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地版画会”为研究对象，基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讨其群体形成与发展的文化逻辑。研究表明，新地版画会通过建立集体创作机制和创办《新地》会刊，构建了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地域艺术符号的现代转换。其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觉继承新兴木刻运动的精神传统，对海洋文明意象进行现代重构与表达，始终关注现实生活并秉持人文关怀。新地版画会通过挖掘雷州半岛的红土文化与海洋文明，凝聚艺术群体力量，转换地方符号为现代艺术语言，从而在中国现代版画谱系中确立了独特地位。

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成立于1983年的新地版画会是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创作群体之一，标志着湛江版画从个体创作走向系统化、组织化探索。该团体自觉承接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传统，同时致力于将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现代形态的版画语言，从而在当时的全国美术格局中构建了独具风貌的创作坐标。新地版画会的艺术实践，不仅推动了湛江版画从地方走向全国乃至海外，更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对海洋意象的美学重构以及对民间元素的符号化提升，为中国现代版画的地域性探索与当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案例。然而，学界至今对其历史定位、艺术贡献与文化价值尚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旨在深入考察该团体的成立背景、创作理念、表现手法与传播影响，进而揭示其在中国现代版画发展脉络中的独特意义。

一、新地版画会的成立：时代与地域的因缘际会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三面环海，深厚的红土文化与独特的海洋文明在此交融。这里不仅保留了古朴粗犷的民间艺术传统，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全国艺术格局中，湛江的地域文化资源尚未被充分唤醒，也缺乏与现代艺术语言相结合的自觉表达。新地版画会的诞生，正是湛江地域文脉、时代转折与集体创作意识共同催生的结果。事实上，湛江版画在更早时期已积累了一定基础。1959年，《湛江木刻选》出版并入选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其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方风貌，在当时已引起国内外关注，标志着湛江版画初步进入国际视野。但此后一段时间，湛江版画的发展陷入停滞。

改革开放为艺术群体的兴起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湛江作为沿海城市，青年艺术家虽倍受鼓舞，但面临着艺术生态薄弱、专业人才缺乏创作平台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成为艺术群体自发形成的土壤。

1983年，以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生林驹为首的几位艺术家决定组织起来，将分散力量组织化以重振湛江版画。基于这一共识，他们发起成立了湛江新地版画会，林驹也被推选为首任会长。画会以“新地”为名，既寓意着开拓新艺术的疆土，也暗含对其故乡雷州半岛的致敬，体现出从本土资源中寻找独特艺术语言的文化自觉。其理念基石正如李桦所言：“我们最是需要一种最现实、最真切、最强感，而最简单的艺术。”[1]

新地版画会发起时即设立完整的组织架构。创始会员共15人，林驹任会长，冯兆平、叶志鸿、玉泽夫、杨成茂组成理事决策核心，会员包括方立、谢天赐、梁群年、杨显忠、李伟光、梁江同、廖华强、薛翊汉、崔海、彭秋荣，共同形成了一支以青年为主体的创作力量。会刊《新地》（图1）是其艺术主张的核心载体，创刊号刊名由李桦题写，象征着新兴木刻传统与精神的传承，《章程》定义了画会的性质与运作机制，《前言》申明该会要继承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精神，强调社会责任感与现实关怀。

图1 《新地》创刊号封面，1983年第1期

新地版画会的成立是广东版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重振了湛江版画的学术地位，继承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精神与社会关怀。画会通过后续一系列的展览交流活动，成功将艺术理想转化为实践成果，推动了湛江版画进入富有活力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中，1984年9月1日，画会在湛江市博物馆成功举办“第一届湛江新地版画展”，展览标题由版画界前辈李桦题写，关山月亦为展览题词。此次展览共展出27位会员的72幅作品，展现了群体创作的初步成果。同年，该会有20幅作品入选“广东省建国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其中梁江同《南海之滨》组画、谢天赐《晚炊》与方立《天晴晚市旺》3幅作品，跻身第六届全国美展，体现出新地版画会在全国性展览中的艺术竞争力。

