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呼斯乐等：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命名认知研究（三）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3-02 浏览量：0
三、蒙古族八种常用纹样名称的命名分类
根据语言学理论，可以将蒙古族八种常见纹样名称进行归纳和归类，主要依据认知语言学、语言接触与借词、文化象征意义等理论。以下是具体归类：
（一）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形名意合一”类型。这类命名的特点是体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形名意合一”原则，即名称直接来源于纹样的形态特征（直接描述形态特征）。如，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以“角状”特征命名，直接描述了纹样的形态；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以“牛鼻”特征命名，直接反映了纹样的形态；阿鲁哈-贺(ɑlux_ɑ xe）：以“锤子”命名，直接描述了纹样与锤子形态的相似性。
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他强调了艺术作品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意义之间的关系，表明“表面形象是儿童和民族的童年期的一种共同爱好”，即在儿童和民族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形象的直观感受和表面特征有着天然的兴趣和爱好，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还未完全发展，更倾向于通过直观和感性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世界。蒙古民族常用“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与“哈木尔-贺”（xɑmɑr xe）两种纹样的命名就是游牧民族早期形象思维的遗留或集体记忆。“古代先民只是凭着具体形象的感受、记忆、判断等来把握每日每时所接触的各种对象”，于是蒙古族用他们最熟悉的、狩猎或游牧生活中必然处处可见的“角”和“牛鼻子”来命名，狩猎和游牧的生活也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观。这些形象往往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传统，是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黑格尔认为，这些表面形象是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们反映了民族对于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可见，蒙古族在认识这些图形和命名中也体现了上述理论和实践。
（二）隐喻与象征意义。这类命名都蕴含了隐喻和象征意义，通过名称传达了纹样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隐喻与象征意义）。如，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以“吉祥”和“结”的意象命名，不仅描述了形态（结），还蕴含了吉祥的文化寓意；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分别以“玉”和“印章”命名，反映了纹样与这两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的关联；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以“皇后耳环”命名，体现了纹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
在符号学的视角下，纹样的命名是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具体体现，能指和所指关系随着语境的转变而变化，引起隐喻和象征作用。纹样的外在形象（能指）与其内在文化含义（所指）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命名来建立和强化。接收民族对纹样的命名，实际上是在构建和诠释这一符号系统。隐喻和象征是文化表达中的重要修辞手法，它们使得纹样的命名超越了直观的形象描述，转而成为深层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载体。隐喻通过将一个概念映射到（能指）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上（所指），创造了一种间接的联系，使得纹样的命名富有深意。例如，“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中的“吉祥”和“结”的意象，不仅描述了纹样的形态，还蕴含了吉祥的文化寓意，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蒙古族文化中对吉祥和团结的重视。纹样的命名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象征物相关联，这种关联反映了纹样与这些象征物之间的深层联系。例如，“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分别以“玉”和“印章”命名，这不仅反映了纹样的美学特征，还体现了纹样与这两种在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物的关联。玉在许多文化中象征着纯洁和高贵，而印章则代表着权威和认证，这种命名方式使得纹样承载了这些象征物的文化价值。某些纹样的命名直接体现了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例如，“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以“皇后耳环”命名，这种命名不仅描绘了纹样的形象，还暗示了纹样与皇后这一高贵身份的联系，体现了纹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这种命名方式在传达美学特征的同时，也传递了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传达了纹样的形象特征，还隐含了对权力和尊贵的尊重，反映了纹样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纹样的命名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实践，它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方式传达了纹样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丰富了纹样的文化内涵，也为理解和欣赏纹样提供了深刻的学术视角。
（三）语言接触与借词现象。这类命名体现了语言学中的借词现象，即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汇以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往往导致语言之间的借词（Borrowing）现象。在纹样命名中，普斯-贺（püse xe）借用了汉语“补子”的音译来表达某一类纹样，即表现为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汇以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反映了语言接触对词汇形成的影响。
