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4月至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活动”，向全国青年学子公开征集论文。论文评议工作经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评议出优秀论文25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0篇。本期推出的是第一组“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等奖——《1947-1948年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研究》。全文如下：
1947-1948 年北平市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特种工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国家素来重视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体现，也是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在北平的重要尝试。以“何以北平”的问题意识，首探社会历史语境中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缘起，继而通过缕析“组建工艺机构、开展工艺调查、筹设工艺贷款及举办工艺展会”等扶植特种工艺的细微面相，廓清近代以来传统工艺振兴策略的承继与发展。这场运动不仅增强了北平民众对特种工艺的社会认同感，亦为北平解放初期的特种工艺改造积累了经验。不过，运动过程中也因弊端丛生，引来不少的争议与批评。回望特种工艺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中的发展样态，对当前传统工艺的振兴也不无借鉴意义。
特种工艺是数千年来中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在传统社会中，特种工艺与皇宫贵族阶级“相依为命”，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因此人们习惯将其冠名为“宫廷工艺”或“宫廷艺术”。到了近代，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及历史环境的变迁，特种工艺开始突破传统社会的藩篱，逐渐被赋予“保存民族文化”“增加国家外汇”等新的时代价值。民国时期，历时千载的古都北平，作坊林立，技艺精湛。特种工艺缘因“独见爱于外人而营业发达”[1]，近乎成为北平工艺美术业的代名词。但抗战后，特种工艺行业因“资金短缺、交通梗阻、销路呆滞”，日趋走向没落，亟待拯救与扶持。为此，北平市在1947-1948年掀起了“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目前，学界虽对近代手工艺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但仍留有不少可待发现与开拓的空间，尤其对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研究尚付阙如。鉴于此，笔者主要利用报刊史料，并结合有关机构档案及文献，系统考察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开展的背景、过程及社会功效，以期弥补既往工艺史研究的不足，推动中国工艺史相关研究深入开展。
一、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基础
特种工艺，亦即特殊种类的工艺美术，是抗战后北平官方文件与诸多报端出现较高频次的一个词，成为窥视战后北平特种工艺样态的窗口。历史表明，日本的疯狂侵略与掠夺给北平特种工艺带来巨大灾难。据统计，战前北平市地毯业年产约百万方尺，1946年则减到九万方尺，不足战前十分之一；铜器业原有作坊200余家，后仅剩30余家，销货总值及工人数均减至战前九分之一；锡器业衰减更厉害，营业额仅及战前最盛时候的百分之一。[3] 显而易见，战后北平市的特种工艺行业已至垂危待毙之境地
实际上，北平市特种工艺衰萎之势在抗战前即已长期存在。前曾述及，传统社会中的特种工艺往往与皇宫贵族的物质文化需求息息相关，其所依附的肌体即是宫廷艺术。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特种工艺便由宫廷的小圈子“解放”出来，流入民间和国际市场，其艺术形态或样式，亦由强调装饰与审美功能渐向重视物质实用与精神文化功能转变。[4] 其间虽有短暂繁荣，但总体渐失此前的繁华景象。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较早，包括特种工艺在内的各业原料来源和成品销售都遭受极大影响，生产日见萎缩。如玉器业在1942年后有90％以上坊商停产，剩下不足30户。[5] 即便是维持下来的作坊，也因物价高涨，交通困难，所用原料常常改用代替品，工艺粗糙，质料日逊。不啻如此，手工艺人流失、改业几欲殆尽。十四年抗战中，所有手工艺都饱受摧残，几濒绝境，益形陷入危殆的状态。
