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石琳：中华工匠文化研究中“重物轻人”现象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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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石琳：中华工匠文化研究中“重物轻人”现象的反思（二）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5-09-19 浏览量：0

编者按：2024年4月至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活动”，向全国青年学子公开征集论文。论文评议工作经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评议出优秀论文25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0篇。本期推出的是第四组工艺美术和设计批评三等奖——《中华工匠文化研究中“重物轻人”现象的反思》。全文如下：

三、中华工匠文化研究“文化建构”路径的探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培育中国工匠和知名品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28]弘扬中华工匠精神，振兴传统手工艺，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思想引擎。中华工匠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因此，中华工匠文化的研究要“正视”工匠。工匠既不是末人，其技艺也非末技。工匠乃是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第二世界的主要群体。大国工匠更是国家力量与精神的象征。中华工匠文化研究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学者的历史使命。

（一）挖掘资料——中华工匠问题的人类学与历史学互证

1.考古学对历史学的实证

“人类学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生物人类学分为人类古生物学、人类差异研究；文化人类学分为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学研究新近的文化，现在通常用其源名‘文化人类学’的称呼。）”。[29]文化人类学包括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描写或结构语言学。其中，考古学是研究过去的文化，尤其是物质遗迹。[30]具体而言，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距今5000年有人类文字记录的社会。而考古学家的研究范围可以追溯到100多万年前古人类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大大延伸了对人类文明的认识。考古学中的“考古类型学研究”，通过发掘的遗址、器物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进而推断出当时人们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意识形态等。[31]这打破了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对传统工具、器物研究，只关注器物造型、功能、纹饰的研究范式。相关器物作为工匠造物的对象，其自身内涵“时间性”“空间性”“文化性”。而工具既是工匠造物的对象，也是工匠肢体的延伸与技术的载体。工具是工匠技术的物质化载体，对其进行文化阐释，是解读工匠、工匠技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因此，“器与具是记录工匠文化的主要内容指向，它们所呈现的典型‘器’‘具’文明是工匠文化最集中的文化活体。”[32]或者说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借助考古学所提供的器、物、遗址等，结合劳工史、经济史，从“物”的研究转向对“技术过程”“场景”等的研究。进而通过还原场景考察其中工匠工具、工作流程、工作环境及其工匠本身等。

我们对设计史、工艺美术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能研究“物”，而是我们研究“物”的同时，也要关注物背后的“人”（工匠）。考古学对于工匠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掘鉴定遗址、遗物及其地理分布来证实、否定或补充文献资料的记录。”[33]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物质文化角度，将发掘的相关器物、工具、遗址与史料结合，还原工匠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对“物”研究向对“人”研究的转变。

2.民族志对工匠历史的“活化”

如果说历史学、考古学是研究远去的精神与物质遗迹，那么，民族学则可以了解近现代“人”（工匠）的思维、行为方式及其探究背后的原因。民族志学者通过与当今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交流、观察，以获得当今工匠的行为和观念的第一手资料。譬如以徽州歙砚匠艺民族志考察发现，目前徽州歙砚传统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有名望砚雕师傅带领徒弟自产自销的模式；二是砚商雇佣砚工加工产品、砚商负责销售的模式。这两种方式仍然是延续着传统作坊的形式。某一加工作坊中的手艺人要么是父子关系，要么是师徒关系。作坊中砚雕师傅既是生产的管理者，也是技艺的传授者。倘若有学徒学习技艺，要跟着师傅学习3年，其间师傅并不支付工资，只提供食宿。师傅并不是手把手教授歙砚工艺，而是自己亲自制作歙砚的同时，也布置一些由简到繁的雕刻任务让徒弟去做。学徒完全靠自己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通过长期在此环境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依靠感悟来习得技艺。此外，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艺人擅长罗汉、侍女等人物雕刻，人物雕刻最为关键的就是人物“开脸”，这项技艺一般不示行内人。因为对于有砚雕功底的人，这项技艺好比一层窗户纸。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到来，一些砚工采取直播砚雕技艺进而带货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生产销售模式。以往的客户只是看到最终的成品砚。直播方式不仅可让消费者观看到整个砚雕的过程，而且可以和砚工进行实时对话。砚雕过程带有一定表演性质。甚至一些砚雕爱好者在直播间对直播的砚工直接提问。以往砚工不会说、不能说的一些技艺，砚工为了获取流量，也不得不极力解释说明。随着商业的推动、传播技术的进步、砚工素养的提高，似乎传统不能言说的“隐性知识”开始向“明述知识”转变。

由上可知，通过社会现实中的工匠工作、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基础考察，弥补了历史学等对当地艺人记录缺失的短板。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当今活着的“人”（工匠）研究反推历史中的工匠，进而获得活化的工匠历史。同时相关研究形成了现代与传统工匠技艺的比较，这对于我们研究工匠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变换视角——中华工匠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工匠文化研究的问题，并非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所能够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传统“工匠”，他既是设计师、制造者，也是科学家、艺术家、管理者等。其身份的多元性，意味着对其研究不能，也不允许局限在某一领域。因此，可以尝试性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譬如从政治伦理学角度，探讨工匠的身份地位及人身生产生活境况。自春秋战国以降，“重农抑末”政策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旋律。固定工匠人身的“官工”“差匠”“民匠”等匠籍制度；控制工匠劳作的“住坐”“轮班”匠役制度；监督工匠造作的“物勒工名”等考核制度；保证工匠技艺传承的“父兄传承”“师徒传承”等技艺传承制度；保证工匠协作的“石作”“木作”“瓦作”等匠作制度等。传统工匠技艺的操作并不像当今工匠“任意”挥洒技艺，而是具有严格的人身、技艺规章条例规定和伦理制约。通过种种制度和伦理规训进而稳定了工匠职业、社会地位，也能够及时有效差遣工匠，进而保障按时按质完成国家各项工程造作。

