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邱志杰:以社会美育工作站为平台的新艺科人才培养(三)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7-29  浏览量:0

五、构建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推动新艺术学科人才培养

社会美育之道贵在入世,不在悬空;贵在行久,不在一时之热闹。美育若能深入城乡肌理、行业业态与日常生活之中,则可由点成面,由面成势。天津美术学院近年所推动之“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正是在此认识之上展开的一种制度性探索。它既是社会美育的组织方式,也是新艺科人才培养的实践平台;既是高校服务社会的新机制,也是艺术学科自我更新的新路径。其意不在于多设若干站点、举办若干活动,而在于重新回答一所艺术学院何以存在、何以与城乡共生、何以在新时代中证明自身价值。如1936年天津曾创办下朱庄家事教育实验区(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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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天津武清区下朱庄家事教育实验区

(一)以工作站为枢纽:由校园美育走向社会美育

传统艺术教育偏重学院内部的课程、工作室与展览系统。重作品、重技法、重风格,而对于艺术如何进入社会、如何回应生活、如何在真实问题中发挥作用,重视尚显不足。新艺科之所以为“新”,正在于它不再把艺术理解为封闭的专业训练,而是强调全人教育、主动学习、科艺融通、真题真做,要求教学、研究、生产与社会服务彼此贯通。社会美育工作站,正是这种新艺科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具体载体。(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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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社会美育工作站

所谓工作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实践基地或驻点项目,而是一种分布在具体地点、面对具体问题、持续开展工作的社会美育机构网络。它的目标是把“成果转化”这一传统上发生在教学之后、研究之后的环节,提前到教学与研究过程之中,使教学本身就是服务,研究本身就是产出,项目推进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由是,所谓“真题真做”,便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一种工作方法:研究生进入地方,面对真实人群、真实场景、真实矛盾,论文就写当地的问题,设计就做当地的命题,策展、课程、工作坊、传播与服务同步发生,学院的知识便在社会之中遭受为难与尴尬,也在社会之中获得复活与新生。

(二)双主理人制:双师制的更新版本

天津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采取“双主理人制”。每一处工作站,皆由学院主理人与地方主理人共同负责:前者通常由天津美术学院相关院系的教师担任,后者则由当地机构、社区、企业、文化工作者或“地方能人”承担。两位主理人共同带领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及地方参与者展开工作,一方面使学院的专业资源得以落地,另一方面使项目真正通人情、接地气,不至于成为浮光掠影的文化表演。

若从教育机制上看,这实为“双师制”的升级版本。它不仅实现了“学术导师+行业导师”的组合,更推动了教育者与学习者角色的迁移与更新。教师不再只是教室里的讲授者,而成为项目组织者、地方协商者、问题提出者、知识翻译者;学生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训练的学习者,而成为社会服务的参与者、公共项目的推进者、真实情境中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甚至也成为发问者和答题者本身。由此,教与学的边界被重新打开,师生关系由单向授受转向协同共创,学习也因此从知识输入转向能力生成与人格历练。

(三)从实践基地到社会装置:工作站模式的形成

天津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工作站”并非一朝兴起,其构想积累已久。笔者早在中国美院时期,相关的田野研究和跨学科团队实践便已展开;在中央美院时期,又进一步带领研究生进行网站建设,并着手编写《社会美育工作手册》,试图像《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工作手册》那样,为大众提供一部“拿来即可操作”的社会美育指南。其核心用意,是将美育从抽象理念和零散活动,转变为可执行、可复制、可迭代的工作系统。

天津美术学院之所以能造就这一体系,也并非偶然。天津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又具备高校、社区、景区、旧街区、工业遗址彼此交织的城市肌理。天津美术学院所处的天美艺术街区,邻近大悲院、天津之眼等重要地标,周边又有大面积老旧小区,未来可形成集校区、景区、社区、文创园区为一体的复合型空间。此种城市界面,恰为社会美育提供了天然接口。为此,天津美术学院专门成立“津美融合创新研究院”,下设社会美育研究中心,作为工作站网络的统筹中枢。2025年初,学院正式发布“社会美育工作站计划”,首批即有38个工作站,分布于天津及全国多地,并设有伦敦唐人街海外站点。其后一年之间,站点数量又继续增长,目前为69个,显示出这一体系旺盛的扩展能力。(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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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社会美育地图