抗战胜利后，特种工艺虽渐入恢复之途，但毕竟经不起经济的抑制及政局动荡不安的破坏而日渐凋敝。据报道，“北平之刺绣、景泰蓝、雕漆等业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活跃，起因物价日增，成本加高，营业复一蹶不振，工人相继转业”[6]。《华北日报》也表达同样所见：“国内破坏，原料困难，工本昂贵，且外汇率调整有欠灵活，出口极形困难，近来全部陷于停顿，工人星散，作坊相继关闭。”[7]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优秀技师的衰老与死亡，使后来者难以为继。《大公报》中刊载的“通信”对此说得相当透彻：“‘工艺’美术原有个传统标准，除器材外，缺不了工人的手和心……如今能运用的手和心，各在饥饿困顿中行将消灭。”[8] 上述警告特别值得注意，无不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抢救保护特种工艺的迫切需要。
就北平市的生产建设而言，特种工艺的不断衰萎亦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众所周知，特种工艺是北平古城的特殊产物，而这座古城“不但没什么重工业，轻工业也少得可怜”[9]，所以作为消费城市内仅有的外销工艺生产，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出口贸易与外汇获取，对维系消费城市经济体系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诚如后来费孝通在“北平特种手工艺到何处去”的座谈会上所言：“北平是独特而典型的‘大消费城的小生产’”，“以现有设备和人力正常生产，一年可获一千万美金的外汇。如果用这笔外汇去买面粉就可供全市人口两个月的粮食，而生产这笔外汇的却只有12000多工人”。[10] 这些数字的对比，凸显出特种手工艺品在北平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赖此为生者甚众。陈达的调查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北平十九种特种工艺行业吸纳就业的潜力。调查称：“现有作坊1125所，手工艺人12842人。假如每家有5人，直接依托此为生者六万余人，此外或加徒弟约五万人。这十余万人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的费用，俱惟手工业是赖。至于间接与他们发生经济上的关系者人数尚多。”[11]可见，这些特种工艺行业对于北平一部分人及其家庭，实际发生多方面的影响，若令此等小手工业者自生自灭，驱使彼等跻于失业一群，只会徒增社会不安，影响亦属匪浅。因此，特种工艺的复兴是决不可忽视的问题。
战后北平市特种工艺的濒危，还缘于其行业自身的弊端。一是北平市手工艺的生产组织系沿用中古时代的作坊形式，资本少，规模小，一切因陋就简、抱残守缺，普遍流行“领活”“论件计酬”的习俗，形成了阶梯式的层层剥削。二是北平市从事手工艺的人大都是学徒出身，教育程度和艺术修养极低，只知墨守成规，而不晓得力求改进来适应现代的需要。三是资金缺乏也是北平市手工艺的致命伤，由此造成产销脱节，恶性循环往复。[12] 可以说，北平市特种工艺的危机是一个积淀已久的顽疾。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下称“国济”）在 20世纪30年代主导的“手工艺事业”，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由一省一市的推广，进至全国若干省份，并逐步形成了推进手工艺全国性的中心机构“手工艺组”“中国手工艺协进会”（下称“手协”）及“工艺社”，提出“以分工合作补其散，以金融力量救其餐，以教育方法破其愚，以科学艺术改其陋”的目标，深获政府的嘉许与社会人士的维护。到40年代中后期，手工艺事业已成为社会聚焦与全民关注的行动。在此“建设性救济”工艺浪潮的不断涤荡下，北平当局基于上述现实考量，也深感挽救特种工艺的紧要性。如何挽救凋零不堪的特种工艺，可以说是对北平当局一次较为严峻的考验。尽管此前曾有多方人士呼吁救济，但效果不著。1947年8月16日，参政员陈纪滢赴南京出席参政会，提出挽救北平手工艺之方案，深获国民政府赞许。故陈氏返平后，国民政府即训示北平市社会局，速拟制可行之救济方案。12月，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通过“积极挽救北平市特种工艺案”，提出“调查仅存各作坊现状、登记各种工艺人员、组织特种工艺辅进会、银行大量贷款、设置产销合作社”等八项办法。由此，一场颇具声势的“特种工艺复兴运动”在北平推广开来，一直持续到北平解放前夕。纵观这一年来的具体实践，明显发现其循序渐进的运作模式，展示着复兴运动中扶持特种工艺的诸多思路与面相。
