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混合嵌入：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波动的嵌入性逻辑

中国非遗“出海”对社会环境的嵌入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在特定目的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共生的。换而言之，多种嵌入类型的混生共存与相互影响是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常态。多元嵌入类型之间的此消彼长，是导致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效能波动的重要动因。这也揭示出中国非遗“出海”效能的嵌入性逻辑，即混合嵌入。

（一）中国非遗“出海”的效能波动现象

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效能因政策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传播双边关系的变化处于动态的调适过程中，此即中国非遗“出海”的效能波动现象。在中国非遗的海外传播实践中，这种效能波动现象普遍存在，并因各国传播环境的差别而呈现差异化的波动轨迹。中国针灸在美国的传播因不同时期政策制度、医疗观念、媒体宣传、人际互动等因素的影响，便经历了动态且复杂的变化，是效能波动现象的典型案例。

中国针灸在美国传播始于19世纪末，当时大量华工在美国务工并定居，针灸作为华人社区的传统医疗手段由此进入美国。不过，由于与西方医疗传统相差较远，美国各族裔的文化交往也相对较少，针灸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在唐人街和亚裔社区小范围传播。这种传播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因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发生了变化。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自己在北京接受针灸治疗的经历，在当时掀起了美国本土的“针灸热”。然而，因与西方医疗传统存在明显差异，针灸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这限制了其在美国的普及。在此背景下，香港针灸师陆易公与曾为患者的纽约律师积极奔走，获得15000份同意立法的签名，同时先后治疗500余名病患，展示针灸良好的疗效，最终推动了内华达州针灸合法化的立法。自此，中国针灸开始在美国制度层面的合法化进程，其在美国的传播环境也得以持续改善。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了针灸听证会，正式承认针灸对部分病症的有效治疗作用，颁布相关声明并推荐使用。随后，美国多数州相继立法，宣布针灸合法化。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等州更相继将针灸纳入了本州的医保计划，这吸引更多的美国民众去了解针灸。诸多制度层面的支持，让针灸在美国获得了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更大的传播推广空间。

不过，美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对针灸的限制也是明确的。虽然美国多州将其纳入医保计划，但是报销项目限制较为严格。2014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公民和老年公民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都仍然未包含针灸治疗。这对中国针灸在美国的推广形成了制度约束。此外，美国部分公众仍然对中国针灸持保留意见，缺少主动接触的意愿。严建是美国华裔，已在美国生活逾20年，多次在美国接受针灸治疗。他认为：“部分美国人之所以不愿意接触针灸，源于他们不太敢尝试亚洲这些事物，很多人认为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发展是滞后的。”这种文化观念层面的障碍与制度层面的约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针灸在美国更大范围的普及。不过，美国政府的相关制度设计已为中国针灸在美国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针灸师得以通过人际互动方式扩大中国针灸的受众。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针灸保健中心杨观虎先生长期在美从事针灸，他在回忆录中说：“记得有一位从哈佛大学医学院过来的疼痛医生开始试探性地送了几位病人过来尝试针灸治疗，结果治疗效果相当满意，于是长期为我推荐病人。”可以说，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美国政府的制度设计与针灸师在50余年来的社会交往实践形成了一种耦合效应。它虽未形成更大规模的普及推广效应，但总体上提升了中国针灸在美国的传播效能。

（二）效能因何波动：中国非遗“出海”的混合嵌入逻辑

由上可见，中国针灸在美国的传播效能总体上是持续波动的。那么，导致这种效能波动的内在原因是某一层级的嵌入问题吗？当我们回溯案例的具体场景可见，宏观的制度性嵌入、中观的结构性嵌入与微观的关系性嵌入都无法单方面决定中国针灸在美国传播效能的波动轨迹。多元嵌入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才是中国针灸在美国传播效能波动的社会动因。这也揭示出影响中国非遗“出海”效能的混合嵌入逻辑。具体而言，这种混合嵌入逻辑分为环境共生、角色分异、作用耦合三个维度，呈现出由客体环境到主体实践、由静态构成到动态运转逐级递进的内在逻辑关系。

