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吴津津：物质文化视角下的工艺史——以绵阳市博物馆藏宋代铭文铜镜为例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1-21 浏览量：0
铜镜作为人类制造的一种器物，即“物件”，既是古代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精美的艺术品。宋代铜镜，在中国铜镜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图1 （宋）元祐癸酉八卦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具体来说，铜镜发展到宋代，在沿袭唐镜的基础上，在外观形制上变化多样，创新的镜形有心形、鼎形、瓶形、云托日形等；镜背装饰图像丰富多彩，如连毬纹、动物纹、花鸟纹、八卦纹、仿古纹、月宫纹、人物故事纹、铭文等，其中铭文镜是宋镜一大特色，尤其是商标名号镜充分展现了宋代铜镜商品化、平民化的趋向。
绵阳市博物馆藏6面宋代铭文铜镜，分别为元祐癸酉八卦镜、成都刘家八菱镜、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其中3面为出土品。仅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这一件曾于1992年刊布过，其余皆未曾发表。
本文尝试以绵博馆藏六镜为例，从物质文化角度切入宋代工艺史，将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并举，沿循这两个维度透物见人，不仅关注物质性，同时注重精神性，现实地考察一个物质化的生活世界和一个多元化的艺术世界。于是，下文将先对这六镜分别作介绍，随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由其中三镜所引发的宋代工艺史相关问题。
一、馆藏宋代铭文铜镜
元祐癸酉八卦镜（图1），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为国家三级文物。镜作圆形，素缘，平顶圆钮。钮外篆书阳文六行，共32字，合为“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鲍公浩依禅月画像以七宝装严敬造大阿罗汉一十八身”，直行绕钮排布，周饰八卦符号，以凸起粗弦纹一周收边。直径7.2厘米，重60克。
镜背铭文中的“宋元祐癸酉”，即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孟秋既望”中的“孟秋”，指的是农历七月。“既”是已经到达的意思。农历小月十五、大月十六叫“望”，即望日。“望”后一天，小月十六、大月十七叫“既望”。七月是大月，所以“孟秋既望”应该是农历七月十七。
鲍公浩其人其事已难考。“禅月”当指唐末五代大名鼎鼎的高僧贯休，蜀主王建赐号“禅月大师”，俗姓姜氏，字德隐，婺州兰溪人，个性刚劲，诗书画皆擅，诗名高节，有《禅月集》传世。北宋时期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宋高僧传》等都对贯休的事迹有所记载。
镜铭中的“大阿罗汉一十八身”，指的是佛教中的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在十六罗汉基础上产生，是罗汉信仰中国化的产物，其产生时间大概在五代两宋，发源和兴盛地均位于东南地区。罗汉是贯休最擅长的绘画题材。贯休画十八罗汉的事迹，除了前面提到的画史中有记载，在苏轼颂文《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中也有所体现。
此镜铭文记述了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这天，由鲍氏出资，依禅月画本塑造十八罗汉像的事迹。从国内已刊布的材料来看，此类镜直径多在7.3至7.9厘米之间。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面，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出土的，目前仅见这一面出土品。另外，此类镜有两面镜缘可见清晰刻款，分别是“官记”二字、金代刻款“北京官”及花押。
成都刘家八菱镜（图2），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八出菱花形，素缘。平顶小圆钮，钮右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成都刘家□□清铜□□照子”，行距界以单线条。该镜铭虽有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但是根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一镜推断，铭文可能是“成都刘家百炼清铜无比照子”。直径12.1厘米，重240克。
图2 （宋）成都刘家八菱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图3），1980年1月于绵阳208厂五车间后面出土。八出菱花形，素缘。平顶圆钮，钮上方有四字篆书铭文“煌丕昌天”。镜背以海水纹为地，波浪起伏，浪花飞溅，鱼跃龙腾。左下方海中之龙半露其身，曲颈昂首，右前爪前伸，似乎是要去够海船或者船上的人。海船桅杆高耸，乘风破浪，向前行驶，船头、尾各有数人。直径16.3厘米，重560克。
图3 （宋）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图4），绵阳市博物馆旧藏，为国家三级文物。镜背纹饰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左右对称各饰一枚大泉五十钱纹（两者互为左右、上下镜像）、“煌丕”二字阳文，其中“煌”字为反书。中部，为两人共坐，右者右手上举捧着“昌”字；左者左手指向自己的胸口，右手安放于大腿上。两人中间隔着“昌天”二字阳文。下部，是一三足丹鼎置于水岸之上。这种丹鼎放置于水岸之上，以参差不齐的曲齿形纹饰来表现岸边石头的自然状态，是宋金铜镜中常用的表现手法。长17厘米，宽15厘米，重382.9克。
