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王晨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一）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2-24 浏览量：0
非遗保护工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是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又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作为非遗保护的顶层设计，起着决定性和引导性作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对这一重要制度开展深入研究，既是不断推进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中国非遗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举措。结合当下实践和理论的新情况、新进展，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等多维度对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进行研究探讨，进一步阐明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两个结合”是核心思想、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守正创新是基本方略、文化自信是精神内核，提出要发挥制度在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和前瞻性方面的作用，加强制度集成，壮大工作体系，推动实践探索，强化理论研究，以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建设为先导，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非遗保护自主知识体系，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当年12月2日，中国政府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交存了批准书，成为第6个加入《非遗公约》的缔约国。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18号），提出要积极履行《非遗公约》义务，并明确“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工作目标。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国家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可。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果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特别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
非遗保护工作由实践、制度和理论三个方面构成。实践即非遗保护的本体，要符合发展规律，受到制度的保护和制约，同时也被理论所影响；制度是非遗保护的顶层设计，以实践为依据并被实践所验证，也受到理论的支撑和匡正；理论是非遗保护的思想结晶，是对实践和制度的经验提炼与学术概括，并随着实践和制度的创新而不断深化。在对实践、制度和理论进行讨论时，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他。
社会制度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规定社会关系、制约社会行动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是社会正常运转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非遗保护制度建设作为非遗保护的顶层设计，具有决定性和引导性作用，为实践探索提供了政策保障，拓宽了前进通道，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脉络，打破了学科边界。
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之中与非遗有关的正式制度的总和。包括全国人大发布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政策，如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部委发布的与非遗有关的部门规章、通知、办法等，如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各省、市、县人大和人民政府及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条例、办法、规定等。目前，31个省（区、市）均出台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许多省份还就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专门立法；还有专业机构发布的与非遗保护有关的工作办法、指南标准等，构成了目标明确、实用高效、层级严谨、规模宏大的制度体系。在正式制度之外，民间生产生活中沿用的习俗、习惯、惯例、行规等非正式制度，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非遗保护理论中也是值得重点研究的内容，因此，在制定和落实正式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注重引导加持，产生合力。对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开展深入研究，既是不断推进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中国非遗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步骤。
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和当代中国文化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不仅有深邃的观点、战略的谋划、科学的部署，还教会我们正确的立场、管用的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中国非遗保护的成果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建设也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要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等多维度全面考量，全面展开。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的根本保证
中国的非遗保护制度自其建立之初就有许多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和具体做法，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分类方法、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等，这些制度和具体做法是遵循《非遗公约》精神，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虽然从表象上看确实有明显的特点，但并不能由此推论，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蕴的词汇，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下建立起来的，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谈某一领域的重要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是完全不成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国体、政体即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紧密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任何一个领域的重要制度都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根据本领域特点和具体要求制定的，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由此形成了重要制度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从属性关系，也实现了与其他重要制度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关系，体现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体现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非遗保护制度是文化体制机制中的重要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展的具体实践，是随着实践创新、理论创新而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同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非遗保护走上了法治化道路；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国办发〔2017〕25号），计划实施8年来，传统工艺面貌焕然一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令；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印发了《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非遗扶贫成为全国众多精准扶贫行动中的一支轻骑兵，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要求；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新时代非遗保护的纲领性文件；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文旅非遗发〔2023〕21号），使旅游获得了丰厚的非遗资源，使非遗通过旅游获得了更多新的发展空间。
制度设计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包打天下的，必须和其他多个领域的制度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才能切实发挥出协同高效的作用。“非遗的系统性保护是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可独立成章，又必须融为一体。”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间就有着诸多关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这必将大力推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性和系统性，构建大保护格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不能仅从与《非遗公约》或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而必须将其放在整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以政治逻辑来看待其定位，才能真正领悟“中国特色”的鲜明特征。
文化根基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也是对社会交往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文化认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集体积习而逐渐形成的，既有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那些看似平常的习惯、习俗、惯例等，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日用而不觉，是社会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是在正式制度之外，在道德层面规范社会运行的宏观框架和微观单元，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些非正式制度与写入历朝历代的律法的正式制度和写入典籍的哲学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
在非正式制度中，有一小部分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如村规民约、祖训家风等，但更多的是通过神话传说、民俗活动、戏剧表演、传统美术等多样化、地域性的文化表现形式传达出来。非遗就是这样一个传达人民大众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为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建设提供了核心思想，那些散落于田野的、蕴藏于生活的非遗资源，逐渐凝聚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同频共振地闪烁起来，在新时代绽放出迷人的光彩。
《非遗公约》要求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对其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和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提高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步，也是面向未来不断前行的下一步，因为所有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来自认识的提升，认识的提升也隐藏在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中，认识的提升还使制度的执行从观念进入了现实。
非遗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这是《非遗公约》缔约国的共同认知。中国历来重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但多是从创造力、艺术性、实用性等角度去看待，而未能从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性的角度，从总体上认识其重要性。
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调研时与格萨（斯）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亲切交谈，“你们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我今天来看你们，就是要表明党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使传承群体重新端详和凝视在自己生活中传承着的文化遗产，也让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认识了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激发了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提升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最高维度的认识行动。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建设必须站在敬畏历史、敬畏文化，传承伟大文明的高度上展开。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和互相成就。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考察朱熹园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结合”不是把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拿来就用，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开创新空间。
非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适应社会变迁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传承、发展、流变，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留有或携带一些陈旧甚至糟粕的东西。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科学地看待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传承发展至今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制度，非遗保护制度是居于其下的重要制度，必然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表现形式、应用方法等外在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形式和方法背后的精神内涵上的内在创新。“新时代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的过程，也是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去芜存菁的过程”。与教科文组织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样，中国采用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也是具有价值判断的遴选机制，将人民推荐的、社会认可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项目保护起来，弘扬开来。
在非遗保护制度的建设中，我国也注重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正向促进和引领作用。如，国家高度重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传承，为民间习俗等非遗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其在丰富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凝聚民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如，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中强调传承谱系，保证了传统传承方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是正式制度对民间师徒制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正向强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使拜师尊师等在民间传承千年的传统成为非遗领域的主流认知和合规程序。
领悟“两个结合”、运用“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建设的核心思想，要把握好历史逻辑，将非遗保护制度的建构升华到凝聚民族精神的境界上来。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