1.环境共生逻辑

所谓环境共生逻辑，指的是中国非遗“出海”的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共生于传播目的国的环境之中，均烙印着目的国社会环境的底色。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建立于中国国内与国外的二元空间划分基础上。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无法也不能将海外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中国非遗的海外传播实践均是以特定目的国为投射面展开的。让我们回到中国针灸在美国传播的案例。中国针灸在美国的传播因华人社群的生活而小范围传播，因《纽约时报》的报道而形成针灸热，美国政府又通过立法形成对中国针灸“有限支持”的制度设计，针灸师则通过社会交往实践努力地传播推广。多种嵌入类型均烙印上美国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印记，共生于美国的社会环境之中。

2.角色分异逻辑

在环境共生的基础上，各种嵌入类型扮演着功能各异的角色，在中国非遗海外传播中施加着差异化的影响。其一，制度性嵌入是总体性、约束性的。国家权力不仅创造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制度空间，也对海外传播所需的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等关键性要素形成了结构性的约束作用。它是传播秩序的控制者，调节着传播体系中多元主体的相互关系，也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改变着传播实践中的主体博弈，从而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形成立体性的制度约束。其二，结构性嵌入是节点性、桥接性的。传播目的国的宏观制度设计对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的关系网络形成了总体性约束，也通过制度空间的让渡为传播主体在关系网络中的能动性释放提供了可能。关系网络包含着丰富的传播链条，这既赋予特定结构洞位置程度各异的主体联结功能，也使特定结构洞位置潜藏的传播权力具有诱惑性。而占据关键结构洞位置的主体的行动倾向，决定了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关系网络的完整性。其三，关系性嵌入是直接性、潜能性的。相较于制度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聚焦于微观的双边性的传播关系，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关系性嵌入多数时候因作用辐射范围的有限性而难以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非遗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双边关系发生了变革，一位传播主体可能面对的是海量的海外受众，这也让关系性嵌入具有回应结构性约束的潜力。

3.作用耦合逻辑

在中国非遗“出海”的语境下，角色分异仅指代的是各种嵌入类型的静态功能特征。事实上，各种嵌入类型在具体实践中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状态，彼此之间的作用耦合是调控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实际效能的关键动力。就理论层面而言，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的作用耦合具有三种可能的走势。其一是正向协同，也即传播目的国的相关制度设计总体上构建了友好型的中国非遗传播环境，形构了有利于中国非遗传播的关系网络结构。与此同时，正向传播者也占据着传播关系网络中的关键结构洞位置，参与主体的双边关系也总体上对中国非遗传播形成效能加持。由此，三种嵌入类型形成总体上的正向合力，中国非遗在目的国的传播效能因此处于较高的水平。其二是浮动变化，也即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对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的倾向背道而驰，形成错综复杂的拉锯关系，导致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的持续浮动变化。这是当前中国非遗在多数目的国传播的主要状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目的国的相关制度设计虽构建了友好型的传播环境，但在结构性嵌入或关系性嵌入层面却存在或强或弱的负向抑制作用力。另一种是目的国的相关制度设计构建了非友好型的传播环境，总体上对中国非遗传播形成制度压制，但在结构性嵌入或关系性嵌入层面却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支持作用力，从而在效能层面实现了底层的回应。正是在各种嵌入形式的持续拉锯过程中，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效能呈现不确定性。其三是负向协同，也即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对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的影响总体上均呈现负向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遗在目的国的传播将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难以得到基本的效能保障。

四、嵌入性赋能：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的路向选择

混合嵌入逻辑是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实际运转状态的提炼归纳，也是对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波动问题的社会学解释。它揭示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波动的社会动因及其作用机理，也为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提供了一条与跨越文化鸿沟相异的实践路向，即以“嵌入性赋能”为核心的社会动能调适路径。

（一）嵌入性赋能：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的另一条路径

当前，效能提升是中国非遗“出海”面临的棘手问题。对此，文化研究范式生动地揭示了国别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传播障碍，并已形成一种学术与思维惯性。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研究者们聚焦中国非遗传播内容的合理选择、符码转化与意义传达，将其视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提升的关键突破口。客观而言，传播内容的确是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的重中之重，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效能提升问题。如果说中国非遗是一个漂洋过海的文化产品，那么文化研究范式关注的是产品的品质以及产品与消费偏好的契合问题。但是，如果这条漂洋过海的商路因经贸摩擦而难以为继时，那么这件产品的质量无论多高，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其商品价值。因此，中国非遗“出海”效能的提升不能只关注传播内容，还需要关注传播社会链条的顺畅性和完整性，这正是混合嵌入逻辑所关注的内容。

