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印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古之玉印至汉而极盛，缘于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以玉载德，以印为信，使玉印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人文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篆文于方寸，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因此，玉印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文人诗书画意传统文化精髓的物质根基。

图2 碧玉 《皇帝奉天之宝》

一、古代玉印风格特征分析

1.历史简述

玉印千百年来一直为封建皇权的最高信物，玉印文化始于西周盛于汉代。汉以前的玉印大抵以大篆为主，在篆刻史上定性为古玺印。两汉时的文化艺术进入历史高峰，印艺尤甚，其中玉印艺术更是空前绝后，汉以后，即使到了今天，其艺术的发展依然是式微状态。和其他门类艺术相比，可谓后退2000年。汉代玉印以缪篆体为主，阴刻居多，鲜有阳刻。偶有鸟虫篆入印，其艺术造诣颇高，但量非常少。古代玉印皆为皇家所有，非王族不能拥有玉印，皇帝印称玉玺，古代玉玺由秦始皇命李斯制，史称“传国玉玺”，至后唐李从珂后失传，后面发现者皆为赝品。汉以后至清末，这门艺术一直处于式微状态，因历史和其制作难度大的原因，涉及这门艺术者极少，即使偶有涉足者也大都浅尝辄止。清朝因国力皇权极盛，且皇帝对传统艺术极其重视，史载其玉玺有37方之多，但其工艺和艺术并无任何进展，从意境上来说，其工艺和艺术明显逊于两汉玉印，其工艺上以阳刻居多。中华民国时，浙派传人王福庵先生任印铸局局长，由其设计的中华民国玉玺印是用东陵玉制作，艺术性颇高，但其工艺却极为简单，可惜仅此一件而矣。

图3 白玉 《周右車》

2.材质及印风特征

在中国文化中，玉，自古以来就因其坚韧、温润、细腻的特性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礼记》载：“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故而，由玉所引申出的文化内涵、社会观念及精神寄托，也就决定了玉器之功用兼具崇高性和神圣性。以凭信作用为主的玺印与玉相结合，则将玉之独特意义带入玺印之中，进而玉印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等级制度与社会风尚等诸多问题之重要依据。

目前传世和出土的玉质玺印总数仅五百余方，其中汉代最多，战国次之，秦代最少，且玉质私印所占比重远高于官印。战国时期，尚未形成严格的印章制度，玉质官玺和私玺是并行存在的。至秦代，始对印制做出了明确规定，于不同等级之印章材质、形制等方面均有严格限制，《史记·秦始皇本纪》：“矫王御玺及太后玺。”《集解》引魏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故知秦统一后，仅天子之玺可用玉，所以，目前所见秦玉质私印或为秦统一前之物。

汉初承袭秦制，官印制度也大体相类，但对玉印的使用似乎未见有明确要求。汉武帝时曾对印制做出更加细致的规定，应劭《汉官仪》记载：“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但未言及玉印，所以在汉代玉质官印中可以见到“皇后之玺”“淮阳王玺”等，已非魏宏所谓“天子独以玉”。但目前所见汉代玉质官印的持有者多是王侯或与皇室有关的身份，其在使用上或仍具有一定的等级观念。

而玉质私印则形成了与官印不同且相对独立的体系，其形制、使用群体等均不受阶级和阶层的限定，佩戴玉印只是作为身份地位或德行之表现，保持着“唯其所好”的特征。相比于铜质印章，玉印在凭信功用之上，寄托了人们“君子怀玉”的精神信仰。因而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玉印的广泛性逐渐得以体现。

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虽然其数量相较于铜印而言甚稀，但玉印所承载的社会心理、社会地位等内涵，以及玉本身所具备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耐氧化、耐侵蚀之特性，亦使其具备了不同于其他印章的属性。故，玉印之印文风格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金属质地印章相分离，形成了既紧随时代特色，又兼具独立艺术特点的风格面貌。

图3 白玉 《周右車》

战国时期就玉印总体风格而言，无论字法、章法，与铜质玺印并无太大区别，均体现出古玺印奇肆圆活、疏朗空灵之面目。其不同之处，则更多体现在线条的质感上。因玉坚韧之特性，玉印的制作方式迥别于金属印，古玉印主要以圆形跎具蘸解玉砂琢制而成。故而，所琢之线多呈两头尖锐、中间肥厚，这种线条的表现是符合制作工艺特点的。但仅以制作之简便去观照玉印风貌缘由，是与其丰富内涵不相符合的。一方面，战国玉印虽以白文为主，但个别朱文玉印制作精良，足见战国时工匠制玉手段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人们对玉之尊崇及精神寄托，也不可能以简便为之；另一方面，由同时期书法线条之表现可见，“丰中锐未”的线形亦见于金文、简牍文字之中。故而，该种线形的形成，应该是符合时代文字的书写特征的，又吻合制作便利之要求。也正由于线条形态的不同，于笔画转折交接处则显现出一种灵动松活之感。虽然战国玉印在线条上的特点使其别有趣味，但就其整体而言仍属铜印风貌之范畴。秦系玉印与六国风格略有不同，虽总体具有率意纯朴的风格，但已渐显规整之形态。秦印既有“日”字、“田”字界格的使用，亦可见有边框而无界格之形态，且其线条都更趋于规范、整饬、不似他国玉印般天真烂漫。众所周知，印章艺术于汉代又达到一个高峰，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及高雅的审美格调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玉印也在这种环境下实现了自我完善，显示出独立的品格。加之制玉工具的改进及治玉技术的提升，使玉印在汉代逐渐脱离铜质玺印藩篱，形成了温婉流转、平和静逸的独特面貌。这种审美情趣亦大大丰富了“汉印风格系统”之整体内涵。

