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呼斯乐等：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命名认知研究（一）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2-25 浏览量：0
蒙古族传统纹样蕴含着族群深厚情感与文化精髓，其称谓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是民族思维方式、认知过程的直接映射。目前，对蒙古族纹样名称或称谓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多聚焦于形态结构分析、文化表征的阐释、设计创新等方面。
表1 蒙古族八种常用传统纹样样式及称谓
在田野调研中发现，蒙古族传统纹样的称谓正面临着传承断层，其名称逐渐被淡化、释义模糊、来源不知、误读等，继而影响了纹样符号的传承与创新。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及语言学考释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挖掘蒙古族八种典型纹样的一手资料，对其称谓进行词源追溯、同源关系梳理、表意分析及民俗考释，旨在揭示纹样命名与认知，为纹样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坚实依据。
一、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蒙古族纹样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基于蒙古族衣食住行等生活中的物质材料拍摄而来的实物资料，如1987年内蒙古博物馆出版的《内蒙古民族文物》和1991年白音那的《蒙古族图案集》两书，系统性展示了蒙古族纹样的丰富性；随后，阿木尔巴图于2005年出版《蒙古族图案》，对蒙古族各类具象、抽象图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此时还未对蒙古族纹样名称投入较多关注。由于外国学者正处于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查布罗（Krystyna Chabros）于1992发表的文章A Glossary Of Mongolian Material Cultur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Needlework对蒙古国刺绣中装饰图案ɑluxɑ xee、ölzii xee、püüzen xee（sɑrɑn xee）、ewer ugɑlz等纹样名称读音进行了标注，但未进行深入阐释。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方法，厘清内蒙古地区仍常见八类纹样的名称及内涵，并对传承情况进行记录与阐述。本研究所谓“传统纹样”指非具象、较为抽象的纹样，这里排除了具象的动植物纹样。一则，由于具象纹样的内涵较易理解，马便是马形象，莲花便是莲花；二则，抽象纹样历经百千年传承至今，其形态与内涵往往伴随着时代的更迭更需要系统解析。本研究旨在追溯这8种纹样之词源、词义演变及文化意蕴，揭示其命名规律及背后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
课题组于2022年6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分别对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辽等盟市的蒙古族纹样进行了调研，具体走访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土默特右旗、达茂旗、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前中后旗、准格尔、科尔沁左翼后旗、阿鲁科尔沁旗等辖地。发现内蒙古民间尤其是蒙古族聚居区仍有8种纹样是十分常见且被模式化使用的，分别是：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普斯-贺（püse xe）、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阿鲁哈-贺(ɑlux_ɑ xe）、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纹样名称与纹样造型对应关系见（表1）。
根据田野调研发现，蒙古族一般对“纹样”一词有两种称呼，一为“贺”（拉丁文转写xe），二为“乌嘎拉吉”（拉丁文转写uγɑlǰɑ)。
