时郑可的人体写生就在我国美术教学中以别具一格而著称，而到现在他的素描画风仍然影响着许多画家。
郑可被人称为中国雕塑界中的真艺术家。这位艺术家在逝世前，仍在带学生，他把知识倾囊相授，只愿艺术的真善美能够传承下去。
对艺术的认真和狂热像求爱一样
1906年6月，郑可出生于广州。1925年，他考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学习了一年机械专业，掌握并奠定了从事金属工艺制作等的基础理论与实践能力。
郑可以客观、辩证的角度去评论西洋的文化：“许久以前中国已是一个工业美术发达的国度，只可惜，中国人一向把工艺品的设计与制造混为一说，以为漆工木匠才去做的雕虫小技。聪明的工人做出一些美的形式，使中国的工业美术如此绵延。但在没有提倡，缺乏研究与知识的情形之下，有必要学习西洋的工业美术。”
1927年，郑可依靠家中变卖房产等不多所得，来到法国。1928年5月，他进入格勒诺布尔市立工业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基础、建筑雕塑和工艺美术等课程。1929年夏天，郑可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并成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旁听生。1930年，他正式考入巴黎国立美院雕塑系。当时，艾青、冼星海、常书鸿、刘开渠、王临乙、吕斯白等人都是他的朋友和同学。
郑可曾经在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习画，后来对美术有了明确认知，开始系统自学，但相较于其他有专业美术学习经历的同学，他成就一分要艰难十倍。1931年春，在入校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郑可就以两件人物半身像在法国沙龙展览会中获奖；1934年春，他的石膏《中国人像》参加法国巴黎春季沙龙，获优等奖。
郑可的雕塑深受法国雕刻家布德尔的影响。西洋传统雕塑重写实，严格按物理结构再现物象。它虽然也讲究传神，但与中国传统雕塑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到布德尔时，西洋雕塑的造型风格已开始突破传统，形成了夸张变形的一代新风。郑可学习了布德尔的风格，并融入中国古典雕塑精神，予以发扬光大。郑可雕塑夸张变形的造型，富有鲜明的东方装饰意趣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郑可看来，雕塑本身就是设计，不是为了装饰别人而存在的。它有物质的使用功能，也有精神的欣赏功能，二者不可分割。
他提出雕塑既是空间艺术，又是时间艺术，仅一种“座上雕塑”，刻板而又单调。他喜欢中国民间各种工艺美术雕刻：牙雕、玉雕、黄杨木雕、陶瓷雕塑、青田石雕，认为其领域之广阔，正等待雕塑者去探索。
他习惯一个题材取多种造型，并赋予一定的实用功能。由于突出地表现了某种装饰意趣或形式美，这些作品实际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以至人们不会想到烟缸就只是个烟缸，这正是郑可的创作个性。
在法国求学期间，郑可还曾在巴黎市立实用美术学校修习染织图案、室内外装饰、家具、陶瓷、玻璃、金属、首饰等工艺、设计，这样广博的涉猎不仅形成了其后来“多能一专”的教育思想，也激发了他汲取新事物的敏锐性。
1934年，郑可学成归国。见过了国际艺术大都市，郑可回国以后仍然朴素诚恳——他对洋房、汽车、优厚的报酬没有兴趣， “他的衣着饮食都很随和将就，唯独对艺术的认真和狂热几乎像求爱一样。”黄永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工匠一生，用美来塑造人的心灵
郑可是我国较早倡导包豪斯学派的人。1937年夏天，他曾再度赴巴黎，参加以“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并考察了“包豪斯”体系。回国后，他先后在新加坡及香港、广州、柳州等地开设个人工作室，从事多领域的艺术设计和创作，并经营多家工商业美术设计公司，大力传播包豪斯的观念和思想。
1951年，郑可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出售在港两家公司，携机器、设备及四名技术工人，联同家眷，正式赴北京定居，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他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授，受聘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美术工作组成员，后来又被推选为轻工业部“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委员。1955年，郑可参与三大勋章奖章及元帅服的设计制作等。他以先进的设计思想参与重要设计项目，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赞扬。
1956年下半年，应庞薰琹先生邀请，郑可转入新筹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陶瓷美术系教授，并着手筹备金属工艺专业。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美术界正处于批判“印象派”，学习苏联美术教学的热潮，雕塑也都是纪念碑式。
郑可顶着压力，自费请人翻译了《设计基础》一书，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包豪斯的设计理论。
他脾气不好，看到问题，就揭露出来；他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到了晚年更显单纯童真。“包豪斯加孔老二”实是旁人对他的揶揄之语，他却时常挂在嘴边自娱——如果中国的艺术设计能够真正处理好“包豪斯”与“孔老二”的关系，那么中国必将成为现代设计的大国、强国。
在作品中，郑可能充分地表现出对象的质感和品性。抗战期间，郑可在广西柳州做了一件作品名为《无名英雄像》。作品中的靴子富有缜密光泽的皮革感，而毯子则富有疏松毛糙的织物感……如此扎实的表现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具备的。
