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呼斯乐等：蒙古族“乌力吉”纹样的符意溯源与符形解构（一）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5-09-20 浏览量：0
蒙古族“乌力吉”符号在汉语语境中常被称为“吉祥结”或“盘长”。名称的不同导致对此符号的研究侧重不同。前人研究多将“乌力吉”与“吉祥结”“盘长”纹样对等，间接导致了符意内涵的模糊化，亟待从蒙古族文化叙事及蒙古语“乌力吉”语境出发，对此纹样的造型演变、文化特征等进行相关考释。
图1 前“乌力吉”符号密宗起源梳理图
（①11-13世纪阿奇寺桑则殿北壁“文殊曼荼罗”壁画所绘制的“八瑞相”符号，②吉祥天护符，③“文殊曼荼罗”壁画“八瑞相”中前“乌力吉”符号特写）
由此，本研究运用了符号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图像史学、设计学等多领域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求更好地反映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源流、嬗变、寓意认知、文化内涵及设计思想。
一、“乌力吉”纹样的寓意溯源
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经历了漫长的符号化过程，交织着宗教观念、原始信仰、生活实践等话语穿透力。大约从公元前 3000年类“乌力吉”符号便始见于亚洲多地的器皿之上。例如，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一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出土了公元前 2600年左右的铜书版，青海巴哈毛力沟出现了一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岩画，山西运城十里铺出土了公元 260～320年左右的花纹砖，这些文物器皿上均出现鸟类“乌力吉”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或可表明早期人类对“环环相扣”结绳文化的一种普遍推崇，或出于“结绳”的功能性被赋予某些含义，但从人种或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足以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来源的确证。结合文物、图像等资料，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出现较为明晰的蒙古族“乌力吉”符号脉络应该是始于11世纪左右的藏传佛教文化，故而以此为节点展开“乌力吉”符号的源流考证。
（一）蒙古族“乌力吉”符号初始符意的来源——早期印度教女神符号
符意的实在化始于受众对符号的“接收”，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接收”过程得益于 13 -14世纪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其间“八瑞相”符号得到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八瑞相”符号是由前“乌力吉”符号（盘长）与另外七种符号（白伞、双鱼、宝瓶、妙莲、右 旋海螺、胜利幢、金轮）共同组成的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早期佛教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古印度教内容及相关符义。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传播脉络之一，是原始佛教在喜马拉雅地区与当地原始苯教有机融合而成，其象征符号在发展流变过程中便有部分符意源于早期印度教。根据笔者研究，藏传佛教“八瑞相”符意便是直接取材于早期印度教的神灵象征物，其中前“乌力吉”符号代表着“吉祥天女”，人们脑海中抽象的“吉祥天女”形象又被符号化形成了在当时被人们用梵语称为“室利靺瑳”（Śrīvatsa）的符号。“室利靺瑳”（Śrīvatsa）是Śrī和vatsa两个梵语单词的结合，Śrī有“光辉、繁荣、功德、吉祥”等寓意，vatsa意为“一岁的牛犊”，其实Śrī就是“吉祥天女”的名字。Śrīvatsa在早期印度教中时常被描述为“溅到毗湿奴胸口的一滴乳海水”“毗湿奴胸前中心的一撮卷毛”“苾力瞿（Bhrgu）踩在毗湿奴胸前的脚印”，在这些描述 中证明Śrīvatsa与毗湿奴有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吉祥天女”Śrī完成的。“智利靺瑳”的起源神话和含义呈现出了多元化解释的倾向，这也令这个符号演化出多种形式的造型（表1）。笔者认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及其符意至少可以追溯至早期印度教的“室利靺瑳”。