“贺”（xe）一词对应“花样，花纹，图案，纹样”。如描述衣服是“素面”“无图案”可以为“贺-乌贵”，拉丁文转写xe-ügei，其中ügei为否定，意为“没有，无”。总的来说，“贺”（xe）一词可以指向任何但凡有装饰的服装、物件等，可以理解为“有装饰的，装点了的”。本研究认为，“贺”（xe）即汉字“花”（hwa）的音转。这种“以‘花’（字）代‘纹’（意）”的情况也出现在同属蒙古语族的其他几个民族语言中。根据调研，土族语中“花，图画，牛痘”皆为ʨiʥaɢ，同时可以与各类词缀结合表示“有花的”“绣花姑娘”等，其本意即“花”。东乡语情况与土族语相同，“花，图画，牛痘”皆为ʦiʥə，同时也指代花纹和纹样。ʨiʥaɢ或ʦiʥə的本意即“花”，延伸为“花纹，纹样”，与“素面”相对。这种“以‘花’代‘纹’”的认知在蒙古族的“纹样”中也有体现，不同的是土族语、东乡语沿用了自身的蒙古语族词汇（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共有词汇），但蒙古族则弃用了本意为“花”(čičig）的蒙古语，反而是借用汉语。又如，巴尔虎土语中“指纹”为xʊrʊ:nai xʊa:r，xuru:nai即“手指的”，xua:r则明显是汉语“花”之音译。这是与蒙古语一样，将“有纹样”的意思直接用“花”字来表达。“贺”（xe）的另一个引申义也可佐证其源于汉语“花”。xe还具有“礼节”或“拘束”之意，这与儒家文化当中的“文”不谋而合。“文”即“纹”之通假字。儒家认为“人”之“文”即“礼”，“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其中“文”是通过自身的装饰而使得自我或他人能够知晓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文”是一种“礼”的外化，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是蒙古族接受儒家文化的秩序规范的一个典型例证。
“乌嘎拉吉”，其拉丁文转写为uγɑlǰɑ。uγɑlǰ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云头”形式的图案。uγɑlǰɑtai意为“带（云头）图案的”。同时，uγɑlǰɑ也被指称“公盘羊”，不难理解，云头图案与盘羊角形状的相似性导致uγɑlǰɑ命名了两种物件。uγɑlǰɑ的词源则很可能是uγ，即“根，本，源”。由于“角”是从“根”部向上盘旋生长出来的，故而“盘羊角”可能早于“云头”的概念深入人心，而“云头”图案则受到“如意纹”的影响产生。无论如何，现如今，这两种图案在蒙古族牧民中都被指代成了一种类角或类云头的造型而存在，随后被广泛运用到蒙古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乌嘎拉吉”（uγɑlǰɑ)逐渐也被用于特指一些不太确定、抽象卷曲类的图案。
不论是“贺”（xe）抑或“乌嘎拉吉”（uγɑlǰɑ)，常带有前缀、后缀或前后限定词来共同构成某些具体纹样的名称，如eberu γɑlǰɑ来形容“如角状”的纹样，ɑluxɑ xe则是“锤子纹”。但是，唯独类角状造型的图案与uγɑlǰɑ共同组词，其他图案类别则往往用xe。这种普适性的情况将在下文具体8种纹样的讨论中继续阐释和印证。
根据本课题设置的问卷发现，在蒙古族社群内，年轻一代对此8种纹样展现出较低的识别率与认知度，对其蒙古语称呼并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知；相反，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从事与刺绣相关产业或生长于牧区的人们，则对此8种纹样有着高度的识别能力。这一现象，源于年龄代际差异、城镇化、职业背景等影响，反映了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地方知识的剥离，更映射出地方性、传统性、视觉图案性的知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断层问题。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8种在蒙古族生活起居中十分常见的纹样，并非孤立的文化符号，它们与汉族的装饰纹样存在显著重叠。基于此发现，本研究将横向对比分析穿插其间，除对内蒙古地区的调研外，更将视角延伸至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山西省平遥县。通过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及60岁以上的居民深入访谈，旨在挖掘并比较这些跨民族、跨地域共享纹样在两地间的认知差异与共性。通过两地视角的转换，拓宽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准确解读蒙古族8种典型纹样的称谓、文化内涵及其命名规律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促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传统艺术元素交融共生现象的深刻理解。