即便这两种造型或纹样最初是从其他地区或民族借入的，但对纹样的命名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和如何认识当时世界的体现，具体表现在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自主性、文化拣选与适应性两个方面。首先，文化认同与自主性。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认同和自主性，这在纹样的命名中得到了体现。接收民族在借鉴或引入外来纹样时，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和命名。这种命名行为不仅是对图案的简单称呼，更是对该民族历史、信仰、价值观的体现，从而确保纹样与其文化体系相融合。其次，文化拣选与适应性。不同民族在接收外来纹样时，会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标准进行拣选和适应。这一过程涉及对纹样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命名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命名，接收民族能够将外来纹样融入自身的文化体系，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地理上相互接壤、政治经济上相互补充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接触不仅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发生，也在语言和文化符号的层面上显现。纹样和图案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民族间的贸易、征服、宗教传播等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产生了借词现象。命名行为不仅是对纹样形态的描述，更是对纹样背后文化意义的诠释。这种诠释反映了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如何在自身文化体系内定位和利用这些外来元素。
可见，纹样的命名和借词现象是语言接触和文化互动的结果，它们揭示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深度。通过纹样的命名，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元素，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传统。
综上所述，蒙古族八种常见纹样名称的归纳和归类（表3）可以从认知语言学、隐喻与象征、语言接触与借词等多个角度进行，这些命名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深刻反映了蒙古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另外，除了上述具体归类外，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纹样名称进行综合归类。首先，命名体现了形态与文化结合：大部分纹样名称都是形态特征与文化寓意的结合，如“额布尔-乌嘎拉吉”既描述了角状形态，又与游牧民族的角崇拜文化相关。其次，命名体现了历史演变与多样性：部分纹样名称存在历史演变和多样性，如“乌力吉”的词义演变和“汗宝古-贺”的可能误解，反映了语言发展的动态性和命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表3 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名称归类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蒙古族典型纹样称谓及命名认知的深入考释，剖析了纹样所蕴含的文化深意和历史传承脉络。研究发现，蒙古族纹样命名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感知模式，还揭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通过同源词汇与共有共享词汇的追根溯源、古代与现代蒙古语语音语义的比对，以及蒙古族常见传统与汉族纹样称谓的文化特征对比分析，本文概括了蒙古族纹样命名中的概念隐喻等多重理论元素。这些研究不仅为命名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也为文化交流与传承提供了生动记录，期望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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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古族八种常用纹样名称的命名分类
根据语言学理论，可以将蒙古族八种常见纹样名称进行归纳和归类，主要依据认知语言学、语言接触与借词、文化象征意义等理论。以下是具体归类：
（一）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形名意合一”类型。这类命名的特点是体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形名意合一”原则，即名称直接来源于纹样的形态特征（直接描述形态特征）。如，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以“角状”特征命名，直接描述了纹样的形态；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以“牛鼻”特征命名，直接反映了纹样的形态；阿鲁哈-贺(ɑlux_ɑ xe）：以“锤子”命名，直接描述了纹样与锤子形态的相似性。
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他强调了艺术作品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意义之间的关系，表明“表面形象是儿童和民族的童年期的一种共同爱好”，即在儿童和民族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形象的直观感受和表面特征有着天然的兴趣和爱好，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还未完全发展，更倾向于通过直观和感性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世界。蒙古民族常用“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与“哈木尔-贺”（xɑmɑr xe）两种纹样的命名就是游牧民族早期形象思维的遗留或集体记忆。“古代先民只是凭着具体形象的感受、记忆、判断等来把握每日每时所接触的各种对象”，于是蒙古族用他们最熟悉的、狩猎或游牧生活中必然处处可见的“角”和“牛鼻子”来命名，狩猎和游牧的生活也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观。这些形象往往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传统，是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黑格尔认为，这些表面形象是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们反映了民族对于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可见，蒙古族在认识这些图形和命名中也体现了上述理论和实践。
（二）隐喻与象征意义。这类命名都蕴含了隐喻和象征意义，通过名称传达了纹样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隐喻与象征意义）。如，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以“吉祥”和“结”的意象命名，不仅描述了形态（结），还蕴含了吉祥的文化寓意；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分别以“玉”和“印章”命名，反映了纹样与这两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的关联；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以“皇后耳环”命名，体现了纹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