表1 “室利靺瑳”符号造型及起源描述表
“吉祥天女”不仅在起源上的阐释具有多元性，印度教的湿婆派、毗湿奴派、性力派在阐释《梨俱吠陀》《娑摩吠陀》等古印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典籍时也对“吉祥天女”进行了多元化的阐释。湿婆派认为“吉祥天女”与湿婆的结合象征着世界的完满；毗湿奴派认为“吉祥天女”象征着“财富”“繁荣”“爱情”；性力派认为“吉祥天女”代表着转世轮回的生命。或许弗雷泽所阐释的“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理论可以解释“室利靺瑳”符号何以获得女神能力，这也导致了早期印度教中“室利靺瑳”符号呈现出纷杂多样的母题 （motif）及造型，但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室利靺瑳”符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更加侧重“财富”的符意。自公元前1世纪起“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都被大量地用于装饰各类古印度钱币，不仅是印度地区，但凡是受到早期印度教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的钱币也存在着装饰“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的现象，例如，受早期印度教影响的公元6- 10世纪的“陀罗钵地”国（Dvaravati，今泰国北部地区）钱币同样装饰着“室利靺瑳”符号。由于“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的“财富”寓意恰巧贴合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导致“吉祥天女” 或“室利靺瑳”的其他寓意被削弱，而“财富”的寓意被强化。
在此符意转向“财富”之时，正是我国藏传佛教大 规模吸纳印度教时期（藏传佛教前宏期，公元7至9世纪），象征着“财富”的“吉祥天女”和“室利靺瑳”符号被藏传佛教所吸收，并由此开始了“室利靺瑳”造型的藏传佛教特色时期。
（二）造型再生的藏传佛教符号吸收 —— 融合符意的符形转变
符号造型多元的“室利靺瑳”在藏传佛教“八瑞相”中统一被前“乌力吉”（无穷结）符号所替代。其间经历了漫长的符意先行的转化过程。
“室利靺瑳”（Śrīvatsa）在藏传佛教“八瑞相”中被称为
，其拉丁文转写为dpal be'u。dpal在单独使用时没有实际性词义，藏传佛教徒常在佛经、本尊、圣地、圣物等名之前，加 dpal以示恭敬，be'u有“犊、牛儿”之意，dpal be'u可直译为“尊敬的犊”或“尊贵的犊”。藏语dpal be'u来源于梵语Śrīvatsa，Śrī是指“吉祥天女”，vatsa专指“一岁的牛犊”。可见，藏传佛教在符号的名称中只留下了“牛犊”而未接受“吉祥天女”。“室利靺瑳”Śrīvatsa符号名称中vatsa被藏传佛教保留为be'u，根本原因在于藏族民众对于印度佛教中“牛”象征含义的共鸣。在古代印度佛教乃至当代印度地区，对于牛的崇拜从未消减，在藏族苯教当中“牛”一直被视为代表神、祖先和创世主的神圣象征符号，即便佛教否认创世主的存在，也并未影响早期藏传佛教向古代印度佛教吸纳“牛”这一母题。只不过佛教与苯教在藏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形态“争夺战”中，“牛”从创世主的地位滑落至“畜生道”。也就是说牛的象征 意义在此过程中也褪去原本的神圣性转而成为物质性的代表，藏语中牛的称呼从“gyg”变为“nor”（财富之意）也充分体现了这个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所代表的“财富”符意也与当时被逐渐物化、功利化的“牛”符意一拍即合，原本表示印度教女神“吉祥天女”名字的Śrī并未被保留，而是增加了表示恭敬之意的无实意词汇dpal以便和普通的“牛犊”作区分（表2）。
表2 “室利靺瑳”梵语-藏语符意流变表
藏传佛教对“室利靺瑳”的符号进行文化上的有机选择后，又开始对其符号的造型进行了选择和改造。由于古印度教的“室利靺瑳”符号的造型过于纷杂，并不利于宗教教义的传播，最终选择了古印度教性力派的Śrī Tantra护符元素，转而成为藏传佛教无上瑜伽密吉祥天护符造型，这个符号也最终成为“八瑞相”中的前“乌力吉”符号原形。