二、蒙古族8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文化内涵
1．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
序号01所示纹样，经调研与问卷结果显示，其称呼“额布尔-乌嘎拉吉”的频率远高于“额布尔-贺”。在访谈中，被访者也常用“额布尔”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以确定01纹样名称为“额布尔-乌嘎拉吉”，拉丁文转写为eber uγɑlǰɑ，直译为“角状纹”，而在口语中常省略uγɑlǰɑ，仅称为eber。eber在蒙古语中意为“角，犄角，触角”之意；前文所述uγɑlǰɑ暗示了某种“云头图案”“卷曲”的造型（图1为常见造型）。“角”也具备这种特质，故而eber后接uγɑlǰɑ更贴切，从约定俗成的命名逻辑来看亦更符合实际。
图1 “额布尔 - 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的常见造型变体
“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即一种以兽角为原型演变而来的装饰纹饰。以兽角作为装饰是人类十分普遍的身体装饰行为。这种笨重且容易被天敌所捕获、发现的装饰类型，被达尔文解释为“性选择”的结果——他认为生物体的许多构造和本能必定是通过性选择而发展起来的，其中，“绚丽的色彩和各种装饰”是为引诱或刺激雌者服务的。我国阴山、贺兰山等岩画中鹿角的形态被反复描述，常装饰于妇女头饰，当时的女性头饰是直接将动物角佩戴到头部。这一装饰传统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持续存在。据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的《北史》记载：“高车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所谓“高车”即“盖古赤狄之种也”。换言之，属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高车，其妇女头饰则佩戴硕大的羊角。喀尔喀蒙古妇女头饰出现的“牛角”造型，虽然当地人告知是源于喀尔喀蒙古族的古老神话，但其内因仍可能与达尔文“性选择”理论有较大关联。
另有，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信俗观念中，“角”（eber）被视为源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神秘物质，具有保护、护身的功能。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此解释为图腾崇拜的体现，认为对自然物（如动植物）的崇拜形成了图腾体系，不仅是群体认同的象征，也与灵魂、精神力量相连。原始社会的信俗通过对自然物的崇拜建立图腾体系，而“角”作为其中一个象征，在游牧民族文化中被视为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物质。北方草原上各种有角的动物都曾被游牧民族所崇拜，认为“角”源自兽类头部的神秘力量，不仅可以保护头部，更是灵魂的守护神。例如，元代已婚蒙古族命妇所佩戴的“孛黑塔”（或名“罟罟”）它极度神圣且不可被触碰，其背后蕴含的是蒙古族对“头部作为灵魂栖息之地”的无上崇敬。至今，蒙古族有忌讳跨过帽子、垫坐帽子等行为。凡此种种，游牧民族通过创造或借用与“角”形态相似的符号，用以表达对生命特征的敬畏，寄托对生活安宁、幸福安康的祈愿。
这种角状纹样在同为狩猎或游牧民族的藏族、哈萨克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羌族等民族的生活装饰中也十分常见。与此相反，在农耕文化聚集地——山西省平遥县的调研发现，当地居民对这种图案并不熟悉，也未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看到这种纹样。这表明角形纹饰是代表着游牧民族的装饰风格，体现该民族对于动物的重视和崇拜，以及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总体而言，人们把对“角”的崇拜提炼并赐予其“额布尔-乌嘎拉吉”的过程，是这一称谓产生的根源。
2．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
序号02所示纹样，通过调研及问卷结果显示，其名称更常被认定为“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远多于“哈木尔-贺”（xɑmɑr xe）。在访谈中，被访者也常以“哈木尔”（xɑmɑr）直指该纹样。经分析可确定02纹样拉丁文转写为xɑmɑr uγɑlǰɑ，汉语音译为“哈木尔－乌嘎拉吉”，直译为“牛鼻纹”，简称为xɑmɑr。xɑmɑr蒙古语原意为“鼻”；前文所提及的uγɑlǰɑ为某种“云头”“卷曲”形态。这种形态与“鼻”的特性相符，因此xɑmɑr后接uγɑlǰɑ而非xe。