因此，我们需要在传播内容迭代升级的同时，开辟一条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的社会学路径，也即“嵌入性赋能”。所谓嵌入性赋能，是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视为一种社会过程及其结果，以目的国为传播环境基础，综合调适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的耦合关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非遗在目的国传播链条的顺畅性与完整性，从而实现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赋能。相较于文化研究范式指向的效能提升路径，嵌入性赋能在行动理念、行动目标、行动内容方面具有独特性。行动理念方面，嵌入性赋能以传播行为的社会性为立论依据，主张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视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对其与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中探寻效能提升的可能策略。行动目标方面，嵌入性赋能旨在通过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多元参与主体的关系协调，构建中国非遗在海外较为顺畅的传播链条，为中国非遗符码信息的有效传播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行动内容方面，嵌入性赋能重在以目的国制度环境为基础，通过深化跨国媒介合作、自主传播媒介建设、培育良性传播关系等举措，提升中国非遗符码信息在目的国的接受度。

（二）主动嵌入：嵌入性赋能的基本立场

嵌入性赋能作为中国非遗“出海”效能提升的社会学路径，绝不是对目的国传播环境的被动嵌入，而是对目的国传播环境的主动嵌入。主动嵌入指的是中国政府、媒介组织和从事中国非遗传播的民众个体，须作为行动者主动地寻求构建并维护目的国良好的传播环境。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诸多主体如果被动地接受目的国传播环境的影响，在目的国制度框架和话语体系的支配下受动式地开展非遗传播活动，那么就相当于放弃了传播的主动权。一旦目的国多元主体形成了总体上的负向抑制状态，那么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将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因此，主动嵌入应该是嵌入性赋能的基本立场。只有这样，嵌入性赋能才可能达到赋能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目标。

基于主动嵌入的立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其一是深化与国外组织机构的合作。在中国自主传播媒介萌生发展阶段，“借船出海”是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总体状态，大量非遗相关的影视作品、音乐、戏曲等均依赖于国外组织机构在目的国的传播推广。它们占据着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关系网络的关键结构洞位置。因此，深化与这些组织机构的传播合作是尤为必要的。其二是自主传播媒介的建设。在国际形势变化诡谲的当代，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链条具有脆弱性。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自主传播媒介的建设与推广，在长期维度实现由“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的转型，争取获得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关键结构洞位置，从而更有效地保障传播链条的完整性。其三是充分发挥关键传播主体的传播优势。我们既需要像中马送王船联合保护行动那样，通过多元文化交流增进国内传播者与海外受众的互信关系，也需要通过经济利益驱动、多元文化交流、数字技术赋能等多种方式调动海外华人、国外网红博主等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释放他们作为传播主体的关系优势。

（三）因型施策：嵌入性赋能的基本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推进路径是总体性的。在具体实践中，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嵌入性赋能还需要坚持因型施策的基本原则。正如上文所言，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均嵌入于目的国的社会环境，受到目的国政策制度、社会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环境或多或少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嵌入性赋能应该是类型化的，需要因型施策地精准设计。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非遗海外传播需要依仗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支持。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的交叉学科。我们可以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综合考量中国非遗在海外传播的制度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的耦合状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的目的国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精准地剖析各类型目的国在中国非遗传播方面的总体态度与效能问题症结，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非遗在各类型目的国的传播策略重心。这将更为精准地促进中国非遗在各类型目的国的传播，从而在总体上提升中国非遗“出海”的效能。

结  论

中国非遗“出海”嵌入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政策语境，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传播效能研究成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迥异于文化研究范式，本研究以嵌入理论为研究视角，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视为嵌入于社会环境的多元主体行动交互的社会过程与结果，剖析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多元嵌入类型的层级分异、共生状态与耦合关系，从而明晰了影响中国非遗“出海”效能的社会动因，并提出了以嵌入性赋能为核心的效能提升路径。

本研究提出了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研究的社会范式。相较于文化范式，社会范式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与研究重点上具有自身特点。研究目标方面，文化范式强调跨越文化鸿沟，社会范式则注重突破社会壁垒。研究视角方面，文化范式聚焦于非遗的跨文化认知，社会范式注重的是传播的社会过程。研究重点方面，文化范式的重点在于弥合中外文化认知的裂隙，社会范式的重点则在于多元传播主体的社会整合与博弈。可以说，社会范式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效能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的相互对立。社会范式的最终目标恰在于为中外民众的文化理解提供合适的“社会温床”，是对文化范式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