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中都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当前，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等时代使命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等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提出新要求，旨在打破时空界限，实现对中国文化资源的物尽其用：“创造性转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文化资源，以创造与创新为手段，以转化发展为动力，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时代相结合，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也要符合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以确保中国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以创新为主的中国话语建构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话题，就当代美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回望还是展望，建构本土化美学理论的诉求迫切而强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需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作为综合参考坐标系，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系统支撑。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二者的发展历程，明晰共生关系及其当下重点，并聚焦典型协作案例分析，以推进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的高质量协同发展。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受地缘环境、历史惯性、经济基础、文化形态等要素影响，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呈现出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与动态性的特征，这使得“传统文化”在时间维度的界定异常模糊。若以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作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可追溯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在他看来，‘整理国故’是在‘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的基础上展开的一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学术工作，不但高度内在于‘新思潮’，而且是通向‘再造文明’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的必由之路。” 中国近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传统文化在资源构成、内容打造、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为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开发应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进行阐述，形成了以“两创”为核心的文化传承理念，标志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之前的我们党最高领导人是从具体、直观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创新与发展，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明确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方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语义层面分析，创造性转化强调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在内容与形式层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性发展聚焦在旧事物基础上新的突破、质的飞跃，呈现新的文化形态。从关系层面分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强调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同时也存在差异性。创新性发展以创造性转化为基础，强调的是“发展”，即强大生命力的发展，覆盖道德规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等维度；创造性转化以创新性发展为落脚点，强调的是“转化”，即对有价值的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优化。从技术与产业层面分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文化资源梳理、内核提取、案例分析等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诸如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等系统与平台也应运而生；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构建了覆盖“资源—内容—产品—市场—服务—运营”的全方位产业链与“政府—企业—科研”的全领域生态链。因此，有学者对“两创”的运行机理作出如下概括：“基于语境与思想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思想再现—语境再植’的过程；基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辩证分析—逐级抽象’的过程；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的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过程。”尽管围绕传统文化保护及应用的研究与实践已有百余年历史，近年来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成果也日益丰富，但仍旧存在“两创”实现路径不清晰、目标导向不明确、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关系有待明晰、结合有待紧密。“两创”涉及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资源整合与筛选、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有机联结、与时代命题同频共振，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轴线，在美学层面引导着“两创”发展。本文对“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研究强调其外衍意义，即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合共生、协同发展。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是指经过时间沉淀、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中国本土特色、面向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的美学理念、资源和标准，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的继承与优化，有利于为党为国培养出既有爱国主义精神、政治理性，又不乏浪漫主义情怀、审美感性的时代新人。已有学者从艺术细分领域研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问题，提出：“建构具有本土话语特色的音乐生态美学，不仅为弘扬艺术自信，推动音乐学术中国化发展助力，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号召的具体响应。”但美学概念的含混性、主观性、动态性特征决定了本文需要对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呈正相关的“审美”概念加以阐明。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在语义学层面，“审美或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感受状态和情感审照，具体的美感应是审照的内在表现……其所审美的对象必然具有能够使人欣赏、鉴悟、启发或振奋等蕴含着深刻感觉的美的价值或特质”。审美的本质在于“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时空层面，审美对象及其范畴可以分为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相互映射，既从过去寻找审美原点，梳理发展脉络，又结合当下需求，引导现实发展。审美的关键在于将人的主观感受与感性认知纳入客观研究对象，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正是通过建立综合坐标系，将人的主观感情与客观事物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并对二者进行引导。