他的雕塑作品，形象体积厚实、分量凝重。1982年，他只身飞往南斯拉夫，出席“大理石和声音学会"举办的“陶瓷世界国际艺术节”，并创作了《喷水池》和《钟馗》两件雕塑作品。80岁高龄时，不论是雕塑《拓荒牛》，还是大型锻铜雕塑《奔马》，郑可的作品都显示出一股倔强不屈、昂扬奋进的精神。
对于雕塑的探索，在郑可这里，永远不过时；而在工艺美术的发展进程中，郑可本身就是历史。
工业美术跨越到工艺美术再到设计，经历了市场的选择。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从简单的功能性转向了美观性、个性化。郑可早早地看到了这种变化。
他每年都要到厂子里跑，到了工厂车间，就像孩子进了动物园一样兴奋。他为工厂出主意，提建议，给工人讲课，亲自指导，一身土一手泥。
打开门来搞设计，他主张培养学生生产的观念，设计跟得上市场发展需要的产品。
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想，让郑可一直走在设计的前面。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第一家与海外华侨投资共建的星级饭店——新侨饭店筹建。有关室内装饰，及配套日用家具、餐具和陈设雕塑的设计与制作等，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承担，郑可先生任该项目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组长，带领学生共同完成这一国家任务。此饭店按照西式风格进行装修，建成后外国官方代表和名人来华访问多在此下榻。
作为“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委员，郑可先生还曾与祝大年先生一起，共同带领学生前往景德镇，参与完成了手工制作和柴窑烧造。
郑可经常说，用美来塑造人的心灵，是工艺美术人的责任。“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慰安和赏鉴的喜悦。一件家具，一种磁器，一段布匹，一个灯罩，一辆车，一间房子，一张广告，一本书，举凡人类需要的一切事物，都要美术家设计，都要美术家装饰。这不是奢侈而是要求。”
严肃与慈爱并存的大先生
庆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大合影（局部），1956年11月1日，二排右四为郑可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时，郑可每天一早夹着饭盒，准时上班，到校就埋头于教学或创作中。为了搞明白“工业美术教育”，他把学院图书里日本、美国、德国、瑞典、丹麦五个国家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最终定下了“广博知识、丰富修养、启发设计、带动研究”的施教目标。
他对学生要求很高，所有人要从画速写这项“硬功夫”开始磨炼，每天100张，而且还要用钢笔作画，因为这样不容易改；学生们要学习书法“高山低头，江河让路，怒火冲天，悬针垂露”的气魄；学生们还要自己削铅笔、做工具、揉泥、翻石膏，这都是郑可独具的师道。
郑可最早提出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现代工艺美术设计系”，鼓励学生写学习心得、学习日记，展开学术辩论，并安排一定时间解答问题。
“线的性格”是郑可在辅导时的常用语。线条在他手中或安静平稳，或活泼跳脱，有呼吸，有休息。艺术设计必然需要夸张，但他告诉学生们，夸张要抓住要点，羊要表现它的角，孔雀要表现它的尾巴，“中国艺术常常是以人的情感去表现物象，草木、花卉、动物之类都赋予人的感情。”技艺仅是表面，他从不忘把中国的气质教给学生们。
1980年，郑可参与陶雕设计课教学，这节课先由何宝森上动物速写，然后根据所画速写做泥塑动物。课程接近尾声时，郑可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一边说着“我就是来动大手术的”，一边把桌上学生们近乎完成的泥塑或是扭转，或是拉升，每件泥塑都变了原来的模样与态势。
用这个方法，他告诉学生，不必拘泥于一种想法、单一形式，而要通过观察，培养想象力、形象思维，“创造能力是潜在的，必须具备不只是本行的艺术修养，还要有广泛的文化修养。”
学生吴少湘见到郑可的第一面，觉得他像个小工厂的老技术员或老会计——他只穿一套半新的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脖子，连风纪扣都扣上了，鼻梁上架着一副能看出好几道圆圈的旧眼镜，“一点也不像艺术家！”
当知道吴少湘的英文水平只能说一句“古德莫宁”(good morning）时，老先生哈哈大笑，说：“你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以为搞艺术就不需要学外语，这不行。要是毕加索只会西班牙话，不懂法语，他就不会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毕加索了。”
他主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某些工艺美术品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如超声波、激光、电火花等。
吴少湘记得，有一年北京口腔医院进口了一台新的真空铸造机，牙医们制牙模和铸牙的新材料与新工艺、设备比美术界现有的要先进许多，这与郑可彼时刚在工艺美院创立了金属工艺和首饰专业有莫大关系。
主任医师刚告诉郑可这个消息，他就迫不及待提着沉重的手提包大清早敲学生的房门，大喊“吴少湘！快起床！”要他们陪他一道去见识那台新机器。
对于虚心求教的人，他更是不吝啬任何技巧与经验，所有知识都想成盆成桶地倾倒给他们。
他把这些繁重的工作比作登山爬台阶，“我能爬几阶就爬几阶吧。等我爬不动了，有我的学生何宝森、蒋朔、吴少湘他们来爬，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他们也会接着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