为促进跨地域艺术交流，1985年10月举办的“湛江·芜湖版画交流展”，体现了新地版画会在艺术交流模式上的创新。该展览由两地文联共同主办，展出来自新地版画会40位艺术家的50余幅作品。这种跨地域的对话机制，不仅打破了艺术交流的地域局限，更在比较视野中凸显了湛江版画的地域特色。李桦、李平凡等艺术界前辈发来贺信，也从一个维度上证实了画会艺术实践的价值。

1986年2月举办的“第二届湛江新地水印版画展”，在艺术语言的探索上展现出更明确的学术指向。展览由版画界重要理论家李平凡题写展名，同期推出的第2期《新地》会刊，系统刊载了会员新作与理论研究成果。会刊连续出版13期，使其超越了内部交流的范围，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学术交流平台。这种创作与理论并重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画会对版画艺术生态建设的整体性思考。

经李平凡引荐，新地版画会于1987年10月26日在日本神户市教育会馆举办“第十一届中国版画——广东湛江版画展”。此次跨国展览具有重要的艺术史意义，标志着湛江地域版画首次以群体形态进入国际艺术交流场域。展览汇集了叶志鸿、冯兆平、刘友国、谢天赐、王辉等19位中青年版画家的53幅作品。叶志鸿《潮退人更忙》、彭明《海仔》、李伟光《海恋》、陈永尧《雨过江南》、冯兆平《渔港欢笑》，是新地版画会水印版画的新作。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国独特的水印版画技法，反映了当代广东湛江地区的现实生活，洋溢着丰富多彩的湛江风貌、风土人情，透露了清新的艺术气息。这些作品在艺术语言上实现了传统水印技法与当代审美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在内容表达上完成了从地域风情叙事到普世人文关怀的美学升华。

新地版画会历时十三载的探索历程，使其完成了地方艺术群体从自发实践到文化自觉的完整蜕变，为研究中国区域艺术群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范式样本。这一范式的核心在于成功建构了一个自我驱动、持续进化的良性循环系统。画会主动构筑了其存续与发展的三大支柱：以《新地》会刊和集体评议为核心的“学术内循环”，确保了艺术理念的纯正与深化；以跨地域、跨国展览为纽带的“影响外循环”，使画会在更广阔的坐标系中确认自身特色，将地域性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资本；以有序代际更替和制度为保障的“组织长效循环”，使群体的艺术生命超越个体实践获得持续性发展。

新地版画会的历程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艺术生态所迸发的源于本土、扎根生活、面向世界的蓬勃生机。其生动的艺术实践验证：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在于建立一种能够自我生产意义、自我更新，并与广阔世界进行有效对话的有机结构。其经验对当下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找“自身声音”的艺术团体，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二、文化自觉的生成机制与海洋文明的视觉建构

新地版画会的艺术成就，既源于其独特的群体建构模式催生的文化自觉，也体现在以此为基础对海洋文明进行的系统性视觉创造。这种文化自觉，是群体在历史与文化场域中，通过有组织的实践逐步明确自身定位、价值与使命的过程。而海洋视觉体系的建立，则是文化自觉在创作上的集中呈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新地版画会在艺术史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贡献。

（一）“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化建构：文化自觉的组织基础

新地版画会通过打造高度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将个体探索凝聚为集体文化动能。其建构体现在以下层面。

第一，建立定期的作品观摩与集体评议机制，形成建设性的“批判性对话”。例如针对会员作品“黑白力量不够，过分工艺化”的批评，实则是遵循共同体内部崇尚“力之美”的美学准则而进行的校准。这类持续性批判实践，锤炼了成员的审美判断，使布尔迪厄所言的“艺术惯习”在群体中生成巩固。

