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演进的内生逻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内部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种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内部要素演进的哲学基础，为理解乡村发展由外向内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乡村振兴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输血式”模式已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境，亟须转向依靠内生要素驱动的“造血式”发展。文化作为乡村核心、极具韧性的内生要素，通过资源激活、主体重塑与结构耦合三重逻辑（图1），可构建起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闭环。

图1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逻辑框架

（一）资源激活逻辑：从沉睡资源到增值资本

资源内生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在地文化包括党建文化、民俗文化、家户文化、产业文化和乡贤文化。这些是区别于城市的“基因密码”。例如，革命老区与民族地区叠加的区域，凭借丰富的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乡愁记忆，多重文化属性的集成优势成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但对一些地区而言，这些文化资源往往处于“沉睡”状态，激活文化资源的关键在于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泛指与文化和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是用来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发挥作用的功能性概念。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赋能的关键在于通过“解码—转化—运营”机制，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被市场识别与交易的文化资本。第一，具身化资本的技能转化。在乡村场域中，具身化资本体现为内化于农民个体的技艺、记忆与认知。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市汤沟村通过师徒传承与现代培训，将村民零散的酿酒手艺转化为标准化的致富技能；湖南衡山革命老区通过唤醒村民集体的红色记忆与价值认同，感召中青年新乡贤回流，完成精神动能向人力资本的转化。第二，客体化资本的物质空间载体与价值转化。客体化资本主要以物质对象和物理介质为存在形态。如云南省剑川县依托剑川木雕这一非遗项目，打造集“产、学、研、旅”于一体的艺术小镇，将这一文化符号嵌入民宿、工坊等物理空间，创造出沉浸式体验的消费场景，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客体化转移。第三，制度化资本的村规民约和品牌确权。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制度，通过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与福利供给全过程，能转化为促进乡村善治与资源配置的内生动力，降低乡村治理成本；在品牌确权实践中，如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香包的品牌化构建，将分散的民间手艺通过非遗认证与品牌背书，固化为具有公信力的制度资产，从而获得市场溢价能力，完成文化资源向品牌资产的制度化转型。

（二）主体重塑逻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设

文化认同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其关键在于乡村主体性的重塑。首先，农民主体性包括了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农民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历史和独特性有更深刻的认知，主动认同并珍视乡村文化，如传统习俗、农耕技艺、地方艺术等，将其作为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的重要来源。这种认同感是激发农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建设者的心理基础，使其在乡村建设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角色蜕变，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决策主体。此外，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协同机制构建行动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乡村振兴的实质是政治能人、经济能人与社会能人等内生多元主体在制度逻辑的协调下，从利益冲突走向协同合作的过程。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构建多主体的协同行动网络。总的来说，乡村文化主体重塑是一个动态过程，旨在激发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文化自觉和创造力，使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三）结构耦合逻辑：从系统分离到融合共生

结构耦合是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结构耦合是指不同系统之间通过特定机制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乡村文化系统中分解出四个子系统，即农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和自治文化。文化作为“元系统”，通过结构耦合渗透至其他子系统，实现全域赋能。

一是价值渗透与功能互馈。文化融入了乡村发展的各个维度。例如，生态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形成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产业转化；伦理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能促成德治、法治与自治的同频共振。因此，这些结构耦合让文化从“虚”转“实”，使乡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重塑社会秩序与精神世界，有效避免发展失衡的风险。二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破局增效。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驱动，以高科技为支撑，以高质量和高效能为指引，以文化创作生产为核心内容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在数字时代，文化新质生产力成为结构耦合的关键中介。借助数字档案采集、虚拟现实体验以及算法精准分发等手段，乡土文化突破了传播的时空壁垒，化解了长期以来的“资源变现难”困境。通过“硬设施+软文化+新数字”的综合体系，强化了文化产业升级与村民创收的赋能效用。三是差异化的动态耦合策略。系统间的耦合呈现出非均衡演进特征。从发展规律来看，在耦合初级阶段，应侧重于人力资本培育与特色资源挖掘；在耦合高级阶段，则需依托交通网络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强化系统间的要素流动与高效协同。文旅融合等赋能模式具备空间溢出属性，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的溢出效应凸显，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维度的直接赋能效应更强。这些因地制宜的耦合策略，遵循了区域发展规律，推动乡村振兴由局部的点状突破走向全域的系统协同。

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与供需偏差

政策的精准设定应明确四个问题：供给主体是谁、供给什么、如何供给以及供给的结果如何。本文从政策供给主体、内容和工具去考察乡村文化政策供给的效能，发现该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了乡村振兴，但相关政策供给也存在供需偏差问题。

（一）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现状维度分析

1.多元性政策供给主体

政策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全过程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它在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中，政策供给不再是单一的政府行政指令，而是形成“直接主体主导、间接主体协同”的多元格局。直接主体包括参与政策制定与落地执行的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间接主体则涵盖通过资源供给、需求反馈等方式参与政策过程的市场、社会与农民群体。二者协同构成政策供给的完整主体体系。