(四)因地制宜:工作站所回应的真实问题

社会美育工作站的生命力,不在于数量之多,而在于其能否真正回应地方真实问题。天津美术学院的经验表明,各地所面临的情境虽各不相同,然其问题往往可以归结为若干共通主题:文脉记忆的修复、共同体的营造、景观更新、社会治理、产业转型、科学教育、生命教育、创造力开发等。这些议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问题”,却恰恰是艺术最能发挥作用之处。

例如,在厦门殿前村这样的高密度城中村,工作站所开展的是科普美育与特殊儿童美育;在新疆策勒,青少年诗歌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相结合;在湖南沅江大元社,工作重点转为留守儿童的艺术陪伴与生命关怀;在甘肃敦煌,则由中国画学院艺术修复方向的教师牵头,把壁画修复、美学体验与在地文旅业态结合起来,甚至开设了以壁画修复为主题的民宿。又如在福建东山岛,“国际儿童诗歌海滩计划”将全球儿童诗歌刻于礁石之上,使美育、公共艺术、国际传播和地方景观更新合而为一;在湖北宜昌,工作站则尝试将长江大保护生态科普与公共景观设计结合;在福建德化,则围绕白瓷产业升级、智能制造与当代表达展开工作;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则把公共设施设计、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连“雨天接水装置”也可成为可移动公共艺术。这些案例说明,社会美育工作站并不是把艺术“附着”在地方问题之上,而是把艺术变成理解问题、组织行动、沟通公众和创造新价值的方法。

(五)共性机制:从个案中提炼可复制的方法

各地工作站虽各有差异,然其工作模型却逐渐显现出若干相通之处。

其一,是重视“在地能人”和地方主理人的作用,不以外来团队自居,而是与地方文脉、地方人情和地方资源深度结合。

其二,是项目提出机制兼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既回应政府、社区、学校、企业等主体的真实需求,也鼓励师生主动提出议程,发现问题,生成项目。

其三,是强调互动性与教育性,不把社会服务仅仅理解为设计交付,而是把展览、课程、工作坊、志愿行动、社区参与和持续对话一并纳入。

其四,是重视美育与科普、文旅、非遗、地方产业之间的深度结合,使项目不止于审美提升,也能带来真实的文化、经济与治理效益。

其五,是通过例会、互访、案例集、工作手册等方式,逐步形成经验交流和制度沉淀机制。

有些做法具有明显的地方独特性,有些则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如儿童诗歌教育、家族老照片采集与集体家谱建构、科普壁画、社区建筑观察日志、地方志共写等,往往在不同地方都能低成本启动,并取得良好效果。其可贵之处正在于,它们并不依赖巨额投入,而是依靠方法得当、组织得力和人群参与,便可发生作用。若能将这些低门槛、高效能、可复制的“招数”不断整理、共享与优化,则工作站网络的扩展速度与质量,皆可呈几何级数提升。

(六)研究中心的角色:理论、制度、人才与成果的中枢

工作站体系要避免流于零散,必须有一个研究与管理的中枢。天津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中心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角色。其任务大体可分为五端:

一是理论建设,即梳理社会美育的范畴、方法、类型与评价体系,推动相关课题研究;

二是制度建设,即研究工作站的管理机制、运行流程,以及地方需求与高校评估体系之间如何磨合;

三是点位建设,即根据人才与条件合理布点,形成典型案例,并逐步复制推广,增加网络的密度与强度;

四是人才建设,通过例会、互访、高研班、项目培训等方式,促进各站点主理人和青年教师、研究生之间的经验交流与能力提升;

五是成果建设,包括课程论证、教材编撰、专著出版、社会美育公开课发布等,使经验由现场上升为知识,再由知识反哺现场。

若从更大的图景来看,这个研究中心要做的,乃是把分散在不同站点、不同人群、不同场景中的实践智慧,逐渐汇聚为一种可持续生长的社会美育知识体系。用一句更简明的话说,它既是管理中枢,也是学习中枢;既是制度中枢,也是创新中枢。

(七)天美夜校与研学体系:工作站向公众教育的延伸

若说工作站体系是社会美育深入地方、回应真实问题的骨架,那么“天美夜校”与研学体系则可视为其面向更广大公众的展开。天美夜校以普及艺术知识、提升大众审美为目标,围绕书法、中国画、雕塑、陶瓷、拓印、植物染、美术鉴赏等开设丰富课程,吸引了不同年龄、职业的人群参与。其成功并不只在于课程数量多,更在于课程设计真正切近群众需求,能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小而美、可动手、可获得的体验。

