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颜军 赵兴芸:技艺之变——“美的艺术”的起始与终结(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3-06  浏览量:0

二、18 世纪的感性愉悦性:“美的艺术 ”的体系构建

这一从古希腊的 “技艺” 向 18 世纪的 “美的艺术” 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时期。1746 年,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一书中,“美的艺术” 的现代体系终于得以建立。巴托把艺术分为三类:“有的艺术以人的需求为对象。…… 这便是机械艺术的来源。其他艺术则以愉悦为对象。这些艺术只可能诞生于快乐,以及另外一些源于富足和安宁的情感。我们称之为最典型的美的艺术,如音乐、诗、绘画、雕塑,还有动作的艺术,即舞蹈。第三种类型包括既追求实用又使人愉悦的艺术,如演讲术和建筑。” 显然,机械艺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技术,只单纯满足情感愉悦需要的则是艺术。技艺的分野由实用和情感来进行划界。后来的学者对 “美的艺术” 体系是否最初由巴托建构有很多争议,克里斯泰勒在其著名的论文《现代艺术体系》中对此有着最中肯的评价:“的确,巴托的体系中的很多因素都来自先前的作者,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他是在一篇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论文里明确提出美的艺术之体系的第一人,单是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有要求独创性的权利,…… 巴托几乎是以最终的形式使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系统化了,而所有先前的作者都只不过是为这个体系做了准备。”[5] 84 无疑,巴托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塔塔尔凯维奇也指出:“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工艺便是工艺而非艺术,科学便是科学亦非艺术;惟有美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已经变得毫无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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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O. Kristeller


在美的艺术这里,美成了艺术之为艺术的标准。实际上,“美” 的观念的崛起和文艺复兴的氛围直接相关。塔塔尔凯维奇对这一过程有过细致的描述。在文艺复兴时期,“美” 赢得了较高的评价,实用的手工技术和非实用的技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被注意到。在15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吉诺左・马奈蒂提出了 “巧妙的艺术”(The ingenious arts),认为这种巧妙的艺术是心灵的产品,具有特殊的、不寻常的和巧妙的特点,虽然这一概念涵盖范围和以往一样,但一种从 “心灵” 出发的特征被提出来了。15 世纪末,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院长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提出了 “音乐的艺术”(The musical arts),认为音乐能赋予各类创造者以灵感。在 1492 年一封致保罗・德・米德堡的信函中,费奇诺写到:“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已经将公道给予了长久以来被人忽视的自由艺术:文法、诗歌、修辞、绘画、建筑、音乐以及古代奥菲士的歌唱 (Orphic song)。”[2] 22 这种 “自由艺术” 的分类已经能看到巴托后来区分出的 “美的艺术” 的雏形。1555 年,卡普里阿诺提出了 “高贵的艺术”(The noble arts) 一说,认为诗歌、绘画与雕刻是作为人的高贵的感官和才能的高贵的艺术。1658 年,埃曼纽尔・剃索罗提出了 “诗意的艺术”(The poetic arts),认为艺术的微妙之处在于比喻:手工产品没有隐喻,而文学、绘画、雕刻、舞蹈等则全靠隐喻为生。在 18 世纪初期,艺术又获得了 “文雅的艺术与快活的艺术”(Arts elegant and pleasant) 之称。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的各种称呼可以看出,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各门类艺术需要统一名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在巴托那里获得了 “美的艺术” 的命名。巴托的观点经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其他作者的仿效与推广,最终流行开来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影响。

在 18 世纪中叶,和艺术一样,“美” 也在这个时期得到系统的思考,并获得了学科层面上的命名。目前公认的美学学科的诞生以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 1750 年出版的《美学》(Aesthetica) 第一卷为标志,“Aesthetica” 从此作为美学的学科名称固定下来。鲍姆嘉通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研究理性认识的理论是逻辑学,研究感性认识的理论是感性学(美学)。他说:“美学(美的艺术的理论,低级知识的理论,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类比推理的艺术)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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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 Manon Molesti 《 火》 法


康德在 1790 年问世的《判断力批判》中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角度对美作了分析。其中,从 “质” 的角度作出的审美判断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愉悦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一章开篇就说:“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的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7] 37 在康德看来,这种鉴赏判断是非逻辑的,是一种从主体出发的感性的(审美的)判断,这种鉴赏判断中的愉悦则是不带任何利害关系的。康德认为,具有利害关系的那种愉悦总是和一个对象的实存的表象结合着的,从主体角度来说,这种愉悦又总是和欲求能力相关。在审美判断中,我们不能有任何利害观念,因此审美愉悦是一种自由的愉悦。康德的审美判断的观点也给艺术定了个调子:艺术的美与其激发主体的非功利的愉悦情感有内在关联,同时,这种愉悦感总是和对象的表象结合着的。

