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以来的化俗为雅

字书对“俗”字的解释，大约有如下二义。一是习俗、风俗之俗，《说文解字》释“俗”为“习”,“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王教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促成美好社会。二是世俗欲望，《释名》释为“欲也，俗人所欲也”。因俗人为平民百姓，社会地位较低，贵族阶层高高在上，掌握话语权，所以“俗人”的趣味、理想往往会被看轻，在道德、审美等层面受到贬低。“俗”遂亦有了低级、下流的贬义。

整体来看，先秦时期推尊礼乐制度，其目的是以上化下，塑成淳美的风俗。风俗意义上使用的情况较多，尤见于“三礼”。《苟子》中有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之分，区分标准是其人是否掌握学知识，言行是否遵守礼义，是否信奉儒家理想，以及为政能力之高下。俗人不学无术，追逐利益;俗儒略通儒家知识，却不尊守礼义，以口舌讨衣食;雅言行崇礼，尊贤畏法，可辅千乘之国;大儒更上一层，能力最强，能令天下一统在这一分类体系中，雅俗尚非一单独的对立范畴。东汉王充的《论衡》中，田婴迷信流言，认为五月出生的长子有妨父母，被视为“俗父”，田文(孟尝君)则力辟之，以其德行才能赢得后世称扬，被称为“雅子”。雅俗对举，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

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先秦两汉时期，雅所代表的是宫廷美学的审美取向，宫廷美学以礼乐制度为基础，旨在维护中央一统的帝王尊严和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雅乃“正”之意。与之相对的，并非俗，而是淫、邪，有违礼乐制度，对社会秩序造成消解或破坏的郑卫之音、“夷俗邪音”及至魏晋时期，以阅读经史子集、偏好琴棋书画为特点的文人文化体系得以确立，知识与趣味塑造了文人之雅。魏晋六朝乃至唐朝，整个社会以门阀世族为主流，世族自身形成一相对稳固的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亦是文化共同体，寒门庶族很难跨越门第区隔。所谓“世胄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文人群体的交际圈局限于世族子弟，他们高高在上，相互品藻人物，清谈析理，比较高下，务求高雅，却极少面对俗的问题。雅俗并称的情况很少，只在《文心雕龙》中有三见，分别为“隐括乎雅俗之际”“情交而雅俗异势”“泛举雅俗之旨”，对于其涉及的确切内容，刘勰并未展开论述，实因雅俗问题在当时并不突出。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型。科举制度使门阀政治彻底解体，世族退出历史舞台，为平民敞开了晋升之途，大批出身寒微的文人成为宋代政坛的领袖。运河与海上贸易、货币制度的改革等诸多因素，促进了宋代经济的繁兴。汴京、杭州等地，工商业辐辏，娱乐业发达，瓦子勾等娱乐场所在在多有，唱曲、说书、小说等通俗文艺兴起，孟元老亲身经历了汴京的繁华，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大批低层文人投身其中，市民阶层以及市民文化自此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宋代文人地位很高，精英意识很浓厚，他们自觉保有对雅的追求，将魏晋以来形成的文人文化体系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以此形成文人共同体在文化趣味上与世俗相区隔。除了琴棋书画，宋代文人还将日常生活进-步精致化，发展出“四般闲事”，即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并赋予它们雅的内涵。此外，他们对于世俗生活，也能坦然接受，并将其雅化。他们不仅爱好写诗，亦热衷作词。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晏殊、辛弃疾等宋代文坛中知名的文人，亦都是词坛高手。宋代文人喜欢交游，茶坊酒肆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建构了新的文化空间。《梦梁录》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一方面是上层文化的下移，文人开始流连于市井，另一方面则是底层文化的提升，市井积极吸收上层文化的元素。

雅与俗，同时呈现在宋代文人身上。宋史专家邓小南等认为:“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尽管雅俗兼备、雅俗互通，但宋代文人往往以其才情和趣味化俗为雅。这在诗论中多有体现，苏轼提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亦有类似意见:“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以饮食为例，普通的粗茶淡饭，如竹笋之属，苏轼黄庭坚等士人为其赋予了风雅的韵致。苏轼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平凡之物，因为淡泊而空明的情感的契入，便附着上了高雅的意味。

降及后世，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文化日趋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文人经商的现象不在少数。明清时期的文人，受到世俗文化的浸染日深，他们对待市井文化时出现了颇为不同的心态，有的积极拥抱世俗生活，甚至刻章张扬自己的世俗欲望，如袁宏道《感怀诗》所云“山村松树里，欲建三层楼。上层以静息，焚香学薰修。中层贮书籍，松风鸣飕飕。右手持《净名》，左手持《庄周》。下层贮妓乐，置酒召冶游。”在三层楼中，精神生活与物质享受并行不悖。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声称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好变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其对声色的喜好更带有张扬与炫示的意味，有的则不无矛盾，透出焦虑，极力地在雅俗之间划出界线，以彰显自己之雅。

对“雅俗”的讨论在这一时期最为普遍，见诸文艺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居室而论，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对家居设计做过论述，如文震亨屠隆、黄图、李渔等人，有的还亲自设计图样。黄图在《看山阁闲笔·制作部》中谈道:“儒者风味，清而不浊，雅而不俗。”“制作不必好奇，务在求雅”，极力渲染文人的高雅趣味，然后指出，制作器物的目的，是希望“超脱时习，不类庸流，庶不没者之本色耳”。黄图设计了26种器物的图样，器物涉及门、帘、桌、椅、匾额，甚至还有便桶。这些器物，皆为日常之用，作者却务求别出心裁，追求雅致、雅观。对于日常交往的对象，他们要分出雅俗清浊，提出“毋对俗客”，在他们眼中，“富豪势宦，滑吏笔刀，啬夫利徒，忍人说士，以及伪学书呆，俱为俗客，如一感触，必致有污泉石而玷琴书矣”。这些人之所以俗，评判的标准不是政治地位和经济能力，而是以琴书自娱的林泉之心，亦即文人雅趣。

结语

从中国文化史的宏观视野来讲,“雅”作为一种审美趣味，其践行的主体，经历了从宫廷至文人的变迁。先秦至两汉，宫廷审美占据主导地位以儒家崇尚的礼乐制度为思想指导，宫廷所崇之“雅”，代表了中正和法度。魏晋之后，文人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掌握了文化话语权，文人所崇尚的雅，更多浸濡了道家风味，追求超逸、自然、淡远、拙朴。宋代以后市民社会兴起，俗的东西成为日常，进入文人视野，雅俗之辩成为重要话题。文人在面对俗的现象和对象时，往往以自己标举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化俗为雅，与他们眼中的俗形成区隔，拉开距离。

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看，民间文化之“俗”，乃是因应市井百姓的审美需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其必然。民间文艺，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土壤。作为小传统的民间“俗”文化，与上层文化、文人文化并非相互隔绝，它一方面会积极吸收来自宫廷文化的内容或元素，如组织体系、价值观念等;另一方面，它时常通过调侃、戏谑文人文化，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在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跳出雅俗之辩的精英主义立场，持一种平等的价值观，去发掘民间文艺“俗”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