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路径（一）基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要对历时性维度多源异构、数量庞杂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筛选，即坚持有鉴别地对待和有扬弃地继承：“对存在合理内核又具有旧时代要素的内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明显不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内容，要加以扬弃。”又需要结合共时性需求进行保护、传承、转化、创新与应用，即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组织平台、产业模式，落实“两创”的实践路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蕴含的标准、指引的方向及其现有实践，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坐标参考系。首先，在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气、政治制度等因素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局限性，甚至是糟粕性的形式与内容。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阶层变化，传统文化的形式可能陈旧，内容可能落后。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筛选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两创”的前提。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所蕴含的“生态文明”“和谐包容”“人文关怀”“生活美学”等人类社会公认的共性标准，为传统文化的取舍、补充、拓展、优化提供了参照。以当下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热点“生态美学”为例，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科学性与适当性”等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论述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等观点不谋而合，从而根据生态美学标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点进行筛选、汇聚、提炼，进而将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两创”的原点资源。其次，受科技进步、国内外环境变化、经济运行规律等因素的动态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社会治理等仍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共时性需求，发挥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与时俱进的优势，筛选出适合当下发展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并加以引导，使其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也是“两创”的保证。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怀美学、生命美学、实践美学、生活美学等流派在关注点方面各有侧重，但其发展历程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生态美学为例，有学者指出，前者在中国经历了“艺术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三个阶段，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初步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本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了唯物主义的新美学体系”“建构美学理论体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关切；后者则被学者划分为“建构期”“发展期”“突破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20世纪前半段生命美学思想本土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命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自觉的阐释、使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具有体系建构的自觉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摆脱西方话语的阴影，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的时代任务。以上两个不同审美向度的美学流派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融合特性，为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最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民大众对精神文化类消费愈发迫切，而精神文化类产品的生产、流通、接受又与审美活动密切相关。因此，美学研究、审美活动、文化产业等“泛文化”要素结合得愈发紧密，审美因素明显地影响着人类经济活动，决定着大众消费取向，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当前社会层面的多元化、日常化、产业化、系统化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充分应用提供了模板，也是“两创”的支撑。以文化产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6.5万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调查，显示其在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9064亿元，较2020年增加了20550亿元，同比增长20.86%。有学者指出：“审美活动在创意产业中的普遍存在，使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同时，仍有可能实现独特的个体性，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审美活动本身是不创造经济价值的，但是当它被运用到产品之上，就赋予了产品更高的附加值；创意产业扩大了审美活动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当前美学研究与实践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覆盖大众日常生活，体现在文化产品、美学设计、文化产业、美学组织、文化生态等维度，并在产品设计、立体呈现、产业打造、平台构建等层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参考路径。可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等共性标准，发展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融合”等共性特征，当下研究与实践所覆盖的“产品”“技术”“产业”“组织”等不同维度，分别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的明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引领二者共生单元连接、共生模式构建、共生环境打造。例如，坐落于扬州三湾风景区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既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节点工程，也是我国近年来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代表，体现出基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现的特征。在建筑外形设计时，博物馆借鉴了中国古代舟船乘风破浪时的场景，使其外立面整体呈现出前凸后凹的造型，如同运河上行驶的巨舟，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舟船的特色美感；这一形象又呼应了“勇立潮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展馆主题确定、藏物分区设计、文创礼品策划提供美学参考。（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助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与发展的观点大致可分为“西学东渐”与“本土话语”两派，前者提出“中国近代美学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诞生的”，后者强调“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中国美学主体性、中西美学差异、当代美学转型等方面存在认知差异，但都指出当前中国美学研究与实践存在主体性自我迷失、对外传播乏力等共性问题，尤其是文化素材缺失、本土连接松散、与社会发展脱节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因此，完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既需要充实文化素材支撑，又需要强化与中华民族特色的连接，还需要与社会实际需求同频共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秉持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中国历时性文化资源的整合梳理，以及根据现实需求随机应变的实践方式，为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奠定了基础。首先，处于精神文化层面的美学现象、审美导向与美学研究应当相对独立且稳定，促进其形成、支撑其框架、建构其意义、影响其变化的因子应当整体稳定、局部量变。但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审美向度时常“骤变”，甚至“前后矛盾”，频繁变化的审美向度导致文化素材“难以为继”，甚至“断裂”。因此，当下对美学实践与研究主体性的强调显得尤为迫切，也是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前提，丰富的文化素材则是“自下而上”的保障。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素材大致可分为优秀传统文化，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等；革命文化，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雷锋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富强”“诚信”“和谐”“创新精神”“开拓精神”等。尽管在时空界限、社会背景、关注层面等维度存在差异，但以上素材之间相互关联、互为映射，需要根据动态变化的需求，兼顾其共性与个性特征。例如，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倡导的发愤图强，与革命文化中“红船精神”所强调的奋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敬业”所提倡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创新精神”所体现的敢为人先存在明显的传承与关联，也为当下以“劳动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分支提供支撑。其次，如果从学科意义界定“美学”，则中国美学起源于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接受。有学者指出：“由于中西文化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古代文化中尽管存在着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却并没有发展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中国的‘美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是由西方传入，并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也有结合“中国诗学”“中国古代美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以“对抗”西方美学话语的研究，但此类成果或陷入细节的纠缠，或带有复古的倾向，在与时俱进体现中国特色、兼容并蓄吸收外来成果方面有待优化。因此，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变得愈发迫切，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调和中西差异、博取众家之长、彰显本土特色的智慧。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现代美学形成的基础：“‘和谐’作为美学的元范畴是建立民族化中国美学的基础。中国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拥有自己的历史、流派和观念。”“生态美学”“人文美学”“生活美学”等审美向度体现出与中国文化资源的深度连接、继承转型、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美学理论传入中国百年有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部分内容与中国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生发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向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结合中国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与实践性，论证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之间等一系列关系；改革开放后，又有学者从“审美意识形态”“实践存在论美学”等角度展开多元化论述。最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既要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及其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又要反映现实生活、回应人民诉求、与时代主流同频共振，因而需要平衡好审美研究独立性与现实需求契合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归属于精神意识维度，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相对的独立性：“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人性结构的现代转型，它以提升感性地位的方式建构现代主体性原则，进而建立其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引导作用建立在对现实动态变化的及时跟踪与深度连接基础上，即审美向度需要面向现实需求，甚至预测未来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蕴含着根据时代特点充实内涵、优化形式、激活生命力、增强感召力的内在要求，为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资源层、需求层、技术层、产业层、生态层的明晰提供了具体抓手。以当前“文化+科技”代表性实践“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例，通过应用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对中国多源异构文化资源的数据化，并借助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技术强化文化传承与应用，从技术层面保障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引导的信度与效度。例如，位于杭州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就在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助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该项目借助“两创”契机对区域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码头文化等主题，从而充实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素材库，并形成（宋代）生活美学、（清代）漕运美学、（民国）工业美学等兼有国家和地方特色的审美向度，进而依据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和杭州城市美学特点进行空间规划，将旧厂房、旧仓库改造为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等新型文化空间，为点茶体验、宋式手工展示、汉服巡游等“两创”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素材的系统梳理，对中国特色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对当下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机连接，分别充实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实践与研究的素材库，彰显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本土性与开放性，提供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社会价值的转化可能，促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协同发展，推动二者在资源层、内容层、组织层、生态层的共生。周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冷南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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