康德关于艺术的思考实际上脱胎于巴托。我们来看康德关于艺术的分类:“如果艺术在与某个可能对象的知识相适合时单纯是为着使这对象实现而做出所要求的行动来,那他就是机械的艺术;但如果它以愉快的情感作为直接的意图,那么它就叫作审美的(感性的)艺术。审美的(感性的)艺术要么是快适的艺术,要么是美的艺术。”[7] 148 我们看到,关于机械的艺术和审美的艺术这个分类,康德基本上接受了巴托的区分,只不过是把这一区分纳入到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中来进行讨论了。康德还指出,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既区别于科学,也区别于手工艺,就像是一种自由的游戏活动。在谈到鉴赏的方法时,康德指出艺术鉴赏中想象力的自由特点,他说:“没有这种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就连一个正确地对美的艺术作评判的自己的鉴赏力也都是不可能的。”[7] 203 康德对美的艺术的讨论影响重大,美学和艺术的结合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取得了关键的地位,正如克里斯泰勒评价的那样,在康德那里:“美学作为有关美和艺术的哲学理论,获得了与真的理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和善的理论(伦理学)相提并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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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的艺术的体系建构和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8] 教会衰落和科学上升成为近现代区别于中世纪的标志,而科学威信的制胜主要依靠它在本质上要求理性的裁决。罗素认为,科学的第一次大入侵是 1543 年哥白尼学说的发表,这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持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观点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是由哥白尼完成的。丹皮尔说:“哥白尼教人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降到行星之一的较低地位。这样一个改变不一定意味着把人类从万物之灵的高傲地位降下来,但却肯定使人对于那个信念的可靠性发生怀疑。”[9]

牛顿 1687 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更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牛顿的理论成了我们理解这个宇宙运动变化的基础,一个牛顿的时代到来了。安东尼・肯尼说:“他的物理学非常不同于它所取代的并在竞争的体系,在未来两个世纪中的物理学,简单地说,是牛顿式的物理学。”[10] 伯特则这样认为:“在一个以彻底反叛权威为特征的时代,牛顿享有这一盛誉:他已经成为与这个时代相称,而且只有亚里士多德才能与之相比的一个权威。”[1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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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Kant


牛顿关于宇宙时空的描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一幅不同的世界图景呈现了出来。牛顿之后,特别是在一种宣称继承了牛顿思想的机械宇宙观哲学兴起之后,世界图景变得技术化了。我们可以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一个精密自动的机械钟表,各种星体就是这个钟表的部件,部件与部件之间按照预先设定的系统配合运转。按道理说,这个运动着的宇宙显然扩大了我们的视界和想象空间,这当然是值得欢呼的事。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居住在这个庞大的运转精密的钟表里,我们作为 “人” 又有什么意义?以前,仰望星空,浪漫就在月色中升起,诗意就在星光中闪烁,人的想象力可以遨游于九天之外,“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个非钟表的世界充满了鸟语花香的喜悦。但牛顿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坚硬、冷漠、无色、无声的死寂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按照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运动的世界。具有人类直接感知到的各种特性的世界,恰恰变成了外面的那个无限的机器的奇特的、渺小的结果。在牛顿那里,解释得很模糊、且被剥夺了进行认真的哲学考虑的要求的笛卡尔形而上学,终于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现代最主要的世界观。”[11] 201-202 这是科学家伯特在 1925 年的著作中的一段著名描述。

科学兴起,技术的地位上升,艺术也要为自身的独立存在寻求论证。总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美的艺术体系建构起来了。我们用克里斯泰勒的一段话为美的艺术体系在 18 世纪的建构作结:“17 世纪见证了自然科学的解放,由此作为艺术与科学之间更加明确的分离铺平了道路,只有在 18 世纪早期,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才产生了由业余爱好者撰写的详细论著,在其中,各种美的艺术被汇集在一起,相互比较,并在共同原理的基础之上被结合成一个系统的体系。该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在德国,又迈出了一步,将美的艺术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比较和理论论述,并合并成了哲学体系。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由此在其根源上就成了前浪漫派的。虽然所有浪漫派的和后来的美学都把这个体系当成其必要的基础。”[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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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军,哲学博士,湖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学批评。

赵兴芸,贵州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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