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在千余年的发展中，始终与域外文化保持着联系，文化交流贯穿于工艺发展始终。这种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表现，一方面，域外文化通过宗教、贸易等方式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本土玻璃工艺的技术、形式与审美；另一方面，中国玻璃工艺对域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玻璃发展亦有影响。总体上，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使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呈现出既独立又融通的风格面貌。
图1 战国 蜻蜓眼 玻璃 直径5.9cm 孔径1.2cm
中国古代玻璃交流存在一个十分特别的现象：域外玻璃长期“输入”国内，持续时间久，进口数量大，远超中国玻璃对外“输出”的规模，这与人们对古代中国作为工艺大国总是向外“输出”的印象相悖。中国玻璃虽有两千余年历史，但在古代并不发达，对外影响力弱，不像陶瓷、丝绸等工艺那样举世闻名。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2500年两河流域玻璃制造之始至中国清代玻璃鼎盛期结束，玻璃工艺先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罗马、波斯萨珊、伊斯兰阿拉伯、威尼斯、波西米亚等地大放异彩，成为当时当地的重要工艺门类并影响世界，因此，域外玻璃持续大量进口也就不足为奇。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新疆地区就已有玻璃贸易往来。在新疆克孜尔墓出土了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制品，这些玻璃制品在成分上接近西亚古代玻璃，其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早期。两汉丝绸之路开通之时，正值罗马玻璃制造的繁荣期，罗马凭借其发明的吹制技术使玻璃在制作工艺上更为高效和精美，这为罗马玻璃的传播与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精美的罗马玻璃自然也受到中国上层贵族的喜爱，大批罗马玻璃进口到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世家大族生活奢靡，进口玻璃成为贵族争抢与炫富之物，促进了域外玻璃的大量进口，此时进口的玻璃除罗马玻璃晚期制品，还有萨珊玻璃。隋唐时期正值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兴起之际，阿拉伯人继承了罗马、萨珊玻璃的优秀传统，不仅发展了刻花、热塑、吹制等工艺，还独创釉料彩绘工艺，这些都成为当时传入中国的主要玻璃工艺品类。宋辽时期，伊斯兰玻璃继续大量输入中国，出土文物中既有工艺精湛的玻璃精品，也有日常普通玻璃器。元明以后，中国本土玻璃制作规模增加，进口玻璃数量减少但仍有输入。15—17世纪是威尼斯玻璃的兴盛期，威尼斯玻璃畅销全球，此时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作为文艺复兴起源地的意大利，在文化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威尼斯玻璃的迅速发展，当时传入中国的不仅有玻璃制品，还有更为先进的玻璃工艺技术，尤其对于清代玻璃制造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2 清 乾隆葫芦式鼻烟壶金星 玻璃 高5.3cm 最大腹径4.2cm
中外玻璃工艺技术上的交流互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域外玻璃工艺技术传入后，中国对外来技术的融合利用；二是中国玻璃工艺对外交流与传播。对玻璃工艺的起源而言，中国本土玻璃制造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约1000年，外来工艺技术对中国的影响是必然的。同时，随着中国玻璃制作技艺的提升，玻璃制品也随着文化交流走向了世界。张骞通西域后，中外玻璃交流更为频繁畅通，不仅包括玻璃制品的贸易交流，也包含了玻璃制作技术的交流。在丝绸之路新疆天山南北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玻璃制品，其年代从西周到元代，既有域外传统玻璃成分配方的“钠钙玻璃”，亦有中国本土独有的“铅钡玻璃”，还有取自新疆当地矿物（含有氧化铅和氧化锑）制作的玻璃珠。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新疆是中国最早能制造玻璃的地方，是东西方技术交流的融合处。[1]在外来技术的吸收利用上，中国的“蜻蜓眼”玻璃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1）。战国早期的“蜻蜓眼”是来自西亚的舶来品，玻璃成分为“钠钙玻璃”。到战国末期，“蜻蜓眼”的玻璃成分发生改变，为中国本土特有的“铅钡玻璃”，这是学习利用西亚的制作技术而在本土生产玻璃的一个证明。吹制技术的发明在玻璃工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极大提升了玻璃制作效率，而且吹制玻璃器通透轻薄，耐腐蚀，美观实用，促进了罗马玻璃制品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罗马的吹制技术也传播至各地。中国汉代已有进口的罗马玻璃，但本土玻璃制造还没有利用吹制技术，普遍采用模铸工艺，这是由于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播要远远滞后于商品的流通，而到北魏时期，本土开始运用吹制技术，并制作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的玻璃器，如钵、葫芦瓶等，此后的玻璃制作就较多运用吹制技术。隋代本土玻璃制作技艺提高，在出土的大量玻璃器中，有部分是运用钠钙玻璃成份与吹制接棒技术制作的具有中国器物特征的玻璃制品，这与东西玻璃技术交流十分有关。伊斯兰玻璃传入中国的同时，伊斯兰玻璃原料也进口到中国，[2]从域外打捞出的伊斯兰沉船中可以推测，船上装载大量半成品的玻璃料块，很可能在运往目的地后在当地进行回炉制作，这样可以避免直接运输玻璃制品而破碎的风险。清代对外来玻璃技术的采纳、吸收与创新史无前例，康熙朝是清代玻璃制作工艺的开端和奠定基础的时期。