古印度教性力派Śrī Tantra护符是专用于“吉祥天女”的护符，此护符由多种图形元素共同构成，每个图形各有其象征意义。整个护符的核心图形由代表永恒的中心圆点“宾度”Bindu和代表创造与存在的六芒星（即代表阴性力量的倒三角形和代表阳性力量的正三角形） 共同构成，外围由代表纯洁的莲花、代表吉廓的圆形和代表宇宙东南西北四门的外缘图形构成（图1-②）。古印度教性力派认为修行时使用Śrī Tantra护符可以达成人与宇宙的共鸣，同时，护符也被认为具有吸引财富与好运、禳灾祈福的功能。藏传佛教密宗吸收了Śrī Tantra护符及修行方式，自9世纪后受到印度教性力派影响的藏传佛教无上瑜伽密（密宗的一支）显现出女神性力崇拜等特征。Śrī Tantra护符被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密所吸收，以“吉祥护符”的名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但图形仍与Śrī Tantra护符一致（图1-②）。至此，代表着古印度教性力派“吉祥天女”的Śrī Tantra护符同时也成了藏传佛教吉祥天护符的象 征，成为地位极高的女性护法神，被赋予掌握命运、财富、战神等多重神格。也是由此开始，藏传佛教中出现了两类代表“吉祥天女”的图形符号，一类是密宗中的“吉祥天护符”，另一类是前述“八瑞相”中的“吉祥犊”（即原古印度教中“室利靺瑳”）图形符号。也由于当时“吉祥犊”的图形符号十分纷杂，出现了各种表现形式（表1），促使密宗中同样代表“吉祥天女”且造型稳定统一的“吉祥天护符”逐渐取代了表现形式凌乱的“吉祥犊”符号群。
由此，至少从11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八瑞相”中真正意义上的“乌力吉”（“吉祥犊”dpal be'u）符号造型开始出现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中。建于公元11世纪的典型藏传佛教寺庙阿奇寺（Alchi），在其桑则殿北壁绘有“八瑞相”组合图案（图 1- ①），左数第五个造型便是前“乌力吉”符号。该符号造型呈六角形，由两条闭环的三角形线圈缠绕构成，边角圆滑且中央有圆形符号。该符号造型是对“吉祥天护符”（图1- ②）多重三角形叠加形式的简化，两者核心造型都由△、▽和中心圆点构成（图1- ③）。综上所述，前“乌力吉”符号及其造型至少在11世纪的藏传佛教被确立，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造型基础。
（三）造型实物化转向的蒙古族符意吸收——符号造型程式化的开端
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之时，蒙古族按本民族的原有文化与信仰对藏传佛教中的符号名称、造型等进行了有意识地选择和改造。
藏传佛教当中“吉祥犊”藏语为dpal be'u，可直译为“牛犊”，具有“财富”之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吉祥犊”被蒙古语“乌力吉”所取代。“乌力吉”是现代蒙古语olǰei 的音译汉文转写，在现代蒙古语的语境中具有“吉祥、幸福、福寿”的寓意。“乌力吉”olǰei 一词在成书于13- 14世纪的《蒙古秘史》第92节中被记载为“完勒者”，拉丁文转写为olǰa，是现代蒙古语olǰei的中古蒙古语形态，旁译为“外财”。可见，中古蒙古语中olǰa也具有“财富”之意，还未体现出现代蒙古语中“吉祥、幸福、福寿”之意。蒙古族将藏传佛教中“吉祥犊”的符号命名为“乌力吉”的根本原因是中古蒙古语中olǰa具有“财富”之意，词意与“吉祥犊”符号的“财富”之意相通。现代蒙古语olǰei的“吉祥”词意则为后期蒙古语发展中形成的新词义（表3）。
表3 藏语-蒙古语词意转变表
蒙古族接纳和使用前“乌力吉”（“吉祥犊”dpal be'u）符号的根本原因在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元史·释老传》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可见，元代对佛教（释氏）推崇备至，将藏传佛教八思巴奉为国师，且将藏传佛教推崇至“国教”地位，藏传佛教的各类符号也随即开始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纳。13-14世纪期间的文物中使用了大量的“八瑞相”符号，其中的“乌力吉”符号是对11世纪左右形成的六角形“吉祥犊”符号造型的延续与转变，具体表现为闭合的六角形符号造型向编织形态的“结”形转向（表4），并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明清时期程式化结构形成的开端。
表4 公元13-14世纪“乌力吉”符号文物信息表