明初《华夷译语·身体门》载“鼻，哈巴儿”，转写为xabar，今蒙古语为xɑmɑr。蒙古语中存在b和m语音互换情况。同为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鼻”一词也是如此，达斡尔语xɑmər，土族语xaʋar，保安语xawar，东部裕固语xwa:r，巴尔虎土语xɑmɑr。可见，xɑmɑr一词是蒙古语族中同源共享词汇。
xɑmɑr源于“隆起”之意，可引申为“保护”。在现代蒙古语中xɑmɑr不仅有“鼻子”之意，还有“书脊，（山）鼻梁”的意思。在蒙古语中“车篷”被称为xɑm，源自车篷顶部支撑起来的形态，xɑmɑγɑmxu则为“保护、维护”，我们可以推测是由xɑm（保护）词义引申出的xɑmɑr（鼻）。（xɑmɑr）最初源自北方民族渴望得到“保护”“庇佑”xɑm的期盼，造型借用拥有护佑寓意的“产物”。中原青铜器上的祥云纹、云雷纹等类似纹样自古以来便代表驱邪避灾的守护力量，富含保护和庇佑的寓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和交流，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接触加深，导致了文化元素的互相吸收和融合。现有约定俗成的哈木尔纹形态，与中原青铜器的祥云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且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也极为相近。据笔者推测，原初哈木尔纹造型借用了中原青铜器上的“祥云纹”。
随着时间的演替，其造型在世代传承过程中逐渐淡化，但保留了xam（保护）的音，因其读音与“牛鼻”相似，最终形成了“哈木尔纹”是牛鼻纹的观念。“鼻子”的音xɑmɑr与xam接近，具有庇护的含义。哈木尔纹的形态至今已成定型，形态与简化后的牛鼻子接近（图2为常见造型），且都表达保护寓意，人们开始用更熟悉的“牛鼻子”形象来替代。由于该纹样的确切来源无法解释，便衍生了一些传说。例如，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生活比较富足的蒙古人（名叫“白彦”，意为富裕），他不甘自己的蒙古包与别的蒙古包一样毫无装饰，便请人特意在搭建好的蒙古包上贴绣图案，却始终不满意。恰逢一头牛经过，用鼻子在蒙古包上印下图案，牧民们便开始效仿这一鼻纹图案。这则传说恰好印证该图案是外来引进的非本土图案，其名称因形状似“牛鼻”而被称为xɑmɑr。至于纹样的具体来源，还需结合其接触史进行考证。
图2 “额布尔 - 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的常见造型变体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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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蒙古族八种常用传统纹样样式及称谓
在田野调研中发现，蒙古族传统纹样的称谓正面临着传承断层，其名称逐渐被淡化、释义模糊、来源不知、误读等，继而影响了纹样符号的传承与创新。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及语言学考释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挖掘蒙古族八种典型纹样的一手资料，对其称谓进行词源追溯、同源关系梳理、表意分析及民俗考释，旨在揭示纹样命名与认知，为纹样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坚实依据。
一、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蒙古族纹样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基于蒙古族衣食住行等生活中的物质材料拍摄而来的实物资料，如1987年内蒙古博物馆出版的《内蒙古民族文物》和1991年白音那的《蒙古族图案集》两书，系统性展示了蒙古族纹样的丰富性；随后，阿木尔巴图于2005年出版《蒙古族图案》，对蒙古族各类具象、抽象图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此时还未对蒙古族纹样名称投入较多关注。由于外国学者正处于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查布罗（Krystyna Chabros）于1992发表的文章A Glossary Of Mongolian Material Cultur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Needlework对蒙古国刺绣中装饰图案ɑluxɑ xee、ölzii xee、püüzen xee（sɑrɑn xee）、ewer ugɑlz等纹样名称读音进行了标注，但未进行深入阐释。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方法，厘清内蒙古地区仍常见八类纹样的名称及内涵，并对传承情况进行记录与阐述。本研究所谓“传统纹样”指非具象、较为抽象的纹样，这里排除了具象的动植物纹样。一则，由于具象纹样的内涵较易理解，马便是马形象，莲花便是莲花；二则，抽象纹样历经百千年传承至今，其形态与内涵往往伴随着时代的更迭更需要系统解析。本研究旨在追溯这8种纹样之词源、词义演变及文化意蕴，揭示其命名规律及背后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