康熙帝兴趣广博，热爱科学，于1696年敕命建造宫廷造办处玻璃厂，在传教士德国人纪里安（KilianStumpf）指导下进行，于1700年建成，[3]同时聘请西洋玻璃技师负责窑炉建造、玻璃配方和学徒训练。此后经过雍正、乾隆几代努力，中国在套色雕刻、玻璃胎画珐琅、金星玻璃等工艺上融入了本土特色的造型元素与审美趣味（图2），玻璃工艺达到了可与世界比肩的水平。在中国玻璃传播与交流方面，早在西汉时，中国铅钡玻璃制品就已传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日本早期玻璃制品出现于弥生时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晚期，其成分为中国独有的“铅钡玻璃”，据推测一部分是从中国传入，一部分是利用中国玻璃原料或技术在日本当地制作而成。朝鲜半岛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制品，很多为汉代玻璃器物，如玻璃耳、玻璃珠等。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出现了大量用来盛放舍利子的玻璃容器，此时的玻璃为高铅玻璃，伴随唐文化东传，这种玻璃器物的功用方式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当地玻璃舍利瓶在成份与形制上也与中国近似，说明了中国高铅玻璃技术也传入了当地。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唐代玻璃唾壶（图3），玻璃成分为西方钠钙玻璃，但在造型上却是典型的中国器物，推测是在中国利用伊斯兰玻璃原料制作后，又经遣唐使、留学生或僧人等传入日本。明代称呼玻璃也叫“硝子”，可能是以硝石作为熔炼玻璃的助熔剂而得名，这个称呼在今天的日本仍然使用，反映出当时中日玻璃工艺的交流。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将国产玻璃珠带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颇受当地欢迎。清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发展的高峰，从康熙到嘉庆早期，玻璃制造从宫廷造办处到民间工坊一片繁荣，推动了玻璃在大众中的普及，也促进了大量玻璃饰品的出口。美国在乾隆四十七年派“中国皇后”号商船到中国通商，从广州购进了玻璃珠饰，后来美国考古学家在发掘土著印第安人遗址时，发现很多清代玻璃珠饰，[4]成为见证中美玻璃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图3 唐 蓝色玻璃唾壶 高9cm 口径11.7cm 日本正仓院藏
宗教曾在中外玻璃工艺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欧洲基督教兴起后，修道院修士发现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可以营造光色萦绕的氛围，从而荣耀上帝，于是投入大量金钱与技术发展了彩色玻璃。[5]在中国玻璃工艺史上，佛教对于玻璃的形式与功用也曾起到十分特殊的作用，并经过中国化的融合创造后传至东亚和东南亚。此外，欧洲传教士对中国清代玻璃工艺的繁荣产生了积极作用。佛教文化源于印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融合、碰撞，发展为本土主要的宗教之一。在印度佛教中有建佛塔安奉舍利的习惯，即将舍利放入宝函之中再埋于塔基之内，该瘗埋制度传入中国后，中国独创了用玻璃容器来盛放舍利的方式，有时还用玻璃香料瓶、玻璃碗、玻璃净瓶、玻璃饰品等作为供奉物（图4）。玻璃的这一功用在隋唐宋辽时期最为盛行。河北定县北魏塔基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有纪年的塔基，为北魏孝文帝修建，塔基内的石函中就装有玻璃容器和玻璃珠。隋文帝时期大力弘扬佛教，曾敕令在全国各州修建宝塔安奉佛舍利，大部分使用了玻璃瓶。玻璃舍利瓶发展至唐代后形成了更为完善的规制，此时玻璃瓶多为高铅玻璃，透明度高，细颈球腹，尺寸较小，舍利存于其中，再由里及外逐层放入金、银、铜、石制的多层宝函中，可见作为最内层的玻璃瓶之珍贵。玻璃在唐代亦称琉璃，为佛教七宝之一，地位尊贵，当时的唐人尚不知玻璃为人造材料，误认为是西域传入的天然稀有之物，故视玻璃为宝物。至此，玻璃与佛教的关联更加紧密，从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大量玻璃器物出土于寺院佛塔中，其中既有本土制造的玻璃，也有进口玻璃，多为精品。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出土了玻璃舍利瓶，反映了东亚、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与工艺交流。清代玻璃工艺达到高峰，这与外国传教士的贡献不无关联。16世纪后半期，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不仅有宗教知识，重要的是还拥有科学知识和艺术才能，以此服务于朝廷而获得更大的传教自由度和信任度，他们通常会将西方当时先进成熟的玻璃制作技术和成型工艺带入清廷。[6]康熙在与传教士的密切交往中决定成立造办处玻璃厂，聘请国外技师参与。此后在以外国传教士纪里安、纪文、汤执中为代表的传教士的帮助下，在基于欧洲玻璃工艺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玻璃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4 唐 盘口玻璃瓶 高21.4cm 口径4.7cm 腹径10.7cm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在古代玻璃工艺发展的过程中，同期并行的各文明都因其所处地理环境与地域人文的不同，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玻璃工艺状况与发展轨迹，并在某些时刻产生交集。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都十分珍视域外玻璃，并对域外玻璃技术加以学习吸收，选择了适合本民族审美与使用需求的工艺加以利用创新，这其中有对自身技术不足的认识，也有对工艺较为局限的理解，同时也有兼容并包的大国自信，由此形成了中国玻璃工艺的特色之路。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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