在符号学的视角下，纹样的命名是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具体体现，能指和所指关系随着语境的转变而变化，引起隐喻和象征作用。纹样的外在形象（能指）与其内在文化含义（所指）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命名来建立和强化。接收民族对纹样的命名，实际上是在构建和诠释这一符号系统。隐喻和象征是文化表达中的重要修辞手法，它们使得纹样的命名超越了直观的形象描述，转而成为深层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载体。隐喻通过将一个概念映射到（能指）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上（所指），创造了一种间接的联系，使得纹样的命名富有深意。例如，“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中的“吉祥”和“结”的意象，不仅描述了纹样的形态，还蕴含了吉祥的文化寓意，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蒙古族文化中对吉祥和团结的重视。纹样的命名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象征物相关联，这种关联反映了纹样与这些象征物之间的深层联系。例如，“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分别以“玉”和“印章”命名，这不仅反映了纹样的美学特征，还体现了纹样与这两种在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物的关联。玉在许多文化中象征着纯洁和高贵，而印章则代表着权威和认证，这种命名方式使得纹样承载了这些象征物的文化价值。某些纹样的命名直接体现了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例如，“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以“皇后耳环”命名，这种命名不仅描绘了纹样的形象，还暗示了纹样与皇后这一高贵身份的联系，体现了纹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这种命名方式在传达美学特征的同时，也传递了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传达了纹样的形象特征，还隐含了对权力和尊贵的尊重，反映了纹样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纹样的命名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实践，它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方式传达了纹样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丰富了纹样的文化内涵，也为理解和欣赏纹样提供了深刻的学术视角。
（三）语言接触与借词现象。这类命名体现了语言学中的借词现象，即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汇以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往往导致语言之间的借词（Borrowing）现象。在纹样命名中，普斯-贺（püse xe）借用了汉语“补子”的音译来表达某一类纹样，即表现为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汇以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反映了语言接触对词汇形成的影响。
即便这两种造型或纹样最初是从其他地区或民族借入的，但对纹样的命名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和如何认识当时世界的体现，具体表现在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自主性、文化拣选与适应性两个方面。首先，文化认同与自主性。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认同和自主性，这在纹样的命名中得到了体现。接收民族在借鉴或引入外来纹样时，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和命名。这种命名行为不仅是对图案的简单称呼，更是对该民族历史、信仰、价值观的体现，从而确保纹样与其文化体系相融合。其次，文化拣选与适应性。不同民族在接收外来纹样时，会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标准进行拣选和适应。这一过程涉及对纹样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命名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命名，接收民族能够将外来纹样融入自身的文化体系，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地理上相互接壤、政治经济上相互补充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接触不仅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发生，也在语言和文化符号的层面上显现。纹样和图案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民族间的贸易、征服、宗教传播等活动，这些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产生了借词现象。命名行为不仅是对纹样形态的描述，更是对纹样背后文化意义的诠释。这种诠释反映了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如何在自身文化体系内定位和利用这些外来元素。
可见，纹样的命名和借词现象是语言接触和文化互动的结果，它们揭示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深度。通过纹样的命名，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元素，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传统。
综上所述，蒙古族八种常见纹样名称的归纳和归类（表3）可以从认知语言学、隐喻与象征、语言接触与借词等多个角度进行，这些命名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深刻反映了蒙古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另外，除了上述具体归类外，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纹样名称进行综合归类。首先，命名体现了形态与文化结合：大部分纹样名称都是形态特征与文化寓意的结合，如“额布尔-乌嘎拉吉”既描述了角状形态，又与游牧民族的角崇拜文化相关。其次，命名体现了历史演变与多样性：部分纹样名称存在历史演变和多样性，如“乌力吉”的词义演变和“汗宝古-贺”的可能误解，反映了语言发展的动态性和命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表3 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名称归类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蒙古族典型纹样称谓及命名认知的深入考释，剖析了纹样所蕴含的文化深意和历史传承脉络。研究发现，蒙古族纹样命名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感知模式，还揭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通过同源词汇与共有共享词汇的追根溯源、古代与现代蒙古语语音语义的比对，以及蒙古族常见传统与汉族纹样称谓的文化特征对比分析，本文概括了蒙古族纹样命名中的概念隐喻等多重理论元素。这些研究不仅为命名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也为文化交流与传承提供了生动记录，期望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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