第二，通过会刊出版与理论研讨进行“知识生产”。《新地》会刊构建了“创作展示—理论研讨—批评互鉴”三位一体的学术机制，既刊载成员与国内版画家的书信以建立对话网络，也发表会员心得与研究成果，推动个体经验的知识化传播。《新地》第3期、第4期集中探讨湛江版画的“土”“构思一般化”等问题，第6期刊发冯兆平《湛江水印的内容、形式、风格和流派》一文，从学理层面反思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并尝试对湛江版画进行风格化的流派考察。

第三，通过展览等形式积极与国内外艺术界交流，借助“他者”之镜反观自身、确认本体的独特性，在开放对话中强化文化自觉。可见，通过建立会员作品的观摩评议机制，通过出版会刊凝聚共识、建立网络，加之积极参与国内外艺术展览等举措，使新地版画会从艺术创作到理论生产，从组织架构到对外交流，打造了全面的“学术共同体”，体现了其高度的文化自觉。

（二）海洋文明的视觉建构：地方性知识的现代转换

在文化自觉的驱动下，新地版画会对海洋文明进行了系统性的视觉建构，填补了中国艺术中海洋书写的空白，并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洋美学体系。

首先，他们从雷州半岛的地域特色出发，提炼出包含三个层次的视觉符号系统：自然意象层（海浪、礁石、椰林等）被赋予文化内涵，如海浪的律动象征生命的循环；人文意象层（渔港、渔船、渔网等）既记录生产方式，也承载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渔船在薛翊汉《晨航》、陈波《渔归》等作品中，成为迁徙与回归的视觉隐喻；生活意象层通过描绘渔民的劳作、休憩与节庆，展现海洋文明的生活美学，如梁群年的《晚潮》（图2）中劳作现场所呈现的静谧深沉之美。通过系统组织这些意象，新地版画会将零散的地域元素凝练成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不仅记录海滨生活，更蕴含对海洋文明、人地关系的哲学思考。

图2 梁群年《晚潮》水印木刻 40cm×50cm 1986年

其次，新地版画会对水印木刻的探索，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美学自觉。水印木刻的流动性、透明性与海洋气质天然契合，木纹韵律呼应海浪起伏。他们通过技法创新，以水色晕染表现不同的海洋气象，其含蓄温润的风格与海洋文明的包容精神相融合。同时，与北大荒版画的豪放形成对比，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版画史。

最后，新地版画会海洋书写的深层意义，在于实现了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意义的升华。其作品根植于雷州半岛的具体时空，却通过对人类共通情感和永恒命题的表现，超越了地域限制，走向了广袤时空。如叶志鸿《待渔归》以小船、妇女、儿童等意象，承载了人类普遍的生存期待与家庭情感。新地版画会通过具体符号和具身体验，实现了版画艺术的在地性发展，并使之获得跨文化的共鸣。

（三）合法性的话语建构与群体运作策略

在话语层面上，新地版画会通过系统性策略，建构其艺术实践的合法性。在历史维度上，对新兴木刻运动精神进行创造性继承，将鲁迅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转化为对渔民生活本质的史诗性表达。在时代维度上，将“到民间去”的文艺思潮内化为“深层精神体验”的创作方法论。“把深层的精神体验作为版画发展的前提，使我们的版画家在本质意义上明确是表达自己精神、思想的一种视觉语言。”[2]在地域维度上，通过构建“海洋美学”的理论体系，将地域特质转化为独特艺术语言。在组织运作上，画会采取“若即若离”的体制互动策略，通过学术化路径积累符号资本，借助“传、帮、带”机制实现社会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在保持创作自主性的同时获得了体制内外的双重认可。这一机制实现了对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开掘，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本质把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新地版画会的实践表明，艺术群体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集体性的文化自觉机制。该机制既须扎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以避免同质化，又须保持开放的对话姿态以防止封闭；既依赖于集体协作的制度化建设，又要保障个体创作的能动空间。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对深邃悠久的海洋文明的视觉建构，成功地将地方性知识转换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表达，为中国现代版画提供了兼具地域深度与人文广度的创作范式。其经验为当代艺术群体在全球化语境中协调本土性与普遍性、制度性与创造性等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张健，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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