审美的目的在于改变异化的现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这既是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指引的方向，又契合“两创”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初衷。聚焦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虽然带有较强的实用性特征，也为之后“礼乐思想”“美善合一”等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东周时期，诸子百家围绕乐舞思想的本源、功能与教化等内容展开争鸣，形成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系统化审美观念，为道德教化、品性培养、人格塑造、社会风向等提供指引；儒家秉持的审美意识在后世的《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等典著中得以传承，逐渐形成带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审美态度，愈发贴近大众生活，并在当代营造出“日常生活美学”的氛围。从类型维度看，中国历代学者认为，美学观念贯穿于个人品行、齐家治国、诗书礼乐、山川万象、水墨禅意各个方面，审美对象覆盖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艺术美、技术美等诸多维度。有学者总结道：“就根源言，审美的本质是规律与目的相统一活动所产生的自由形式；就功能言，审美的本质是能动协调规律与目的的自由活动方式；就价值言，审美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理想。”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源于历史、动态演化、类型丰富、博采众长，既带有人类审美的共性特征，又具备东方文明的个性特点，尤其是未曾断续、无所不包的特质，与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开放包容、全面整合等要求契合，具备指引“两创”高质量发展的潜质。虽然中国美学实践与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但面对动态变化的世情国情，也暴露出主体性缺失、价值导向模糊、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迭代变化的现实需求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常有无迹可寻、滞后无力之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强调对历时性资源的梳理，又注重与共时性需求的有机联结，在概念溯源、演化发展、当下需求、实现路径等维度为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提供保障。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关系共生概念源于西方生物学研究领域，意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此概念在生物学领域得到完善，并在生态学、社会科学范畴得以应用：“不同种属的生物之间基于资源依赖或功能互补形成的协作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关系的存在，人的存在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尽管“共生”一词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却不乏对“共生”概念的体现与解读。（见表1）表1中国传统文化“共生”概念的体现
以上观点在后世得到继承与发展，产生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阐述。由此可见，“多方互动”“双向交流”“协作互助”“互利互惠”等关键词成为共生概念的共性特征，实现共同发展、协同创新、稳态进化是其本质目标，此概念也被逐步解构和细分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贯穿互惠共存、多元协同发展理念的共生理论为研究当前社会多元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在微观经济、空间场景、区域协调、产业经济等领域得以实践。
文化与审美内涵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融合共生的天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多元性、多意性、动态性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历时性演变、共时性需求决定了二者融合共生的必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丰富资源、“两创”多源异构的前沿实践、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感性共通的多维指引决定了二者融合共生的可行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在对美学发展的经验总结、资源素材整理、对标参照物梳理等方面的优势夯实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情感共通、意义共享、发展指引等维度的特点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模型构建
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过程中存在“路径的落实乏力”，“传统的、静态的文化呈现模式需要大力改造”等问题，需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加以引导，从而更全面系统地梳理文化资源，更积极主动地契合现实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发展也面临不同维度的冲击，尤其是以西方美学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身份认同与价值追求，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进一步铸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根基。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的必要性，需要结合共生理论特性及其现有应用经验，构建共生模型，实现二者在不同端口、层面、环境维度的有机连接。
共生模型主要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构成。有学者指出：“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是共生关系实现的必要条件，共生单元之间顺畅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条件”。共生单元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中国特色审美要素的整合，前者可按照“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历时性文化/共时性文化”等标准进行归类，后者可按照“技术/社会经济/精神/宗教”“优美/壮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荒诞”“阳刚/阴柔/典雅/自然”等标准进行划分。共生模式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两创”的连接，即哪些传统文化需要被“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连接，即传统文化与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连接，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如何与审美研究结合；外在需求与本体研究的连接，即社会需求与学理研究的平衡。共生环境在本研究中体现在外部环境与价值共创两个方面，前者涉及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数字环境、组织环境等，后者由共生单元与共生模式创造，同时引导培育共生单元、引导监督共生模式（见图1）。
图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模型
如图所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共生模型旨在覆盖最大基数的单元，实现最全面的连接，构建最多元化的生态，以理想模型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问题，从而实现“保持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制外来文化强势入侵”与“实现感官的最终解放,所谓的‘未来的诗情’构成一种带有差异性的重复,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感知分配”之目标。与此同时，受时代因素制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研究与实践需要结合现实条件和需求，明确重点、突出优势，即在既定资源分类、核心诉求、立体化呈现等维度实现共生，以具象的协同发展路径为抓手，促进共生模型的完善、递进终极目标。周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冷南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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