图4 （宋）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四川省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面同款镜（图5），长18.2厘米，宽16.3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此类镜依据目前刊布的材料，仅见绵阳和绵竹馆藏这两面，未见其他。
图5 （宋）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图6、图7），绵阳出土，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镜呈祥云托日形，卷云纹缘。直径13.9厘米，通高18厘米，宽20厘米，重705克。
图6 （宋）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图7 （宋）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巩三拓片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此类铜镜比较少见，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镜，纹饰和形制与此镜同。
该镜的长方形镜钮位于镜背右下方，其作用应不是穿系绶带供手持或悬挂，否则重心不在中间会导致铜镜倾斜，它的作用应该是借助短棍形支柱使之稳定地立于桌面。这种使用方式与1982年四川广安县广福乡宋代窖藏出土的鼎形铜镜、1984年四川广汉东南乡跃龙3社瓦窑出土的云月铜镜、1990年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中出土的香炉形铜镜、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月宫镜、青峰泉藏宋金时期月宫纹架镜、湖南博物院藏宋代带架月宫纹铜镜、湖南郴州市博物馆藏宋代玉兔捣药镜、南京市高淳区博物馆藏宋代月宫纹铜镜等相同。
镜背正中的浮雕纹样，一说为鬲形，一说为仙山。四周海水环绕，波浪起伏。左右两侧篆书阳文“惠盦”二字。镜背上部以回纹为地，篆书阳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中“子孙”二字右下角有重文符号。接近镜缘，以八卦纹环绕。
“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见于宋代铜镜上还有一例。旅顺博物馆藏有一面召氏钟形镜，镜背铸有两行篆书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召氏”，其中“子”字右下角、“孙”字左下角也有重文符号。
先秦青铜器上常铸有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无论是从铭文内容、篆文书体，还是回纹作为地纹，皆可见宋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下的镜师匠心。
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图8），2024年8月于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宋代窖藏（瓷铜合窖）出土。圆形，素缘，缺柄。镜缘边与残柄边棱相连，这是宋镜区别于金镜的典型特点，金镜的镜缘边是压在镜柄边上的。镜背上方正中有一长方形双线框，框内竖写铭文“临安王家”。主纹为一仙人御凤，仙人头戴冠，着长衫，衣带飘举，凤高羽冠，首若鸡首，尾羽卷曲如花叶般。下有祥云三朵。其外两周凸弦纹之间饰连枝花纹。镜面直径11.8厘米，重210克。
图8 （宋）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巩三拓片
此类镜四川大邑收集、四川资中征集各一面，四川大学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各藏有一面同款镜。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镜，主纹、铭文与绵博此镜皆相同，只是不带柄，也没有镜钮。
二、宋代工艺史三题
（一）元祐癸酉八卦镜的用途——兼谈八卦纹的装饰性和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第一种用途，可能是佛像装藏，此说最早由傅大卣先生提出，之后潘表惠先生对此提出疑议：“因此镜图案上有八卦图形，八卦系道教尊奉的徽号，佛、道不相容，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恐不会将道教的徽号作为礼佛贡品纳入要建造的罗汉腹内。”笔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存在复杂性，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佛道两教中的图像元素存在混用乃是正常现象，很多时候在使用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八卦纹或仅作为一种装饰纹样，此镜用途是佛像装藏可以成立。
第二种用途，可能是供品，将记录事件的铜镜作为供养品奉献给佛、法、僧三宝，即纪事的供奉镜或称供养镜。供养镜可献于寺院佛前、入奉佛塔构成佛塔装藏、舍入地宫、镶嵌佛教建筑等。例如佛塔的供养镜，通常可分为四类：素面镜、古镜、刻铭镜、其他，其中刻铭镜通常镌刻或者墨书发愿文，有些还有线刻图像，铜镜上的这类发愿文通常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八卦纹铜镜在佛教场景中使用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方窟内的舍利石函底部出土有一面十二生肖八卦镜，其入藏时间为北宋建隆二年（961）。八卦镜藏于佛塔，而佛塔中瘗埋舍利，故藏镜与舍利供养紧密相关。佛塔所藏铜镜多数属于供养镜，又如大理国时期修建的云南大理弘圣寺塔，塔刹中心柱内出土有一面四神八卦六葵镜；云南下关市佛图塔，塔刹中心柱东北方向，出土有一面铭文十二生肖八卦镜，塔的初建年代是南诏丰佑时期或稍晚，报告认为此镜应是元明重修时放入。以上八卦镜，均属于佛塔装藏用镜。