其课程设计思路,尤可玩味:要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进、愿意来,则要前期有传播,后期有输出,使学员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本身成为下一期招生的最佳宣传;课程不宜过于学究、过于体系化,而要强调趣味性、参与性和实践感。譬如,把国画课程设计成“每人画一把团扇”,便比泛泛地讲山水花鸟更有吸引力;把“生态艺术史”转化为人人动手做一个“生态箱”,便使知识、实践与感受自然融会,且能直接进入家庭;“金缮美学”“中式生活空间美学”“自动性绘画疗愈”等课程之所以受欢迎,也正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生活焦虑、精神需求和居住经验产生了连接。

在此基础上,天美夜校还可进一步与研学体系、中小学美育浸润结合,开发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感受力、表达力、创造力课程,如“儿童诗歌写作工作坊”“形容词工作坊”“名词工作坊”“看云工作坊”“问石工作坊”“茶艺工作坊”“造字工作坊”等,使美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绘画或临摹训练,而进入语言、观察、命名、联想、游戏与生活体验的更广阔空间。书法教学亦可因应青少年特点,减少枯燥僵化的临摹训练,引入游戏化学习,使传统文化真正成为可喜可爱的生活资源。

(八)推动新艺术学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即教育现场

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对于天津美术学院的意义,不止于服务社会,更在于重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参与工作站工作,可计入实践学分,在地工作本身即可能转化为论文题目、艺术设计题目,乃至未来职业方向。此种培养方式,真正实现了“真题真做”——学生不是先在学院里虚拟训练,再设法寻找社会出口,而是一开始就站在社会现实之中学习、研究与创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既懂专业,又懂社会,既有艺术眼光,也有问题意识和组织能力,自然更能适应未来多变的职业格局。

更重要的是,社会美育工作站为艺术学院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融通提供了最佳现场。国画、科技艺术、设计、修复、建筑、艺术史等方向,在学院内部往往各守边界,而一进入真实地方问题之中,这些边界便自然被打破。一个地方项目往往既需要图像表达,也需要空间设计;既需要地方志整理,也需要数字传播;既需要非遗资源梳理,也需要公共艺术与活动策划。社会美育因此成为新艺科最生动的试验场——在这里,艺术教育不再是分科独行,而是在真实社会问题面前重新组合。

(九)天津美术学院的新使命

由是观之,天津美术学院所布局的社会美育体系,其实正构成学院“新艺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要求专业教育模式本身转向产学研用融通,转向“真题真做”的课程要求;另一方面强调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把艺术教育与社会美育重新紧密联结。而最具体、最可见、最具开拓性的举措便是社会美育工作站体系与天美夜校体系的双轮推进。二者一内一外,一深一广:工作站深入地方、进入真实社会;夜校面向公众、扩展城市文化生活。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新的学院形象——不只是培养少数职业艺术家,而是作为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感受力、表达力与创造力发动机。

蔡元培有言:“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美育的推广,归宿于都市的美化。”今日看来,此言尤有深意。学校美育固以高校为龙头,而社会美育工作站,则恰是以天津美术学院这样一所高校为中枢,把学校的教学与人才资源同地方的文脉、空间、产业与人群资源相叠加,成为社会美育工作者的工作平台与交流平台。未来,若此网络愈加辽阔,若这张地图愈加密集,则其所带来的,便不只是若干项目之成败,而是一个城市审美气质的改变,一种社会创造力基因的缓慢重写。

凡此诸端,归根到底,所要回答者仍是那个朴素而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需要供养一所艺术学院?答案不在少数明星艺术家,不在几件高价作品,亦不在学院自我循环的荣耀之中,而在于这所学院能否使所在城市的人们变得更有感受力、更有表达力、更有创造力,能否让一座城市因其存在而更浪漫、更自信、更有品质、更有想象力。

若能如此,则艺术学院不再只是专业教育机构,而成为社会精神更新的装置;艺术学科也不再只是技艺之学,而成为一种真正的新艺科。若以美育润城,以教育化人,以艺术通世,以长久之心为之,则其功不在朝夕,而可望岁月之后,风气丕变,文脉复兴,人才蔚起,城与人皆焕然有光焉。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

邱志杰,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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