课题组于2022年6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分别对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辽等盟市的蒙古族纹样进行了调研，具体走访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土默特右旗、达茂旗、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前中后旗、准格尔、科尔沁左翼后旗、阿鲁科尔沁旗等辖地。发现内蒙古民间尤其是蒙古族聚居区仍有8种纹样是十分常见且被模式化使用的，分别是：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普斯-贺（püse xe）、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阿鲁哈-贺(ɑlux_ɑ xe）、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纹样名称与纹样造型对应关系见（表1）。
根据田野调研发现，蒙古族一般对“纹样”一词有两种称呼，一为“贺”（拉丁文转写xe），二为“乌嘎拉吉”（拉丁文转写uγɑlǰɑ)。
“贺”（xe）一词对应“花样，花纹，图案，纹样”。如描述衣服是“素面”“无图案”可以为“贺-乌贵”，拉丁文转写xe-ügei，其中ügei为否定，意为“没有，无”。总的来说，“贺”（xe）一词可以指向任何但凡有装饰的服装、物件等，可以理解为“有装饰的，装点了的”。本研究认为，“贺”（xe）即汉字“花”（hwa）的音转。这种“以‘花’（字）代‘纹’（意）”的情况也出现在同属蒙古语族的其他几个民族语言中。根据调研，土族语中“花，图画，牛痘”皆为ʨiʥaɢ，同时可以与各类词缀结合表示“有花的”“绣花姑娘”等，其本意即“花”。东乡语情况与土族语相同，“花，图画，牛痘”皆为ʦiʥə，同时也指代花纹和纹样。ʨiʥaɢ或ʦiʥə的本意即“花”，延伸为“花纹，纹样”，与“素面”相对。这种“以‘花’代‘纹’”的认知在蒙古族的“纹样”中也有体现，不同的是土族语、东乡语沿用了自身的蒙古语族词汇（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共有词汇），但蒙古族则弃用了本意为“花”(čičig）的蒙古语，反而是借用汉语。又如，巴尔虎土语中“指纹”为xʊrʊ:nai xʊa:r，xuru:nai即“手指的”，xua:r则明显是汉语“花”之音译。这是与蒙古语一样，将“有纹样”的意思直接用“花”字来表达。“贺”（xe）的另一个引申义也可佐证其源于汉语“花”。xe还具有“礼节”或“拘束”之意，这与儒家文化当中的“文”不谋而合。“文”即“纹”之通假字。儒家认为“人”之“文”即“礼”，“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其中“文”是通过自身的装饰而使得自我或他人能够知晓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文”是一种“礼”的外化，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是蒙古族接受儒家文化的秩序规范的一个典型例证。
“乌嘎拉吉”，其拉丁文转写为uγɑlǰɑ。uγɑlǰ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云头”形式的图案。uγɑlǰɑtai意为“带（云头）图案的”。同时，uγɑlǰɑ也被指称“公盘羊”，不难理解，云头图案与盘羊角形状的相似性导致uγɑlǰɑ命名了两种物件。uγɑlǰɑ的词源则很可能是uγ，即“根，本，源”。由于“角”是从“根”部向上盘旋生长出来的，故而“盘羊角”可能早于“云头”的概念深入人心，而“云头”图案则受到“如意纹”的影响产生。无论如何，现如今，这两种图案在蒙古族牧民中都被指代成了一种类角或类云头的造型而存在，随后被广泛运用到蒙古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乌嘎拉吉”（uγɑlǰɑ)逐渐也被用于特指一些不太确定、抽象卷曲类的图案。