八卦纹除了出现在佛教用镜上，还出现在石窟寺中。四川广元千佛崖第535号，北朝洞窟，初唐改刻，清代妆彩，窟顶正中浮雕一朵双层花瓣的莲花，其莲蕊为太极八卦（图9）。虽然此太极八卦莲蕊最迟是清代画上去的，但也足以证明八卦纹的装饰性和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图9 四川广元千佛崖第535号 北朝开凿 初唐改刻 清代妆彩 未小妹拍摄
八卦纹一般被认为是在唐代铜镜上开始出现，中晚唐则十分流行。八卦纹在宋代铜镜中更加盛行，常常仅作为一种装饰纹样与其他纹饰或铭文进行组合，更加符号化和具有装饰性，并无过多的宗教意味，典型代表就是宋代常见的八卦花卉镜。八卦纹最迟在南宋时期的铜镜上已经单独出现，如四川成都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墓葬出土的八卦纹镜，镜作圆形，圆钮，镜钮外饰一周重卦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嘉靖运城弘教寺纪念铜镜，镜背铭文中与元祐癸酉八卦镜一样记载了妆塑佛像，也同样出现了八卦纹。该镜为圆形，圆钮，无钮座。镜背素地，钮上下方分别饰八卦中的乾卦纹、坤卦纹。镜钮左右铸铭文“运城南门外右有弘教寺，于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天变地震，将寺院倒坏，有里仁坊张文通等设仪，三十八年正月吉日，妆塑浑金佛像七尊，墙笔画祈愿国泰民安，建修谨记，郭锡等。马枞、黄致才、贾大贤、文连□、李良夫、惠得仁、郭一川、樊花、张文智、刑尚义、李春方、张文通、室人焦氏”。
（二）宋代成都制镜业之刘家、龚家、赵家
标注有产地、铸镜作坊字号，甚至是价格等铭文的铜镜，是宋代制镜业的重大创新，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镜类。学界称这类铜镜为“纪地镜”“铭文镜”“牌记镜”“商铭镜”“商标名号镜”“商标字号镜”“官私作坊铭文镜”等。这类铜镜注重实用，多素背无花，在宋代流行范围甚广，数量庞大，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体现，更是宋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镜的产地以湖州最为著名，湖州镜发现数量最多，其他铸镜产地有成都（今四川成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鄱阳）等。
据目前所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四川地区大量出土湖州镜且种类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都镜数量稀少。由此可见，成都本地虽也有制镜业，但湖州镜占据了宋代四川地区铭文镜的主流市场。从成都镜镜铭中可知，当时的私家作坊主要有刘家、龚家、赵家。
刘家镜，除了前文提到的绵博馆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镜，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面刘家六葵镜，铭文为“成都刘家清铜镜子”。
龚家镜，有八菱镜（M1W:11），成都市锦江区沙河堡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墓葬出土；六葵镜，成都市金堂县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墓葬出土；八葵镜，四川省什邡市隐峰镇出土，现藏什邡市博物馆；八葵镜，现藏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以上铜镜铭文皆为“成都龚家清铜昭子”。
赵家镜，四川省绵竹市博物馆藏有一面赵家心形镜（图10），小钮，素缘，钮右侧矩形单线框内反铸铭文“成都赵家青铜镜子”。长10.3厘米，宽8.3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赵家镜在成都镜中较为罕见，笔者目力所及，在已刊布资料中未见其它成都赵家镜。
图10 （宋）成都赵家心形镜 绵竹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绵竹馆藏成都赵家心形镜，镜背铭文的反铸现象在湖州镜中也有出现。例如四川邛崃羊安墓群24号点M8出土的湖州石家铭八葵镜（M8:1），镜背反铸铭文“湖州石家青铜照子”，M8年代大致为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四川成都温江区红桥村南宋墓M15出土的湖州念二叔铭亚形镜（M15:9），镜背反铸“湖州念二叔家照子”。江西九江曾出土过一面湖州石店心形镜，镜背反铸“石店”牌记。重庆合川馆藏湖州石家铭八葵镜，镜背反铸“湖州石家炼铜照子”。
宋代四川地区除了成都的铸镜业之外，泸州也有铜镜作坊。泸州市合江县博物馆就藏有一面带柄八葵镜（图11），每一葵瓣中心内凹，镜背中部矩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泸州王家清铜照子”，行距界以单线条。镜面直径13.1厘米，带柄残长15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