汉玉印与汉铜印之间可说是内核关联紧密而表现形式迥异的存在。首先，玉印印文之排列不同于铜质玺印，较少有“印”“之印”“章”等附文，多为两字或三字左右排列，进而可以充分利用小篆书体修长流动、平和婉转之特征，形成更为自然畅达、宁静祥和之意趣。其次，就入印文字而言，汉玉印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是以“缪篆”为文字基础的玉印风格。其线条在挺拔的基础上，凸显飘逸灵动之姿，弧线婉转，而起收笔多用方切，形成刚柔并济、婉约俊逸的线条审美意趣。于印文布白上，在符合汉印“方、奇、匀、正”的基础规律之下，更加注重线条与空间的通达、停匀、完整、统一。同时巧妙运用避让、穿插等艺术手法以配合章法之视觉平稳，各得其所而无扭捏造作之感。在线条和章法独特的表现形式下，展现出汉印独特的艺术风范，此类作品可说是汉印之代表。另有一类则是以“鸟虫篆”为文字基础的玉印风格。“鸟虫篆”滥觞于周秦，具有很强的美术化、装饰化特性，虽不适于日常书写，却在玺印中大放异彩。鸟虫印发展至汉代已然确立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并存的表现形式。虽然其间带有诸多鱼、虫、鸟、羽等装饰性图案或盘桓曲折之线条，但并未破坏文字原本构造。可以说很巧妙地处理了字法规范性和装饰性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汉印之审美范式。相较于铜质印章，玉质鸟虫印则更显精致灵动，其线条更见笔触的丰富提按变化、挥运过程中使转之自然流动，颇为精妙。同时，从诸多实物上我们亦能看出汉代治玉技术之精湛。

玉印艺术之兴衰伴随着整个印章艺术的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以来，佩玉风气发生变化及印章审美趋于流俗，使玉印的光辉逐渐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之中、尽管隋唐以来，皇室贵族仍然用玉治印，但其面貌已乏古雅之意。至元明时期文人印兴起，加之王冕、朱、文彭诸家以石为印材的实践，印石完全取代了铜、金、玉等传统材质，玉印由此也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优雅内敛的“玉印风格”却以另一种模式在延续，明清以降善于此道者亦不乏其人，如清代林皋、近代方介堪都是仿玉印的个中好手。故玉质印材虽已基本消亡，但玉印或典雅、或华丽的风格特征，依然影响着后世直至现今印人的创作观玉审观。

图4 白玉 《厚积薄发》印

二、当代玉印的创作实践

1.海派玉印创作

笔者因机缘与玉印结缘，因对诗书画印传统艺术的特有情怀和热爱，成年后长期浸淫于书、画、篆刻艺术的学习。后又有幸进入有玉界黄埔军校之称的玉雕厂，被浓厚的玉雕工艺艺术氛围所熏陶，潜心于玉艺的学习和研究，经长期的研习，终将玉雕技艺、书法笔法、篆刻刀法合而为一，练就属于自己的‘周氏昆吾刀法’。在工艺和艺术上既继承古代玉印的工艺和艺术的特点，又有了新的思想和发展。如工艺上，古代玉印大多以覆斗印形式为主，间有龟钮印、兽印、龙印、凤印等，至清时，乾隆朝大多以龙钮印为主。笔者在技法和设计印钮的理念更为成熟精致外，且能突破藩篱，创作更多形制的印钮。艺术上，笔者在秉承战国古玺印和汉代玉印的基础又融入流派印元素，如由古代的阴刻之外有了全面的阳刻技艺，篆体上揉进了流派印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陈巨来及浙派的艺术风格，让篆文更为流动紧凑。古代玉印皆为官名或人名，少多字印，笔者可以励志名言或历代哲学名人精美诗词语句入印。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字皆可入印，且能通篇神完气足地完成。在鸟虫篆入印上，笔者吸收当代鸟虫印名家如韩天衡、陈身道、吴子健等大家艺术特点外，结合自身审美取向，能创作属于带有玉性的周氏鸟篆体玉印。

其实在创作玉印的同时，笔者发现，艺术当随时代。一门艺术除了技艺精湛，表达作者个人的情感和修养之外，其文化属性和时代性尤为重要。由是，笔者想到了玉印艺术要有当代文化的担当和社会的使命感，唯有如此这门艺术才能在当下蓬勃发展，让更多的人们喜欢这门艺术。

图5 《厚积薄发》印文

2.玉印的传承与发展

玉印作为封建皇权的最高信物，其固有的王者气质非任何其他艺术物体可替代。古代玉印皆为皇家服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类文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佛教文化、学院文化、女性文化、企业文化、家族文化等，这些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性明显有后劲不足之处，各大企业和家族的发展大抵都是创一代，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代表行业的最高精神和情感的信物或物体出现。“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笔者以为，以天人合一、永世不朽的皇家玉印来承载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