一是党和国家行政机关是政策供给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确立“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这一政治方向和价值逻辑。党中央机构和政府部门，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是政策的直接制定者，负责出台《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等宏观指导性文件。它们承担着引领者的角色，通过制定战略规划、确立财政标准、设定考核指标，为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制度框架。二是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是政策执行主体。它们连接着乡村文化政策的顶层设计与乡村实践，是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在政策细化中有一定的制定权。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是政策的转译者，需要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禀赋，如非遗技艺、节庆民俗、特色文化等，将中央的宏观政策转化为具象化的实施方案，如制定本地的文化产业扶持办法、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等。而村两委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层的治理单元，不仅是政策执行的末梢，也是组织动员农民的枢纽。例如，部分村庄的村两委牵头整合村集体闲置资源与非遗技艺，对接政府文旅扶持资金，打造非遗工坊与乡村民宿融合项目，正是将政策资源与村庄内生文化资源进行功能聚合的典型实践。三是由市场和社会组成的政策间接主体。文旅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经济能人”，通过市场逻辑参与政策执行，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是提升政策经济效益的重要力量；行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等，为乡村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技术和人才培训，弥补政府在专业服务供给上的不足；农民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和反馈需求等方式参与政策过程。总之，政府通过政策明确发展方向，市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社会力量弥补专业服务短板，农民以文化实践反馈政策需求，多元协同，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的政策主体支持。

2.精准性政策供给内容

中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图2），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从“普惠性建设”转向“精准化赋能”的鲜明逻辑。在基础建设与体系构建期（1994—2016年），政策重心在于补齐农村文化设施短板，通过建设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物理空间，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有没有”的问题。进入战略确立与法治化期（2017—2021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政策供给转入战略引领阶段。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文化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关键地位，这标志着文化建设从单一部门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在全面赋能与高质量发展期（2022—2026年），政策供给实现高度精准化，核心逻辑从外部支持转向内生发展。2022年《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精准提出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文艺赋美乡村”等具体实施路径，供给对象从“大水漫灌”转向“带头人培育”，供给内容从“送文化下乡”转向“种文化在乡”“兴文化富乡”。

图2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演进脉络图

政策供给内容的精准性不仅体现在纵向的时间演进上，还彰显在对象靶向、领域适配及区域差异化的多维度支撑上。一是从对象靶向来看，政策聚焦关键少数与核心群体。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提出“建立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给予创作补贴与数字化培训”，解决传统技艺后继无人问题；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支持“小而美”文旅业态，乡村文旅创业带头人可以通过低息贷款、创业孵化基地等政策，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在《“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中专门设置基层文化骨干培训项目，提升其组织文化活动等能力。二是从领域适配来看，政策供给与乡村文化资源禀赋相匹配。例如，浙江省青田县依托“稻鱼共生”非遗，通过政策扶持打造非遗研学产业链；福建省龙岩市通过政策引导形成红色文化型乡村，将古田会议旧址与乡村旅游结合；云南省普洱市借助政策红利，发挥生态优势，将茶马古道文化与生态茶园融合。三是从区域差异来看，政策供给注重结合区域比较优势。东部发达地区乡村政策鼓励发展智慧文旅和IP运营，如江浙地区通过智慧文旅模式和品牌化运营提升产业附加值；中西部地区乡村政策以基础保障和资源激活为核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对接东部市场资源，贵州“村超”是典型案例；偏远山区乡村政策聚焦小规模特色发展，贴合当地承载力，如云南部分乡村重点培育“非遗微工坊”“农家民宿”等轻资产业态，实现因地制宜发展。因此，政策供给内容相互衔接、协同配套，共同构成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完整政策体系，为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行动纲领。

3.综合性政策供给工具

政策工具是保障政策目标实现的手段。中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已形成一套综合性政策供给工具体系，主要包括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及象征工具的协同运用。一是运用权威工具，确立制度框架与行动方向。依据政策层级理论，构建了以《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核心的顶层设计，确立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合法性地位。同时，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等高层级政策文件为行政指令，明确发展路径，引导地方政府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特色化建设乡村。此外，“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项目的申报，政策要求申报主体必须制定符合中央导向的实施方案，且严禁房地产开发、私人庄园会所建设等违规行为，为各级地方实践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制度保障与方向指引。这一制度框架也为激励工具的资金投向、能力建设工具的试点方向提供了刚性约束，避免政策资源分散。

二是强化激励工具，提供财政资金与金融支持。例如，针对乡村文化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国家奖补政策形成了“财政奖补+专项债+消费撬动”的立体支持网络。一方面是直接财政奖补，2024年中央财政投入县级及以下文化和旅游事业费达650.4亿元，占比提升至53.5%，比重比上年提升了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工具，如定向支持生态文化旅游专项债、乡村休闲旅游专项债、红色旅游专项债、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专项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等；多地发放乡村文化旅游节消费券，直接撬动乡村文旅消费，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上述激励工具的支持，既为能力建设中的技术落地、主体培育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象征工具打造的示范项目提供了可持续运营保障。