“乌力吉·纹样”在现代蒙古语中被称为“olǰei·xe”或“olǰei·ǰanggiy_a”。“纹样”一词在蒙古语中一般被统称为“贺”xe，但唯独在“乌力吉·纹样”中“纹 样”也可被称为“江嘎”ǰanggiy_a。“江嘎”ǰanggiy_ a实则为“结、扣”之意。蒙古语中“乌力吉·江嘎”olǰei·ǰanggiy_a这个构词形式的存在进一步体现了“乌力吉”的本体特征——编织工艺的“结”形结构。
“乌力吉·江嘎”一词的存在充分说明两个三角形交叉结构（原藏传佛教中“吉祥犊”符号）向“结”“绳”结构的造型转向。元代铁可父子墓（北京市东城区龙潭湖迤北吕家窑村）出土一枚刻有“八瑞相”纹样的铜镜，其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带有“绳”“结”形特征的“乌力吉”符号（表4-01）。此铜镜中出现的“乌力吉”符号仍留存了三角形的角状结构，原本代表“永恒”的中心点被“首尾连接”的纹样结构线所替代。其他类似纹样还在西藏布达拉宫 13世纪的除魔金刚缂丝唐卡（表4-02）和夏鲁寺14世纪的五佛五智大曼陀罗（表4-03）中有所表现，尤其五佛五智大曼陀罗的“乌力吉”符号造型“结”的特点更为明显。此类图形是藏传佛教早期“吉祥犊”向蒙古族“乌力吉”符号转变的中间形态，有力地证明了蒙古族“乌力吉”符号造型和符意的嬗变历程，最终形成了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程式化造型。
综上所述，蒙古族对“乌力吉”符号形成了普遍性的理解，体现在符号的造型、名称、含义等方面。经过古印度教“室利靺瑳”（Śrīvatsa）、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蒙古族“乌力吉”（olǰei）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最终形成了蒙古族“乌力吉”程式化（编织“结”）造型。另外，现代蒙古语“乌力吉”的词义转变也与此符号相关。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符意所指“财富”含义恰与中古蒙古语中“乌力吉”olǰa（外财）含义吻合，致使元代蒙古族信众用“乌力吉”olǰa一词命名了藏传佛教“八瑞相”中代表“吉祥犊”的符号。同时，藏传佛教“吉祥犊”符号所代表的“吉祥天女”（“吉祥”寓意）也赋予了“乌力吉”相应的“吉祥”含义。最终导致现代蒙古语中“乌力吉”olǰei所蕴含的主要寓意不再 是“外财”，转以“吉祥”成为主要词义。符号的寓意替代了词本身的含义。
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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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前“乌力吉”符号密宗起源梳理图
（①11-13世纪阿奇寺桑则殿北壁“文殊曼荼罗”壁画所绘制的“八瑞相”符号，②吉祥天护符，③“文殊曼荼罗”壁画“八瑞相”中前“乌力吉”符号特写）
由此，本研究运用了符号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图像史学、设计学等多领域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求更好地反映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源流、嬗变、寓意认知、文化内涵及设计思想。
一、“乌力吉”纹样的寓意溯源
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经历了漫长的符号化过程，交织着宗教观念、原始信仰、生活实践等话语穿透力。大约从公元前 3000年类“乌力吉”符号便始见于亚洲多地的器皿之上。例如，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一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出土了公元前 2600年左右的铜书版，青海巴哈毛力沟出现了一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岩画，山西运城十里铺出土了公元 260～320年左右的花纹砖，这些文物器皿上均出现鸟类“乌力吉”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或可表明早期人类对“环环相扣”结绳文化的一种普遍推崇，或出于“结绳”的功能性被赋予某些含义，但从人种或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足以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来源的确证。结合文物、图像等资料，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出现较为明晰的蒙古族“乌力吉”符号脉络应该是始于11世纪左右的藏传佛教文化，故而以此为节点展开“乌力吉”符号的源流考证。