不论是“贺”（xe）抑或“乌嘎拉吉”（uγɑlǰɑ)，常带有前缀、后缀或前后限定词来共同构成某些具体纹样的名称，如eberu γɑlǰɑ来形容“如角状”的纹样，ɑluxɑ xe则是“锤子纹”。但是，唯独类角状造型的图案与uγɑlǰɑ共同组词，其他图案类别则往往用xe。这种普适性的情况将在下文具体8种纹样的讨论中继续阐释和印证。
根据本课题设置的问卷发现，在蒙古族社群内，年轻一代对此8种纹样展现出较低的识别率与认知度，对其蒙古语称呼并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知；相反，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从事与刺绣相关产业或生长于牧区的人们，则对此8种纹样有着高度的识别能力。这一现象，源于年龄代际差异、城镇化、职业背景等影响，反映了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地方知识的剥离，更映射出地方性、传统性、视觉图案性的知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断层问题。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8种在蒙古族生活起居中十分常见的纹样，并非孤立的文化符号，它们与汉族的装饰纹样存在显著重叠。基于此发现，本研究将横向对比分析穿插其间，除对内蒙古地区的调研外，更将视角延伸至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山西省平遥县。通过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及60岁以上的居民深入访谈，旨在挖掘并比较这些跨民族、跨地域共享纹样在两地间的认知差异与共性。通过两地视角的转换，拓宽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准确解读蒙古族8种典型纹样的称谓、文化内涵及其命名规律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促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传统艺术元素交融共生现象的深刻理解。
二、蒙古族8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文化内涵
1．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
序号01所示纹样，经调研与问卷结果显示，其称呼“额布尔-乌嘎拉吉”的频率远高于“额布尔-贺”。在访谈中，被访者也常用“额布尔”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以确定01纹样名称为“额布尔-乌嘎拉吉”，拉丁文转写为eber uγɑlǰɑ，直译为“角状纹”，而在口语中常省略uγɑlǰɑ，仅称为eber。eber在蒙古语中意为“角，犄角，触角”之意；前文所述uγɑlǰɑ暗示了某种“云头图案”“卷曲”的造型（图1为常见造型）。“角”也具备这种特质，故而eber后接uγɑlǰɑ更贴切，从约定俗成的命名逻辑来看亦更符合实际。
图1 “额布尔 - 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的常见造型变体
“额布尔-乌嘎拉吉”（eber uγɑlǰɑ)即一种以兽角为原型演变而来的装饰纹饰。以兽角作为装饰是人类十分普遍的身体装饰行为。这种笨重且容易被天敌所捕获、发现的装饰类型，被达尔文解释为“性选择”的结果——他认为生物体的许多构造和本能必定是通过性选择而发展起来的，其中，“绚丽的色彩和各种装饰”是为引诱或刺激雌者服务的。我国阴山、贺兰山等岩画中鹿角的形态被反复描述，常装饰于妇女头饰，当时的女性头饰是直接将动物角佩戴到头部。这一装饰传统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持续存在。据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的《北史》记载：“高车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所谓“高车”即“盖古赤狄之种也”。换言之，属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高车，其妇女头饰则佩戴硕大的羊角。喀尔喀蒙古妇女头饰出现的“牛角”造型，虽然当地人告知是源于喀尔喀蒙古族的古老神话，但其内因仍可能与达尔文“性选择”理论有较大关联。
