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农用动力，战马更是决定战争胜败的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重视马的繁殖和推广。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符号和运输标志，长久印在人们脑海里，驼铃声声成为古代丝路一大景观。武威雷台现代浮雕《汉代丝绸之路》

西汉和田白玉羽人天马，陕西咸阳出土        

唐代彩绘陶马与马夫俑，美国亚洲美术馆藏

         天马是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撒马尔罕）等西域、中亚的特产，它们是游牧民的主要出口物。汉人对于他们难以饲养的马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是出于抵抗北方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的军事目的，而且大量的皇室贵族和官僚豪族都需要马匹。

铜奔马，甘肃武威雷台出土

魏晋灰陶奔马“马踏鹰隼”，甘肃武威2010年出土

        2010年，武威考古研究所又在武威市职业学院院内西南角发掘出土了魏晋时代的灰陶奔马，长59厘米，高46厘米，马踩鹰隼长24厘米，宽20.5厘米。这件“马踏鹰隼”造型与雷台所出铜奔马所谓“马踏飞燕”基本相同，尽管是否鹰隼或燕雀还有待推敲，但是天马身上有马鞍，这个变化说明当时人们追求“天马”的心态已经由神话幻想进入真实状态。山东济南长清县孝堂山石祠汉代画像拓本    

阳信家鎏金铜马，汉茂陵出土唐代三彩马，西安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藏

骑马铜俑，甘肃武威雷台出土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仪仗马队

        汉人出口丝绸、粗纺织品、粮食和其他的奢侈品，都与进口马匹紧密相关。马匹与丝绸的价格比，或者供需上的波动，都源于经济变化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从敦煌悬泉置汉简记载来看，“置”的附属机构“厩”成为必不可少的专门职守，特别是对“马”的记载非常详细，因为传马（驿马）负担运输大宗物资，快马传递信件，接送来往行旅，驾车护送外使，如此等等，都需要良马。

汉代金骆驼，新疆吐鲁番交河沟北1号墓出土

西汉晚期灰陶立驼，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

        在汉代雕塑方面，骆驼造型陶俑凤毛麟角，说明墓葬陪葬品还没有将骆驼列入必备名单中。但是西安沙坡村出土的一对西汉彩绘陶骆驼像，整体造型十分高大，高74厘米，长93厘米，而且写实逼真，神情怡然，十分罕见。

胡人牵骆驼  陕北绥德东汉画像石

陕北神木大葆当画像石门栏

 战国荆州后港出土骑驼人铜灯，荆州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人驼纹铜饰牌，1987年宁夏彭阳县出土

东汉晚期骆驼鞍鞯击鼓画像砖，成都新都区马家镇出土

        从西域、中亚这么多使节往来中携带来的骆驼，不可能都贡献到长安或京师地区去，很有可能就地饲养。悬泉汉简有一简记载：“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佗。”这件文书是朝廷所派担任“苑监侍郎”的古成昌向指定地点骊轩（今永昌县）输送驴和骆驼的记录。“苑监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地牧苑任职的官吏，可见牧苑饲养的不仅有马，还有驴、骆驼。画有眼睫毛的驼俑，2018年咸阳空港新城唐墓出土

纹胎三彩骆驼胡人俑

        骆驼仰首张口，口中可见舌头、牙齿，作嘶叫前进状，两足向前，两足在后，双峰之间坐著一位胡人，胡人高鼻、深目，满腮胡须，头上戴著尖头的皮帽（即所谓浑脱帽），身上穿著胡服，脚穿皮靴，两腿则夹紧贴著骆驼腹部，似乎正在赶路。整体造型十分写实，比例和谐，神情准确，体现着浓郁的异域情调，将往来于中西之间队商的骆驼表现出来。胡商牵驼   唐代山丹卫武骑尉韩胤胄墓室彩砖 长32.5厘米，宽21.5厘米，厚5.5厘米

        胡商牵驼画像砖2000年出土于甘肃省山丹县，彩砖呈东西两式，砖面上模印彩绘的胡商深目高鼻，头戴白色尖顶毡帽，身后肥壮的骆驼张嘴嘶鸣，两峰之间驮着方格纹饰的方形驮子和麻纹饰的椭形驮子。画像砖匠艺精湛，生动地描述了唐代往来于丝路之上进行贸易的西域胡人形象，反映了唐代的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盛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丝路重镇——山丹在唐代是河西走廊上一个重要的商业交易场所。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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