（一）蒙古族“乌力吉”符号初始符意的来源——早期印度教女神符号
符意的实在化始于受众对符号的“接收”，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接收”过程得益于 13 -14世纪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其间“八瑞相”符号得到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八瑞相”符号是由前“乌力吉”符号（盘长）与另外七种符号（白伞、双鱼、宝瓶、妙莲、右 旋海螺、胜利幢、金轮）共同组成的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早期佛教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古印度教内容及相关符义。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传播脉络之一，是原始佛教在喜马拉雅地区与当地原始苯教有机融合而成，其象征符号在发展流变过程中便有部分符意源于早期印度教。根据笔者研究，藏传佛教“八瑞相”符意便是直接取材于早期印度教的神灵象征物，其中前“乌力吉”符号代表着“吉祥天女”，人们脑海中抽象的“吉祥天女”形象又被符号化形成了在当时被人们用梵语称为“室利靺瑳”（Śrīvatsa）的符号。“室利靺瑳”（Śrīvatsa）是Śrī和vatsa两个梵语单词的结合，Śrī有“光辉、繁荣、功德、吉祥”等寓意，vatsa意为“一岁的牛犊”，其实Śrī就是“吉祥天女”的名字。Śrīvatsa在早期印度教中时常被描述为“溅到毗湿奴胸口的一滴乳海水”“毗湿奴胸前中心的一撮卷毛”“苾力瞿（Bhrgu）踩在毗湿奴胸前的脚印”，在这些描述 中证明Śrīvatsa与毗湿奴有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吉祥天女”Śrī完成的。“智利靺瑳”的起源神话和含义呈现出了多元化解释的倾向，这也令这个符号演化出多种形式的造型（表1）。笔者认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及其符意至少可以追溯至早期印度教的“室利靺瑳”。
表1 “室利靺瑳”符号造型及起源描述表
“吉祥天女”不仅在起源上的阐释具有多元性，印度教的湿婆派、毗湿奴派、性力派在阐释《梨俱吠陀》《娑摩吠陀》等古印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典籍时也对“吉祥天女”进行了多元化的阐释。湿婆派认为“吉祥天女”与湿婆的结合象征着世界的完满；毗湿奴派认为“吉祥天女”象征着“财富”“繁荣”“爱情”；性力派认为“吉祥天女”代表着转世轮回的生命。或许弗雷泽所阐释的“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理论可以解释“室利靺瑳”符号何以获得女神能力，这也导致了早期印度教中“室利靺瑳”符号呈现出纷杂多样的母题 （motif）及造型，但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室利靺瑳”符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更加侧重“财富”的符意。自公元前1世纪起“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都被大量地用于装饰各类古印度钱币，不仅是印度地区，但凡是受到早期印度教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的钱币也存在着装饰“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的现象，例如，受早期印度教影响的公元6- 10世纪的“陀罗钵地”国（Dvaravati，今泰国北部地区）钱币同样装饰着“室利靺瑳”符号。由于“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符号的“财富”寓意恰巧贴合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导致“吉祥天女” 或“室利靺瑳”的其他寓意被削弱，而“财富”的寓意被强化。
在此符意转向“财富”之时，正是我国藏传佛教大 规模吸纳印度教时期（藏传佛教前宏期，公元7至9世纪），象征着“财富”的“吉祥天女”和“室利靺瑳”符号被藏传佛教所吸收，并由此开始了“室利靺瑳”造型的藏传佛教特色时期。