另有，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信俗观念中，“角”（eber）被视为源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神秘物质，具有保护、护身的功能。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此解释为图腾崇拜的体现，认为对自然物（如动植物）的崇拜形成了图腾体系，不仅是群体认同的象征，也与灵魂、精神力量相连。原始社会的信俗通过对自然物的崇拜建立图腾体系，而“角”作为其中一个象征，在游牧民族文化中被视为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物质。北方草原上各种有角的动物都曾被游牧民族所崇拜，认为“角”源自兽类头部的神秘力量，不仅可以保护头部，更是灵魂的守护神。例如，元代已婚蒙古族命妇所佩戴的“孛黑塔”（或名“罟罟”）它极度神圣且不可被触碰，其背后蕴含的是蒙古族对“头部作为灵魂栖息之地”的无上崇敬。至今，蒙古族有忌讳跨过帽子、垫坐帽子等行为。凡此种种，游牧民族通过创造或借用与“角”形态相似的符号，用以表达对生命特征的敬畏，寄托对生活安宁、幸福安康的祈愿。
这种角状纹样在同为狩猎或游牧民族的藏族、哈萨克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羌族等民族的生活装饰中也十分常见。与此相反，在农耕文化聚集地——山西省平遥县的调研发现，当地居民对这种图案并不熟悉，也未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看到这种纹样。这表明角形纹饰是代表着游牧民族的装饰风格，体现该民族对于动物的重视和崇拜，以及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总体而言，人们把对“角”的崇拜提炼并赐予其“额布尔-乌嘎拉吉”的过程，是这一称谓产生的根源。
2．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
序号02所示纹样，通过调研及问卷结果显示，其名称更常被认定为“哈木尔-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远多于“哈木尔-贺”（xɑmɑr xe）。在访谈中，被访者也常以“哈木尔”（xɑmɑr）直指该纹样。经分析可确定02纹样拉丁文转写为xɑmɑr uγɑlǰɑ，汉语音译为“哈木尔－乌嘎拉吉”，直译为“牛鼻纹”，简称为xɑmɑr。xɑmɑr蒙古语原意为“鼻”；前文所提及的uγɑlǰɑ为某种“云头”“卷曲”形态。这种形态与“鼻”的特性相符，因此xɑmɑr后接uγɑlǰɑ而非xe。
明初《华夷译语·身体门》载“鼻，哈巴儿”，转写为xabar，今蒙古语为xɑmɑr。蒙古语中存在b和m语音互换情况。同为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鼻”一词也是如此，达斡尔语xɑmər，土族语xaʋar，保安语xawar，东部裕固语xwa:r，巴尔虎土语xɑmɑr。可见，xɑmɑr一词是蒙古语族中同源共享词汇。
xɑmɑr源于“隆起”之意，可引申为“保护”。在现代蒙古语中xɑmɑr不仅有“鼻子”之意，还有“书脊，（山）鼻梁”的意思。在蒙古语中“车篷”被称为xɑm，源自车篷顶部支撑起来的形态，xɑmɑγɑmxu则为“保护、维护”，我们可以推测是由xɑm（保护）词义引申出的xɑmɑr（鼻）。（xɑmɑr）最初源自北方民族渴望得到“保护”“庇佑”xɑm的期盼，造型借用拥有护佑寓意的“产物”。中原青铜器上的祥云纹、云雷纹等类似纹样自古以来便代表驱邪避灾的守护力量，富含保护和庇佑的寓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和交流，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接触加深，导致了文化元素的互相吸收和融合。现有约定俗成的哈木尔纹形态，与中原青铜器的祥云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且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也极为相近。据笔者推测，原初哈木尔纹造型借用了中原青铜器上的“祥云纹”。
随着时间的演替，其造型在世代传承过程中逐渐淡化，但保留了xam（保护）的音，因其读音与“牛鼻”相似，最终形成了“哈木尔纹”是牛鼻纹的观念。“鼻子”的音xɑmɑr与xam接近，具有庇护的含义。哈木尔纹的形态至今已成定型，形态与简化后的牛鼻子接近（图2为常见造型），且都表达保护寓意，人们开始用更熟悉的“牛鼻子”形象来替代。由于该纹样的确切来源无法解释，便衍生了一些传说。例如，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生活比较富足的蒙古人（名叫“白彦”，意为富裕），他不甘自己的蒙古包与别的蒙古包一样毫无装饰，便请人特意在搭建好的蒙古包上贴绣图案，却始终不满意。恰逢一头牛经过，用鼻子在蒙古包上印下图案，牧民们便开始效仿这一鼻纹图案。这则传说恰好印证该图案是外来引进的非本土图案，其名称因形状似“牛鼻”而被称为xɑmɑr。至于纹样的具体来源，还需结合其接触史进行考证。
图2 “额布尔 - 乌嘎拉吉”（xɑmɑr uγɑlǰɑ）的常见造型变体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