图10 （宋）泸州王家八葵带柄镜 合江县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另外，有意思的是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面长安王家方镜（图12），上面还有店铺详细地址。镜背素地，平顶圆钮，钮右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长安王家清铜照子”，钮左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见住遂宁府南门内开铺”。长12厘米，宽11.8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
图11 （宋）长安王家方镜 绵竹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据呼啸先生《从实物看宋金元明时期陕西铜镜铸造》一文，长安王家镜“目前所见共两面”%〕，一面圆镜1987年出土于新疆，一面六葵镜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两镜铭文皆为“长安王家清铜照子”。宋代陕西铸镜实物本就罕见，绵竹馆藏此镜还有长安王家铸镜铺的四川遂宁分店详细地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着实难能可贵。
（三）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铭文辨识、海船镜种类
绵博此镜四字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煌丕昌天”，最早于1985年张英先生在《海船镜》一文作出详细考释，之后的孔祥星先生等均持此说。第二种说法是“煌亟昌天”，最早由杨桂荣先生在《馆藏铜镜选辑（六）》一文中提出：“钮上铸铭篆书‘煌亟昌天’四字，其‘亟’字，有学者释作‘丕’，笔者认为释作‘亟’较妥。”可惜未作考释，前两年国家博物馆出的馆藏铜镜图录沿用了此说。但是无论哪种说法，皆认为此镜文是发愿经文的祈祝词，表达了天佑平安昌盛的美好意愿。
此镜铭文的书体，过去张英先生认为“近似蝌蚪文的变体，疑为宋、金时期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字”，多为沿用。“煌丕昌天”四字铭文镜，流行于宋、金、高丽时期，多出土于中国、韩国，见收藏于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或地区。
海船纹镜，除了绵博藏镜这种，还有另一种，两者纹饰相似，四字铭文字体相同，但铭文内容不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该镜呈八出菱花形，圆钮。阳文镜铭，内容一释“天下安昌”，一释“天丕安昌”，一释“天亟安昌”。但是，此镜有争议的这一字的写法，对比煌丕昌天铭镜中的“丕”或“亟”字，可发现两者虽相似，却是不同的，因此笔者更倾向“天下安昌”一说。辽宁省北票市博物馆藏一同类镜，20世纪70年代由北票县文化馆文物组拣选于废品收购站。目前此类镜仅见这两面。如此看来，应是时兴样式流变所致镜背纹饰相似、铭文字体相同而铭文内容有所区别。
海船纹镜，还有一类无铭文的，如河南舞阳县征集、陕西扶风县城关镇下河村宋墓出土、四川雅安市对岩乡北宋宣和五年（1123）墓出土。其他馆藏，如武汉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帆上刻铭“凤翔府”）、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以上所提及的海船纹镜，镜形皆为八出菱花形。海船纹镜镜形通常以八菱形为主，偶见圆形。
结语
绵阳市博物馆藏6面宋代铭文铜镜，各有千秋。
首先，元祐癸酉八卦镜，铭文记载了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这天，由鲍氏出资，依禅月画本塑造了十八罗汉像的事迹。笔者认为其用途可能是佛像装藏或供品。值得注意的是，八卦纹除了出现在像元祐癸酉八卦镜这类佛教用镜上，甚至还出现在石窟寺中。八卦纹在宋代的装饰性渐趋增强，而在佛教场景中屡有出现足见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其次，成都刘家八菱镜，镜铭即宋代成都刘家制镜作坊的商标广告，即地铸镜工艺史的物质证明。湖州镜占据了宋代四川地区铭文镜的主流市场，因此如今现存的成都本土铸镜实物数量屈指可数。但从稀少的成都镜镜铭中可获知，当时成都地区的私家作坊主要有刘家、龚家、赵家。赵家镜最为罕见，此前未见其他资料刊布过，文中收录了绵竹市博物馆一面赵家心形镜。
再次，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和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两者都属于煌丕昌天铭镜。海船纹镜，镜形以八菱形为主，除了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这类，还有另一种铭文和无铭文类型的。值得一提的是，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造型独具一格，镜背纹饰别致，除了绵阳市博物馆和绵竹市博物馆藏两镜，未见其它，填补了目前学界对宋代铜镜认识和其他的空白。
还有，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镜形和纹饰皆可见宋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下的镜师匠心。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镜，与此镜铭文、造型、纹饰相当。而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出土于宋代窖藏，出土时间、地点明确，镜背铭文和装饰图像清晰，所饰仙人御凤纹饰十分优雅，体现了宋朝独有的时代审美韵味。