（二）造型再生的藏传佛教符号吸收 —— 融合符意的符形转变
符号造型多元的“室利靺瑳”在藏传佛教“八瑞相”中统一被前“乌力吉”（无穷结）符号所替代。其间经历了漫长的符意先行的转化过程。
“室利靺瑳”（Śrīvatsa）在藏传佛教“八瑞相”中被称为，其拉丁文转写为dpal be'u。dpal在单独使用时没有实际性词义，藏传佛教徒常在佛经、本尊、圣地、圣物等名之前，加 dpal以示恭敬，be'u有“犊、牛儿”之意，dpal be'u可直译为“尊敬的犊”或“尊贵的犊”。藏语dpal be'u来源于梵语Śrīvatsa，Śrī是指“吉祥天女”，vatsa专指“一岁的牛犊”。可见，藏传佛教在符号的名称中只留下了“牛犊”而未接受“吉祥天女”。“室利靺瑳”Śrīvatsa符号名称中vatsa被藏传佛教保留为be'u，根本原因在于藏族民众对于印度佛教中“牛”象征含义的共鸣。在古代印度佛教乃至当代印度地区，对于牛的崇拜从未消减，在藏族苯教当中“牛”一直被视为代表神、祖先和创世主的神圣象征符号，即便佛教否认创世主的存在，也并未影响早期藏传佛教向古代印度佛教吸纳“牛”这一母题。只不过佛教与苯教在藏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形态“争夺战”中，“牛”从创世主的地位滑落至“畜生道”。也就是说牛的象征 意义在此过程中也褪去原本的神圣性转而成为物质性的代表，藏语中牛的称呼从“gyg”变为“nor”（财富之意）也充分体现了这个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吉祥天女”或“室利靺瑳”所代表的“财富”符意也与当时被逐渐物化、功利化的“牛”符意一拍即合，原本表示印度教女神“吉祥天女”名字的Śrī并未被保留，而是增加了表示恭敬之意的无实意词汇dpal以便和普通的“牛犊”作区分（表2）。
表2 “室利靺瑳”梵语-藏语符意流变表
藏传佛教对“室利靺瑳”的符号进行文化上的有机选择后，又开始对其符号的造型进行了选择和改造。由于古印度教的“室利靺瑳”符号的造型过于纷杂，并不利于宗教教义的传播，最终选择了古印度教性力派的Śrī Tantra护符元素，转而成为藏传佛教无上瑜伽密吉祥天护符造型，这个符号也最终成为“八瑞相”中的前“乌力吉”符号原形。
古印度教性力派Śrī Tantra护符是专用于“吉祥天女”的护符，此护符由多种图形元素共同构成，每个图形各有其象征意义。整个护符的核心图形由代表永恒的中心圆点“宾度”Bindu和代表创造与存在的六芒星（即代表阴性力量的倒三角形和代表阳性力量的正三角形） 共同构成，外围由代表纯洁的莲花、代表吉廓的圆形和代表宇宙东南西北四门的外缘图形构成（图1-②）。古印度教性力派认为修行时使用Śrī Tantra护符可以达成人与宇宙的共鸣，同时，护符也被认为具有吸引财富与好运、禳灾祈福的功能。藏传佛教密宗吸收了Śrī Tantra护符及修行方式，自9世纪后受到印度教性力派影响的藏传佛教无上瑜伽密（密宗的一支）显现出女神性力崇拜等特征。Śrī Tantra护符被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密所吸收，以“吉祥护符”的名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但图形仍与Śrī Tantra护符一致（图1-②）。至此，代表着古印度教性力派“吉祥天女”的Śrī Tantra护符同时也成了藏传佛教吉祥天护符的象 征，成为地位极高的女性护法神，被赋予掌握命运、财富、战神等多重神格。也是由此开始，藏传佛教中出现了两类代表“吉祥天女”的图形符号，一类是密宗中的“吉祥天护符”，另一类是前述“八瑞相”中的“吉祥犊”（即原古印度教中“室利靺瑳”）图形符号。也由于当时“吉祥犊”的图形符号十分纷杂，出现了各种表现形式（表1），促使密宗中同样代表“吉祥天女”且造型稳定统一的“吉祥天护符”逐渐取代了表现形式凌乱的“吉祥犊”符号群。
由此，至少从11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八瑞相”中真正意义上的“乌力吉”（“吉祥犊”dpal be'u）符号造型开始出现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中。建于公元11世纪的典型藏传佛教寺庙阿奇寺（Alchi），在其桑则殿北壁绘有“八瑞相”组合图案（图 1- ①），左数第五个造型便是前“乌力吉”符号。该符号造型呈六角形，由两条闭环的三角形线圈缠绕构成，边角圆滑且中央有圆形符号。该符号造型是对“吉祥天护符”（图1- ②）多重三角形叠加形式的简化，两者核心造型都由△、▽和中心圆点构成（图1- ③）。综上所述，前“乌力吉”符号及其造型至少在11世纪的藏传佛教被确立，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造型基础。