三是依托能力建设工具，夯实产业基础与技术底座。政策供给不仅通过资金支持，而且注重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机制创新方式赋能乡村发展能力。在基础设施赋能方面，“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通过5G、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乡村文旅产品科技含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支持建设公用保鲜库、检验检测中心、文旅步道等配套设施，推动农文旅协同。在机制赋能方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允许地方在非遗产权共享、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将非遗工坊收益按比例分配，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样本。可见，能力建设工具通过提升乡村对政策的承接能力，让权威工具的要求、激励工具的红利落地见效。

四是善用象征工具，树立发展乡村标杆与品牌矩阵。政府通过“国家示范—省级培育—市县打造”的多层级创建评比，构建品牌矩阵。国家级层面培育159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遴选“美丽休闲乡村”“红色美丽乡村试点”“最佳旅游乡村”，树立典型样本；“全国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典型县”“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通过品牌认证提升乡村文旅的市场辨识度，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象征工具打造的标杆与激励工具的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工具的基础配套形成联动。例如，“红色美丽村庄试点”获评后，可优先申报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享受文旅专项债支持，实现“品牌引领—资源集聚—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上述四类政策工具协同运用、层层递进、相互支撑，构成综合性工具体系，全方位保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政策的供需偏差

尽管中国已初步构建起主体多元、内容精准、工具综合的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政策框架，但在数字化浪潮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城乡融合加速推进、农民文化需求迭代升级的当下，行政化、同质化、静态化的政策供给与乡村内生性、差异化、动态化的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偏差。

第一，供给主体协同不足，导致供需偏差难以有效修正。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度、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市场主体的资源整合能力、社会主体的专业服务能力未得到充分释放。例如，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主体的智力支持、技术培训，多集中于示范村，难以覆盖广大普通乡村，无法弥补政府专业服务供给的短板。另一方面，农民缺乏便捷、有效的渠道反馈自身的文化需求，部分基层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导致政策供给与农民需求严重脱节。这种主体协同不足、农民主体地位弱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的缺失，导致供需偏差不断固化。

第二，供给内容呈现结构性失衡，与农民真实文化需求脱节。虽然政策供给已从“普惠性建设”转向“精准化赋能”，但在基层实践中，受行政考核的导向影响，政策供给仍存在强烈的简单偏好。由于政策执行者侧重文化广场、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看得见、易考核的基础设施建设，忽视了农民真正需要的内容生产、技能培训、文化体验等供给，形成“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两张皮”的尴尬局面。调研数据显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农民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知晓率高达80.6%，但实际参与率仅为60.4%。这与政策工具中能力建设工具须夯实产业基础的要求相悖，也反映出供给内容的无效性。具体来看，农家书屋在非示范村“门常锁、书落灰”成为普遍现象，乡村文化广场缺乏常态化的文化活动组织，沦为晾晒场，而农民真正急需的乡村电商直播培训、非遗技艺创新培训、乡土文化传承课程等优质文化供给却严重不足。这种供给错位不仅浪费了政策资源，还挫伤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供给工具单一固化，难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从行政逻辑来看，基层政府面临上级政策考核的压力，在政策执行中往往“生搬硬套”，忽视乡村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例如，在非遗保护中，政策工具多侧重于财政补贴，忽视了市场工具的运用，导致绝大多数非遗项目仍高度依赖政府补贴。从监督考核来看，过度的问责机制和考核要求，导致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畏首畏尾”，将大量精力投入材料整理、报表填报中，而非聚焦于农民需求的满足和政策实效的提升。政策执行中的“生搬硬套”和“畏首畏尾”与自由多元的文化、动态多变的市场不兼容，导致权威工具的制度导向难以落地，激励工具的资金支持难以发挥实效，能力建设工具的赋能作用难以凸显，无法精准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

第四，政策响应与数字乡村发展脱节，难以把握文化产业新机遇。现有文化政策多遵循“顶层设计—层层传达—落地执行”的长周期流程，忽视了数字时代乡村文化需求的即时性和迭代性特征。“李子柒”式田园美学传播、“潮汕英歌舞”短视频破圈、贵州“村超”文化IP爆红等现象，体现了乡村文化的新表达、新需求。然而，目前对乡村短视频创作、文化IP孵化、数字非遗传播的专项扶持政策仍然缺乏，而且当地方政府意识到流量价值、试图通过财政补贴和项目立项等方式承接流量时，网络流量的窗口期已关闭，出现“热点等不到政策、政策追不上需求”的时空错位。这种时效偏差，本质上是政策设计未充分考量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规律，导致政策资源无法有效及时转化为持久的产业动能，也让激励工具的资金支持难以精准对接新型文化需求。

作者简介：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毛敏怡，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4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