综上，绵阳市博物馆藏的宋代铭文铜镜，是古代物质文化的遗存，时代特征鲜明、形制丰富、纹饰清楚且铭文明确，既承载了深厚的艺术内涵，还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认识研究宋代视觉和物质文化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绵博馆藏元祐癸酉八卦镜、成都刘家八菱镜、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所引发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更进一步丰富了对物质文化视角下的宋代工艺史的认识。
作者信息：吴津津，绵阳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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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宋）元祐癸酉八卦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具体来说，铜镜发展到宋代，在沿袭唐镜的基础上，在外观形制上变化多样，创新的镜形有心形、鼎形、瓶形、云托日形等；镜背装饰图像丰富多彩，如连毬纹、动物纹、花鸟纹、八卦纹、仿古纹、月宫纹、人物故事纹、铭文等，其中铭文镜是宋镜一大特色，尤其是商标名号镜充分展现了宋代铜镜商品化、平民化的趋向。
绵阳市博物馆藏6面宋代铭文铜镜，分别为元祐癸酉八卦镜、成都刘家八菱镜、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其中3面为出土品。仅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这一件曾于1992年刊布过，其余皆未曾发表。
本文尝试以绵博馆藏六镜为例，从物质文化角度切入宋代工艺史，将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并举，沿循这两个维度透物见人，不仅关注物质性，同时注重精神性，现实地考察一个物质化的生活世界和一个多元化的艺术世界。于是，下文将先对这六镜分别作介绍，随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由其中三镜所引发的宋代工艺史相关问题。
一、馆藏宋代铭文铜镜
元祐癸酉八卦镜（图1），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为国家三级文物。镜作圆形，素缘，平顶圆钮。钮外篆书阳文六行，共32字，合为“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鲍公浩依禅月画像以七宝装严敬造大阿罗汉一十八身”，直行绕钮排布，周饰八卦符号，以凸起粗弦纹一周收边。直径7.2厘米，重60克。
镜背铭文中的“宋元祐癸酉”，即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孟秋既望”中的“孟秋”，指的是农历七月。“既”是已经到达的意思。农历小月十五、大月十六叫“望”，即望日。“望”后一天，小月十六、大月十七叫“既望”。七月是大月，所以“孟秋既望”应该是农历七月十七。
鲍公浩其人其事已难考。“禅月”当指唐末五代大名鼎鼎的高僧贯休，蜀主王建赐号“禅月大师”，俗姓姜氏，字德隐，婺州兰溪人，个性刚劲，诗书画皆擅，诗名高节，有《禅月集》传世。北宋时期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宋高僧传》等都对贯休的事迹有所记载。
镜铭中的“大阿罗汉一十八身”，指的是佛教中的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在十六罗汉基础上产生，是罗汉信仰中国化的产物，其产生时间大概在五代两宋，发源和兴盛地均位于东南地区。罗汉是贯休最擅长的绘画题材。贯休画十八罗汉的事迹，除了前面提到的画史中有记载，在苏轼颂文《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中也有所体现。
此镜铭文记述了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这天，由鲍氏出资，依禅月画本塑造十八罗汉像的事迹。从国内已刊布的材料来看，此类镜直径多在7.3至7.9厘米之间。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面，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出土的，目前仅见这一面出土品。另外，此类镜有两面镜缘可见清晰刻款，分别是“官记”二字、金代刻款“北京官”及花押。
成都刘家八菱镜（图2），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八出菱花形，素缘。平顶小圆钮，钮右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成都刘家□□清铜□□照子”，行距界以单线条。该镜铭虽有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但是根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一镜推断，铭文可能是“成都刘家百炼清铜无比照子”。直径12.1厘米，重240克。
图2 （宋）成都刘家八菱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图3），1980年1月于绵阳208厂五车间后面出土。八出菱花形，素缘。平顶圆钮，钮上方有四字篆书铭文“煌丕昌天”。镜背以海水纹为地，波浪起伏，浪花飞溅，鱼跃龙腾。左下方海中之龙半露其身，曲颈昂首，右前爪前伸，似乎是要去够海船或者船上的人。海船桅杆高耸，乘风破浪，向前行驶，船头、尾各有数人。直径16.3厘米，重560克。
图3 （宋）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图4），绵阳市博物馆旧藏，为国家三级文物。镜背纹饰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左右对称各饰一枚大泉五十钱纹（两者互为左右、上下镜像）、“煌丕”二字阳文，其中“煌”字为反书。中部，为两人共坐，右者右手上举捧着“昌”字；左者左手指向自己的胸口，右手安放于大腿上。两人中间隔着“昌天”二字阳文。下部，是一三足丹鼎置于水岸之上。这种丹鼎放置于水岸之上，以参差不齐的曲齿形纹饰来表现岸边石头的自然状态，是宋金铜镜中常用的表现手法。长17厘米，宽15厘米，重382.9克。