（三）造型实物化转向的蒙古族符意吸收——符号造型程式化的开端
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之时，蒙古族按本民族的原有文化与信仰对藏传佛教中的符号名称、造型等进行了有意识地选择和改造。
藏传佛教当中“吉祥犊”藏语为dpal be'u，可直译为“牛犊”，具有“财富”之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吉祥犊”被蒙古语“乌力吉”所取代。“乌力吉”是现代蒙古语olǰei 的音译汉文转写，在现代蒙古语的语境中具有“吉祥、幸福、福寿”的寓意。“乌力吉”olǰei 一词在成书于13- 14世纪的《蒙古秘史》第92节中被记载为“完勒者”，拉丁文转写为olǰa，是现代蒙古语olǰei的中古蒙古语形态，旁译为“外财”。可见，中古蒙古语中olǰa也具有“财富”之意，还未体现出现代蒙古语中“吉祥、幸福、福寿”之意。蒙古族将藏传佛教中“吉祥犊”的符号命名为“乌力吉”的根本原因是中古蒙古语中olǰa具有“财富”之意，词意与“吉祥犊”符号的“财富”之意相通。现代蒙古语olǰei的“吉祥”词意则为后期蒙古语发展中形成的新词义（表3）。
表3 藏语-蒙古语词意转变表
蒙古族接纳和使用前“乌力吉”（“吉祥犊”dpal be'u）符号的根本原因在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元史·释老传》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可见，元代对佛教（释氏）推崇备至，将藏传佛教八思巴奉为国师，且将藏传佛教推崇至“国教”地位，藏传佛教的各类符号也随即开始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接纳。13-14世纪期间的文物中使用了大量的“八瑞相”符号，其中的“乌力吉”符号是对11世纪左右形成的六角形“吉祥犊”符号造型的延续与转变，具体表现为闭合的六角形符号造型向编织形态的“结”形转向（表4），并成为蒙古族“乌力吉”符号明清时期程式化结构形成的开端。
表4 公元13-14世纪“乌力吉”符号文物信息表
“乌力吉·纹样”在现代蒙古语中被称为“olǰei·xe”或“olǰei·ǰanggiy_a”。“纹样”一词在蒙古语中一般被统称为“贺”xe，但唯独在“乌力吉·纹样”中“纹 样”也可被称为“江嘎”ǰanggiy_a。“江嘎”ǰanggiy_ a实则为“结、扣”之意。蒙古语中“乌力吉·江嘎”olǰei·ǰanggiy_a这个构词形式的存在进一步体现了“乌力吉”的本体特征——编织工艺的“结”形结构。
“乌力吉·江嘎”一词的存在充分说明两个三角形交叉结构（原藏传佛教中“吉祥犊”符号）向“结”“绳”结构的造型转向。元代铁可父子墓（北京市东城区龙潭湖迤北吕家窑村）出土一枚刻有“八瑞相”纹样的铜镜，其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带有“绳”“结”形特征的“乌力吉”符号（表4-01）。此铜镜中出现的“乌力吉”符号仍留存了三角形的角状结构，原本代表“永恒”的中心点被“首尾连接”的纹样结构线所替代。其他类似纹样还在西藏布达拉宫 13世纪的除魔金刚缂丝唐卡（表4-02）和夏鲁寺14世纪的五佛五智大曼陀罗（表4-03）中有所表现，尤其五佛五智大曼陀罗的“乌力吉”符号造型“结”的特点更为明显。此类图形是藏传佛教早期“吉祥犊”向蒙古族“乌力吉”符号转变的中间形态，有力地证明了蒙古族“乌力吉”符号造型和符意的嬗变历程，最终形成了蒙古族“乌力吉”符号的程式化造型。
综上所述，蒙古族对“乌力吉”符号形成了普遍性的理解，体现在符号的造型、名称、含义等方面。经过古印度教“室利靺瑳”（Śrīvatsa）、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蒙古族“乌力吉”（olǰei）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最终形成了蒙古族“乌力吉”程式化（编织“结”）造型。另外，现代蒙古语“乌力吉”的词义转变也与此符号相关。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符意所指“财富”含义恰与中古蒙古语中“乌力吉”olǰa（外财）含义吻合，致使元代蒙古族信众用“乌力吉”olǰa一词命名了藏传佛教“八瑞相”中代表“吉祥犊”的符号。同时，藏传佛教“吉祥犊”符号所代表的“吉祥天女”（“吉祥”寓意）也赋予了“乌力吉”相应的“吉祥”含义。最终导致现代蒙古语中“乌力吉”olǰei所蕴含的主要寓意不再 是“外财”，转以“吉祥”成为主要词义。符号的寓意替代了词本身的含义。
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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