又如从技术哲学角度探究工匠与技术的本质。工匠既是技术的创作者，也是使用者、传承者，即工匠作为技艺之人。工匠技术（Skill或Art）是工匠去“做”（doing）的一种能力（ability）。因此，工匠离开技术不再是“工匠”。正如宋应星言：“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34]同时工具离开工匠则只能停留在器物层面，两者密不可分。工匠造物具备操作能力，还要具备思考能力，“匠心”“匠思”与具体实施手段“工巧”结合，即“巧心劳手成器曰工”，[35]“巧心”即“技巧之心”，侧重工匠具有巧妙的构思；“劳手”说明了工匠借助身体“手”从事手工活动，引申为工匠的技艺、技巧，可以理解为工匠的身体技术。技术哲学的角度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了工匠、技术(Skill)与工程师、技术（Technology）的本质及其差异。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经济学研究路径，探讨工匠家庭、工场、作坊、市场等方面问题等；通过民俗学研究路径，探究工匠生活世界与生产世界的民俗活动、事件等等。因此，对工匠文化的研究，应该从交叉学科的领域来审视，才能从历史长河中，将中国工匠的形象灵活展现。

（三）尝试建构——中华工匠问题的文化体系建构

国家重大人文社科课题“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传承和创新”首次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关于工匠活动主体方面（“人”的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即“以‘工匠’为主题，以‘工匠文化’为中心，以‘工匠精神’为信仰，系统整理、构建和探索‘工匠文化’世界，所形成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36]

具体而言，首先，“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有三个核心要素：技术体系、工匠精神、工匠制度。其中“技术”作为工匠的一种能力，工匠离开技术既不再是工匠，也不再能制器造物。因此，“技术体系”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存在的本体要素。而工匠在造物制器过程中形成一种世代为工、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基于工匠“本位层”的职业精神，同时这种精神又从匠艺领域延伸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普适的观念，上升为一种人生价值信仰，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成为一种“超越层”的工匠精神。因此，“中华工匠精神”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最为核心的要素。工匠造物制器并不是仅为自己的使用，而是要规模化生产满足民众使用，这就需要制度来保证生产制造的顺利进行。因此，“工匠制度”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生存发展保障要素。[37]三者支撑起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其次，“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有两个层面：工匠的技术的延续和发展都需要技术的传播，即“工匠的教育”（技术的传播）；而工匠群体从传统社会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定传统生活方式、习惯、信仰、禁忌等，源自“工匠的民俗”（民俗生活）。总之，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可以理解为从纯粹学术工匠文化理论研究（制度、考核），工匠的具体技术实践研究（工匠技艺、技巧），到技术文化的传播研究（工匠传承教育），到工匠文化实践研究（工匠的行业），联系工匠生活研究（工匠民俗生活），最终造就了一种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信仰与追求的“中华工匠精神”。[38]

文化理论视角构建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本体上，确定了以“人”（工匠）的本体地位，将工匠从幕后拉到台前，直面系统深入研究工匠文化，突破了以往重物轻人的局面。研究视角上，尝试技术学、民俗学、设计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全方位视角。研究方法上，对于工匠文化“三个核心要素”“两个层面”的系统性研究，打破了以往对工匠文化研究片状、点状化研究弊端。研究目的上，尝试构建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即“中华工匠文化体系”。

结语

工匠是自然经济社会物质文化世界的主要缔造者，是技术传承与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工匠身兼设计师、制造者、科学家、艺术家、管理者等多重身份。而当今大国工匠更是国家力量、国家精神的象征。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呼唤及学者的使命决定了工匠文化理应受到重视。然而，技术学、设计学、工艺美术学等研究中重“器物”而忽略“人”（工匠）的问题，是对工匠主体的丰富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忽视。究其历史原因，工匠长期处于“学”与“术”、“士”与“工”分离状态，且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困在政治、文化权利弱势地位；工匠身体技术的隐性及其囿于自身知识、技术形态局限，导致工匠在古代始终处于社会关注边缘化的境地；当代理性技术对感性技术的排斥，大众对工匠的误读，及囿于学界研究的惯性思维等现实原因。针对这些情况，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多学科交叉与审视尝试对工匠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人类学与历史学对工匠资料的进一步挖掘；政治伦理学、哲学等对工匠主体追问，技术学、设计学、教育学对工匠技术的探究，民俗学、经济学等对工匠世界的还原。总之，全面系统的再现工匠多重身份，探寻中华工匠精神基因，建构“中华工匠文化理论体系”，必将推动中华工匠文化的社会化路径。

作者简介：石琳，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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