图4 （宋）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四川省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面同款镜（图5），长18.2厘米，宽16.3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此类镜依据目前刊布的材料，仅见绵阳和绵竹馆藏这两面，未见其他。
图5 （宋）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图6、图7），绵阳出土，1988年8月由原绵阳文物管理所移交。镜呈祥云托日形，卷云纹缘。直径13.9厘米，通高18厘米，宽20厘米，重705克。
图6 （宋）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杨伟拍摄
图7 （宋）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巩三拓片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此类铜镜比较少见，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镜，纹饰和形制与此镜同。
该镜的长方形镜钮位于镜背右下方，其作用应不是穿系绶带供手持或悬挂，否则重心不在中间会导致铜镜倾斜，它的作用应该是借助短棍形支柱使之稳定地立于桌面。这种使用方式与1982年四川广安县广福乡宋代窖藏出土的鼎形铜镜、1984年四川广汉东南乡跃龙3社瓦窑出土的云月铜镜、1990年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中出土的香炉形铜镜、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月宫镜、青峰泉藏宋金时期月宫纹架镜、湖南博物院藏宋代带架月宫纹铜镜、湖南郴州市博物馆藏宋代玉兔捣药镜、南京市高淳区博物馆藏宋代月宫纹铜镜等相同。
镜背正中的浮雕纹样，一说为鬲形，一说为仙山。四周海水环绕，波浪起伏。左右两侧篆书阳文“惠盦”二字。镜背上部以回纹为地，篆书阳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中“子孙”二字右下角有重文符号。接近镜缘，以八卦纹环绕。
“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见于宋代铜镜上还有一例。旅顺博物馆藏有一面召氏钟形镜，镜背铸有两行篆书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召氏”，其中“子”字右下角、“孙”字左下角也有重文符号。
先秦青铜器上常铸有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无论是从铭文内容、篆文书体，还是回纹作为地纹，皆可见宋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下的镜师匠心。
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图8），2024年8月于绵阳市涪城区警钟街宋代窖藏（瓷铜合窖）出土。圆形，素缘，缺柄。镜缘边与残柄边棱相连，这是宋镜区别于金镜的典型特点，金镜的镜缘边是压在镜柄边上的。镜背上方正中有一长方形双线框，框内竖写铭文“临安王家”。主纹为一仙人御凤，仙人头戴冠，着长衫，衣带飘举，凤高羽冠，首若鸡首，尾羽卷曲如花叶般。下有祥云三朵。其外两周凸弦纹之间饰连枝花纹。镜面直径11.8厘米，重210克。
图8 （宋）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 绵阳市博物馆藏 巩三拓片
此类镜四川大邑收集、四川资中征集各一面，四川大学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各藏有一面同款镜。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镜，主纹、铭文与绵博此镜皆相同，只是不带柄，也没有镜钮。
二、宋代工艺史三题
（一）元祐癸酉八卦镜的用途——兼谈八卦纹的装饰性和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第一种用途，可能是佛像装藏，此说最早由傅大卣先生提出，之后潘表惠先生对此提出疑议：“因此镜图案上有八卦图形，八卦系道教尊奉的徽号，佛、道不相容，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恐不会将道教的徽号作为礼佛贡品纳入要建造的罗汉腹内。”笔者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存在复杂性，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佛道两教中的图像元素存在混用乃是正常现象，很多时候在使用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八卦纹或仅作为一种装饰纹样，此镜用途是佛像装藏可以成立。
第二种用途，可能是供品，将记录事件的铜镜作为供养品奉献给佛、法、僧三宝，即纪事的供奉镜或称供养镜。供养镜可献于寺院佛前、入奉佛塔构成佛塔装藏、舍入地宫、镶嵌佛教建筑等。例如佛塔的供养镜，通常可分为四类：素面镜、古镜、刻铭镜、其他，其中刻铭镜通常镌刻或者墨书发愿文，有些还有线刻图像，铜镜上的这类发愿文通常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八卦纹铜镜在佛教场景中使用的情况是存在的，例如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方窟内的舍利石函底部出土有一面十二生肖八卦镜，其入藏时间为北宋建隆二年（961）。八卦镜藏于佛塔，而佛塔中瘗埋舍利，故藏镜与舍利供养紧密相关。佛塔所藏铜镜多数属于供养镜，又如大理国时期修建的云南大理弘圣寺塔，塔刹中心柱内出土有一面四神八卦六葵镜；云南下关市佛图塔，塔刹中心柱东北方向，出土有一面铭文十二生肖八卦镜，塔的初建年代是南诏丰佑时期或稍晚，报告认为此镜应是元明重修时放入。以上八卦镜，均属于佛塔装藏用镜。
