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灯
为了介绍民间木刻艺术的成就，上海博物馆在1954年分别通过苏州、扬州、潍县、天津、漳州以及安徽、四川、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文教部门和美术家协会征集当地的年画作品，从中选出包括新年吉庆、风俗时事、故事戏文、风景花果、仕女娃娃等内容的传统木版年画230余幅，于1955年1月24日起举办“民间木刻年画展览”，全部展品按形式种类分成“农历图”“门屏”“堂画”“鹞纸、走马灯”“连续故事画”“牛印”“神像、纸马”“花纸、挂乐”等8大类展出。当年的春节期间，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也联合南通博物苑在南通市人民公园举办“刺绣展览”，后又于当年10月在苏州市东北街太平天国忠王府旧址举办“江苏省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并于1957年的春节期间，在苏州市狮子林举办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展览”。全国性的民族调查、识别工作，促进了中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也有效地带动了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开展。由民族调查工作队收集到的民族艺术品极大地充实了各地博物馆的馆藏，有的还填补了民族民俗文物藏品的空白。一些有条件的民族地区的文教部门设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各地的民族院校为配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于1950年代中期开始动员师生对所在区域的民族民间艺术和物质文化进行调查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民俗文物陈列馆（室），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院校的博物馆均在此先后成立。1958年的年底，中央民族学院分院（武汉）中文系、艺术班师生组织了“土家族文学艺术史调查队”，于湘鄂西一带进行搜集和调查工作，由美术组专门搜集的有关“土花铺盖（西兰卡普）”的图案和资料共有60多种，经过整理后选编成《土家族彩织图案选集》出版。
陕北 高凤莲剪纸
由杨成志执笔，与潘光旦、吴文藻共同编制的《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在1956年冬完成，编制这个规划的“目的在促进扩大民俗学的纵横研究，希冀直接和间接地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个规划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开始组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有关人员进行实施。在这个规划之同的“民俗丛书汇编”中，列出的《历代服饰的研究（加图谱）》《居住的民俗研究》《交通工具船车桥梁等民俗的研究》《年画的来源与发展的研究》《民间绘画的研究》《民间雕塑的研究（如木刻、竹刻、剪纸等）》《儿童玩具与游戏（带图）》等民间美术方面的著作，与规划中列出的其他著作一样，基本上到1960年代中期便已完成了资料的准备工作，其中某些专题的部分阶段性成果亦已正式出版。由于种种原因，“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在一些地方，甚至“制定了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变相的或公开的禁止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和限制或打击民间歌手和艺人”。致使许多民间的艺术形式“由于不敢传播也失传或快要失传了”。针对如此严重的“轻视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情况，《人民日报》于1956年10月2日发表了《重视民间艺人》的社论，在组建各省、区、市的群众艺术馆时，文化部亦明确规定，搜集、整理、发掘、展示各地区的民间美术，也是各级群众艺术馆的主要任务。1958年7月9日到17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16字方针。8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社论回顾了1949年以来的民间文学艺术工作的历程，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最后强调指出：“我国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民间文艺宝藏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宗财富，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也是极其珍贵的。”因此，“除了民歌民谣以外，民间故事、说唱、戏曲、工艺美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所有民间文学艺术，也都必须加以重视，全面地加以拽集整理和研究。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做出规划，进行这个工作。”1961年4月起，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搜集小组，深入到玉溪、峨山、楚雄、大姚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研，收集到彝族11个支系的包括刺绣、银饰、剪纸、石刻、竹雕、木雕在内的各种实物，对一些当时无法带走的民间艺术品也作了记录，并对之进行了临摹和摄影。在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天津等地，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对当地的民间工艺美术品进行普查和收集。
苗族挑花
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纠正和调整，全国各地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拽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在原有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经过补充和完善，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两三年中得以出版。其中，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著作、画册就有《巧夺天工》（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编）、《中国刺绣工艺》、《地毯工艺》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编）、《北京工艺品》（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福建木雕木画集》《寿山石雕》（福建省手工业管理局主编）、《棉织》《纺织》《挑花》《湘绣》《剪纸》（湖南群众艺术馆编）、《京剧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王树村编）、《藏族木刻佛画艺术》（文金扬编）、《安徽铁画》（安徽省博物馆编)、《福建剪纸》（福建省文化局)、《剪纸》（福建省龙溪专区群众文艺创作委员会编）、《黑龙江民间剪纸选》（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编）、《吉林民间剪纸》（吉林省群众艺术馆编）、《广东民间剪纸》（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编)、《民间剪纸》（王子淦作）、《浦江民间剪纸集》（陈元作）、《陕西民间剪纸》（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编）、《湖北民间雕花艺术》（中南人民文艺出版社编）、《河南剪纸选集》（河南省群众艺术馆编）、《皮影戏艺术》（虞哲光编著）、《江加走木偶雕刻》（江加走制作）、《江西古典戏曲脸谱选集》（江西省戏曲学校编选）、《湖南民间蓝印花布图案》（粟千国编）、《丹寨苗族蜡染》（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川西民间挑花图案》（邓欤编）、《合肥挑花》（张志编）、《宫灯》（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编）、《泉州绸扎》（陈天恩作）、《苏州彩绘》（苏州市文管会编）、《青海民间建筑图案》（朱沙、任峻编）、《西北少数民族图案选集》（陕西省博物馆编）、《敦煌壁画服饰资料》（潘絮兹编绘）、《唐宋铜镜》（沈从文编）、《广东枫溪通花雕塑》（广东省轻工业厅枫溪陶瓷研究所编）、《唐宋陶瓷纹样集》（陈石濑编）、《宋代民间陶瓷纹样》（曹克家、王书文作）、《明代民间青花瓷画》（王志敏编）等。1956年，由文化部选送的湖北省的黄梅挑花在波兰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博览会”上获金奖；1957年，陕西省的万花泥塑在莫斯科举办的“工业美术品博览会”上获奖。