八卦纹除了出现在佛教用镜上，还出现在石窟寺中。四川广元千佛崖第535号，北朝洞窟，初唐改刻，清代妆彩，窟顶正中浮雕一朵双层花瓣的莲花，其莲蕊为太极八卦（图9）。虽然此太极八卦莲蕊最迟是清代画上去的，但也足以证明八卦纹的装饰性和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图9 四川广元千佛崖第535号 北朝开凿 初唐改刻 清代妆彩 未小妹拍摄
八卦纹一般被认为是在唐代铜镜上开始出现，中晚唐则十分流行。八卦纹在宋代铜镜中更加盛行，常常仅作为一种装饰纹样与其他纹饰或铭文进行组合，更加符号化和具有装饰性，并无过多的宗教意味，典型代表就是宋代常见的八卦花卉镜。八卦纹最迟在南宋时期的铜镜上已经单独出现，如四川成都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墓葬出土的八卦纹镜，镜作圆形，圆钮，镜钮外饰一周重卦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嘉靖运城弘教寺纪念铜镜，镜背铭文中与元祐癸酉八卦镜一样记载了妆塑佛像，也同样出现了八卦纹。该镜为圆形，圆钮，无钮座。镜背素地，钮上下方分别饰八卦中的乾卦纹、坤卦纹。镜钮左右铸铭文“运城南门外右有弘教寺，于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天变地震，将寺院倒坏，有里仁坊张文通等设仪，三十八年正月吉日，妆塑浑金佛像七尊，墙笔画祈愿国泰民安，建修谨记，郭锡等。马枞、黄致才、贾大贤、文连□、李良夫、惠得仁、郭一川、樊花、张文智、刑尚义、李春方、张文通、室人焦氏”。
（二）宋代成都制镜业之刘家、龚家、赵家
标注有产地、铸镜作坊字号，甚至是价格等铭文的铜镜，是宋代制镜业的重大创新，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镜类。学界称这类铜镜为“纪地镜”“铭文镜”“牌记镜”“商铭镜”“商标名号镜”“商标字号镜”“官私作坊铭文镜”等。这类铜镜注重实用，多素背无花，在宋代流行范围甚广，数量庞大，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体现，更是宋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镜的产地以湖州最为著名，湖州镜发现数量最多，其他铸镜产地有成都（今四川成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鄱阳）等。
据目前所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四川地区大量出土湖州镜且种类丰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都镜数量稀少。由此可见，成都本地虽也有制镜业，但湖州镜占据了宋代四川地区铭文镜的主流市场。从成都镜镜铭中可知，当时的私家作坊主要有刘家、龚家、赵家。
刘家镜，除了前文提到的绵博馆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镜，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面刘家六葵镜，铭文为“成都刘家清铜镜子”。
龚家镜，有八菱镜（M1W:11），成都市锦江区沙河堡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墓葬出土；六葵镜，成都市金堂县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墓葬出土；八葵镜，四川省什邡市隐峰镇出土，现藏什邡市博物馆；八葵镜，现藏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以上铜镜铭文皆为“成都龚家清铜昭子”。
赵家镜，四川省绵竹市博物馆藏有一面赵家心形镜（图10），小钮，素缘，钮右侧矩形单线框内反铸铭文“成都赵家青铜镜子”。长10.3厘米，宽8.3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赵家镜在成都镜中较为罕见，笔者目力所及，在已刊布资料中未见其它成都赵家镜。
图10 （宋）成都赵家心形镜 绵竹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绵竹馆藏成都赵家心形镜，镜背铭文的反铸现象在湖州镜中也有出现。例如四川邛崃羊安墓群24号点M8出土的湖州石家铭八葵镜（M8:1），镜背反铸铭文“湖州石家青铜照子”，M8年代大致为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四川成都温江区红桥村南宋墓M15出土的湖州念二叔铭亚形镜（M15:9），镜背反铸“湖州念二叔家照子”。江西九江曾出土过一面湖州石店心形镜，镜背反铸“石店”牌记。重庆合川馆藏湖州石家铭八葵镜，镜背反铸“湖州石家炼铜照子”。
宋代四川地区除了成都的铸镜业之外，泸州也有铜镜作坊。泸州市合江县博物馆就藏有一面带柄八葵镜（图11），每一葵瓣中心内凹，镜背中部矩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泸州王家清铜照子”，行距界以单线条。镜面直径13.1厘米，带柄残长15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
图10 （宋）泸州王家八葵带柄镜 合江县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另外，有意思的是绵竹市博物馆藏一面长安王家方镜（图12），上面还有店铺详细地址。镜背素地，平顶圆钮，钮右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长安王家清铜照子”，钮左侧长方形单线框内竖写两行铭文“见住遂宁府南门内开铺”。长12厘米，宽11.8厘米（该尺寸来自泸州市博物馆“观镜有喜——古代铜镜文物特展”说明牌）。