杨柳青年画
进入1960年代之后，由于泛政治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许多的文化工作暂缓甚至于停顿了下来，即就是依然在进行着的，也因经费等的原因而使规模缩小了许多。在民间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方面，虽然田野调查的次数有所减少，但研究工作的质量却有所提高。出版了《民间画工史料》（秦岭云著）、《中国版画史》（王伯敏著）、《中国版画史略》（郭味渠编著）、《桃花坞木版年画》（刘汝醴、罗水子著）、《民间木版年画选》（王角编）、《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阿英编）、《中国印染史话》黄能馥编）、《苏州刺绣图案》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民间玩具制作法》（李子潜编）、《惠山泥人》（柳家奎编）、《无锡惠山彩塑》（徐沄秋、吴山编）、《南通刻纸》（邱丰著）、《苏州砖刻》（郭翰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建筑图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等的资料研究性著作。另外，中国美术家协会与各地的文教部门协作，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展览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年画展览会”（1960年1月）、“云南少数民族服装饰物及青海藏族图案观摩”（1960年2月）、“贵州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1960年6月）、“民间玩具展览会”（1961年2月）、“浙江剪纸展览会”（1963年1月）、“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展览”（1963年8月）、“陕西户县农民画展览会”（1966年1月）等，受到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好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16日爆发，致使包括民间美术研究在内的全部的文化工作完全停滞了10余年。而民间美术的研究及其相关工作的逐渐恢复，则是从传统工艺美术的再次被提倡开始的。1972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广州接见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代表时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有传统的手工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木刻、象牙雕刻这些好的传统东西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这些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手工艺要大提倡，今年开始，每年都要提倡。手工艺是群众的智慧，劳动人民的最大才能。”“手工艺大有前途，应该把它搞上去。”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轻工业部、外贸部于1972年9月开始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首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有二万七千多件作品参加，其中大量的是各地的民间工艺美术品。此后，各地的工艺美术研究和生产机构陆续恢复。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国务院的46号文件虽然未能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但许多的基础工作已在着手进行，传统题材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开始小批量出口。与国外的交流也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1974年8月22日至9月4日，“罗马尼亚民间艺术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始展出，展出作品157件。
陕西户县农民画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随着政治上的禁区的逐渐打开，随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界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景象。甘肃省文化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的同志冲破多重禁区，于1980年10月16日发出《征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的联合通知》，在甘肃省境内征集“有关各民族人民风俗习惯的记录和能够反映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独特习俗的实物”以及“民间文学和民间习俗的调查报告和工作情况的报告”。11月，黑龙江海伦县文化馆组织人员深入当地农村，拜访民间艺人，收集、整理民间剪纸，仅7天时间就搜集了150多幅传统的剪纸作品。同月，江苏省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民间工艺研究室在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开始对南通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进行全面普查。而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出于“弘扬民族文化、提倡爱国主义”的目的，结合着各自学科的发展，在对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展示、借鉴等实践活动的同时，重新对传统的民族民间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又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夏日，在北京的一次美术界座谈会上，人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的民间艺术处于灭绝的边缘或已经灭绝了，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挽救和恢复。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一工作”。尔后，理论家们在讨论中国绘画等问题时，认为：“中国美术的民族传统，有三支：民间、宫廷和文人。唐以前，民间传统为主流，宋以后，文人传统为主流。但一切宫廷和士大夫的美术，都源自民间艺人的创造。”然而，“无比丰富的多彩的民间美术，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一向被蔑视或践踏。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旧的雅俗观念，文人艺术家对民间美术艺术创造的无知（彼此被隔离），加上种种偏见、成见，许多奇异的民间美术之花自生自灭，难以传播。而随着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民间美术曾赖以存活的个体劳动方式不复存在，出现了作品销迹、艺人谢世、技艺无传的严重情况。鉴于此，要呼吁抢救民间美术遗产、筹建民间美术博物馆。”这样的讨论和呼吁在当时各地的多个座谈会、研讨会上均有所闻，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显然是超前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得到完全解决，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从1982年开始，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杂志专门开辟了“中国民间美术”专栏，介绍中国各地区的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作品，并且与《美术研究》《美术史论》《新美术》《艺苑》《美苑》等杂志相呼应，发表了大量关于民间美术的理论探讨文章，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民间美术的高潮。1982年5月14日，文化部批复同意中国美术馆《关于筹建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的报告》，成立筹备小组开始工作。
苏绣
在整个1980年代的十年中，中国各地的文化、教育、文物、工艺美术等部门在各地举办了大量的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展览。既是对过去的调查、拽集、整理工作的回顾，也是对全社会进行的传统民间文化的艺术和知识的普及，其数量之众、门类之博、质量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多个方面的工作。最先在北京举办的大型展览，是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全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从作品到陈列均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其总体规划和设计是由工艺美术家廉晓春担任的，展览共分11个部分，展出民族民间的生活用品和反映民俗生活的各种工艺品近3千件。另处还有几种不同用途、不同民族风格的室内环境设计。从1981年5月15日开幕到6月30日结束，每天观众人流如潮。《中国工艺美术》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该展览的部分作品。同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的，还有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服饰展览会”。此后的几年中，青海、陕西、河北、河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地区的民间美术在当地展览取得成功之后，纷纷进京展出，并且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和座谈会。这些展览会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在北京的文化人的极大兴趣，许多文艺理论家和学者纷纷在《文艺研究》《美术》《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在发表自己的观感的同时，也对民间美术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似乎是为了与中国的民间文化热潮相呼应，法国的法中友协于1981年4月3日至6月27日在福尔内图书馆也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节日的传统艺术”的展览，共展出中国的民间木版画和剪纸等作品100件左右。
《美术》创刊号
而在海峡的对面，一批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也对当地的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80年前后的台湾，“人人都知道今日的‘民俗技艺’已非昔此，”而逐渐“西化的结果，使社会结构及农村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一切象征传统手工的‘尊古法制’几乎成为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学者和有识人士的呼吁下，社会的多个方面和有关主管部门开始了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行动。1979年1月由民族音乐家许常惠教授发起成立“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翌年6月由企业家施合郑先生捐资成立“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在学者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两个基金会“对于民俗技艺的维护发扬与调查研究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卓有成绩”。“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举办了大量的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和图册；而“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的《民俗曲艺》杂志则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重要阵地。1980年2月有关主管部门委托台湾大学等7个学术团体和相关研究单位，以3个月时间开始对台湾地区的民俗技艺进行初步的调研。是年7月，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和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正式接受委托进行为期3年的“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和研究。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负责工艺和地方戏曲，于1982年11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访查报告》，1983年12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研究报告书》；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负责民间音乐、说唱、杂技和大陆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于1984年5月出版《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调查与现况》和《中国民间传统技艺论文集》。1986年4月，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提交《中国民间传统技艺第四年度研究计划报告》和《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人才现况调查初步电脑资料整理》，同年6月，台湾大学提交《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研究第四年报告书》。此项计划后又被延长至10年，先后共提交报告书15篇。1981年7月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委托进行“台湾艺术专长人才”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于翌年7月出版了《台湾艺术专长人才名录》和介绍70位民间艺人的专辑。在台湾各地的文化中心，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家具博物馆”（桃园县）、“客家文物馆”（苗栗县）、“台湾戏曲馆”（宜兰县）、“竹艺博物馆”（南投县）、“台湾寺庙艺术馆”（云林县）、“台湾民间传统艺能馆”（台南县）、“皮影戏馆”（高雄县）、“台湾排湾族雕刻馆”（屏东县）等一大批以民间造型艺术为主要陈列内容的特色艺术馆。台湾的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民间艺术》（李凤行著）、《中华民俗文物》（皇甫宝云、柯淑沁编著）、《民间美术巡礼》（庄伯和著）、《民俗艺术探源》（宋龙飞著）《台湾早期民艺》《台湾神像艺术》《台湾宗教艺术》（刘文三著）、《台湾民间艺术》（席德进著）、《中华传统民俗技艺·担面人》（施教铺著）等著作及一批画册。《汉声》《大地地理》《艺术家》《台湾风物》《鹿港风物》《民俗与信仰》等杂志也曾以较大篇幅介绍中国传统的民间物质文化，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另外，从小学到大专院校都将民俗技艺纳入其课外活动之中。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则将民俗工艺设为课程之一，台湾艺术学院设立了传统艺术中心。1981年5月台湾省教育厅设立了22项手工艺的免费研习班，供有兴趣者学习。1984年10月又将研习的内容扩展到民间艺术的其他方面，研习的成果还举办了地区展览和全省联展。来源：民俗学论坛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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