图11 （宋）长安王家方镜 绵竹市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据呼啸先生《从实物看宋金元明时期陕西铜镜铸造》一文，长安王家镜“目前所见共两面”%〕，一面圆镜1987年出土于新疆，一面六葵镜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两镜铭文皆为“长安王家清铜照子”。宋代陕西铸镜实物本就罕见，绵竹馆藏此镜还有长安王家铸镜铺的四川遂宁分店详细地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着实难能可贵。
（三）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铭文辨识、海船镜种类
绵博此镜四字铭文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煌丕昌天”，最早于1985年张英先生在《海船镜》一文作出详细考释，之后的孔祥星先生等均持此说。第二种说法是“煌亟昌天”，最早由杨桂荣先生在《馆藏铜镜选辑（六）》一文中提出：“钮上铸铭篆书‘煌亟昌天’四字，其‘亟’字，有学者释作‘丕’，笔者认为释作‘亟’较妥。”可惜未作考释，前两年国家博物馆出的馆藏铜镜图录沿用了此说。但是无论哪种说法，皆认为此镜文是发愿经文的祈祝词，表达了天佑平安昌盛的美好意愿。
此镜铭文的书体，过去张英先生认为“近似蝌蚪文的变体，疑为宋、金时期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字”，多为沿用。“煌丕昌天”四字铭文镜，流行于宋、金、高丽时期，多出土于中国、韩国，见收藏于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或地区。
海船纹镜，除了绵博藏镜这种，还有另一种，两者纹饰相似，四字铭文字体相同，但铭文内容不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该镜呈八出菱花形，圆钮。阳文镜铭，内容一释“天下安昌”，一释“天丕安昌”，一释“天亟安昌”。但是，此镜有争议的这一字的写法，对比煌丕昌天铭镜中的“丕”或“亟”字，可发现两者虽相似，却是不同的，因此笔者更倾向“天下安昌”一说。辽宁省北票市博物馆藏一同类镜，20世纪70年代由北票县文化馆文物组拣选于废品收购站。目前此类镜仅见这两面。如此看来，应是时兴样式流变所致镜背纹饰相似、铭文字体相同而铭文内容有所区别。
海船纹镜，还有一类无铭文的，如河南舞阳县征集、陕西扶风县城关镇下河村宋墓出土、四川雅安市对岩乡北宋宣和五年（1123）墓出土。其他馆藏，如武汉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帆上刻铭“凤翔府”）、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以上所提及的海船纹镜，镜形皆为八出菱花形。海船纹镜镜形通常以八菱形为主，偶见圆形。
结语
绵阳市博物馆藏6面宋代铭文铜镜，各有千秋。
首先，元祐癸酉八卦镜，铭文记载了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这天，由鲍氏出资，依禅月画本塑造了十八罗汉像的事迹。笔者认为其用途可能是佛像装藏或供品。值得注意的是，八卦纹除了出现在像元祐癸酉八卦镜这类佛教用镜上，甚至还出现在石窟寺中。八卦纹在宋代的装饰性渐趋增强，而在佛教场景中屡有出现足见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其次，成都刘家八菱镜，镜铭即宋代成都刘家制镜作坊的商标广告，即地铸镜工艺史的物质证明。湖州镜占据了宋代四川地区铭文镜的主流市场，因此如今现存的成都本土铸镜实物数量屈指可数。但从稀少的成都镜镜铭中可获知，当时成都地区的私家作坊主要有刘家、龚家、赵家。赵家镜最为罕见，此前未见其他资料刊布过，文中收录了绵竹市博物馆一面赵家心形镜。
再次，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和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两者都属于煌丕昌天铭镜。海船纹镜，镜形以八菱形为主，除了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这类，还有另一种铭文和无铭文类型的。值得一提的是，煌丕昌天人物钱纹异形镜，造型独具一格，镜背纹饰别致，除了绵阳市博物馆和绵竹市博物馆藏两镜，未见其它，填补了目前学界对宋代铜镜认识和其他的空白。
还有，铭文八卦祥云托日形铜镜，镜形和纹饰皆可见宋代崇古尚古之风盛行下的镜师匠心。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镜，与此镜铭文、造型、纹饰相当。而临安王家仙人御凤带柄镜，出土于宋代窖藏，出土时间、地点明确，镜背铭文和装饰图像清晰，所饰仙人御凤纹饰十分优雅，体现了宋朝独有的时代审美韵味。
综上，绵阳市博物馆藏的宋代铭文铜镜，是古代物质文化的遗存，时代特征鲜明、形制丰富、纹饰清楚且铭文明确，既承载了深厚的艺术内涵，还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认识研究宋代视觉和物质文化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绵博馆藏元祐癸酉八卦镜、成都刘家八菱镜、煌丕昌天海船纹八菱镜所引发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更进一步丰富了对物质文化视角下的宋代工艺史的认识。
作者信息：吴津津，绵阳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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