前曾言及，“国济”是推进手工艺事业的主导力量。其实，此前不同时期官方都曾围绕如何“复兴传统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尝试。无论是晚清时期的“工艺新政”，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全面改良”，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艺发展新模式”。从中不难发现，这些传统工艺振兴的主体都是由官方主导，社会精英人士提供思路，政府最后负责组织实施。自“国济”手工艺组成立后，传统工艺振兴的主体由官方转向民间，开启由社会服务团体“国济”独立承担和领导全国手工艺事业的新阶段。[13]同样，在推进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过程中，“国济”运用“手协”的力量成立分支会，配合推进手工艺复兴事业。1947年10月，“手协”北平分会筹委会召开，商讨成立事宜，并推选大会负责人，以贯彻“国济”改良手工艺的精神，而求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事实上，“手协”北平分会的成立并不容易，报章载“因会址及内部筹备人员过少，成立会期或将展延”。[14] 直到1948年2月19日，“手协”北平分会筹备会才在清华同学会开会，选举凌其峻为主席，会员200 余人，希望能协助各方推进手工艺运动。与此相应，社会局依据市参议会组织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于1947年12月31日召开特种工艺委员会成立大会。据《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会刊》收录的“特种工艺委员会名单”：可知召集人1人，为韩受卿 ；委员10人，分别为韩受卿、陈耀汉、费燕之、陈哲夫、孙季容、吴慕墀、李建华、张玉贵、全绍周、王子久 ；秘书1人，为赵今吾。至此，北平市拥有了统一管理、筹划特种工艺各项事务的专门组织。随着工艺事务的日趋繁多，经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议决，特种工艺委员会又增补费燕之为召集人，杨琳、高晏为委员。1948年2月28日，特种工艺委员会为辅导特种工艺之振兴，召开北平市特种工艺辅导委员会成立大会，议决通过“组织特种工艺各种合作社”，“电请四联总处迅拨扶植平市特种工艺贷款”。自成立至1948年3月，特种工艺委员会开会6次，讨论处理议案24件，先后组织特种工艺辅导委员会、调查特种工艺事项、组织手工艺春节贷款等。[15]按照既定的议决事宜，特种工艺委员会贯彻“国济”工艺建设方针，加紧组织各手工业合作社。先召开合作社座谈会，由各主管人向行业工人讲解合作社组织办法，七人以上即可组为分合作社，将来再组为合作联合社，各业联合社再组成联合社办事处，聘请各项专家改良手工艺。据此，1948年6月，组织雕漆、挑补花、景泰蓝等业分合作社20余社、联合社1社。[16]10月6日，北平特种工艺品联合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成立大会，通过区域代表会推出24家代表组联合会，选举刺绣业合作社李宗贵为主席。该会表示：“此后重在自力更生，附设贸易部门，并在沿海各地成立分会，自行对外贸易，以免受中间商人剥削。”[17] 这种逐级递进型生产组织合作模式，主要着眼于行业自身的历史传统遗留问题，希冀打破传统“作坊制度”“师徒制度”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通过组织之力量，加强交易能力，避免营业不振，进谋整体之发展。社会调查是传统手工艺振兴的前提和基础。透过相关史料，可知不同时期关于工艺调查法规与案例屡见不鲜。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部统计调查报告通则》，并附设《工厂统计调查章程》，规定了对包括特种工艺在内的45种工业行业的调查规则。1932年，实业部也曾制定过为期四年的手工业调查计划。与先前不同的是，北平的特种工艺调查并非孤立的行动，而是“国济”手工艺事业的组成部分，并深受其影响推动。“国济”开展的手工艺事业很快在北平得到响应。1946年，辅仁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班学生即调查过北平八类最主要的特种工艺，如玉器、景泰蓝、刺绣、补花、料器、铜锡器、地毯及猪羊肠的规模与经营状况，并于1947年5月9日在灯市口工艺师学会举行“北平手工艺座谈会”，将所得“手工艺日趋严重暮落之状”的调查报告分两期公布在《经世日报》上，引起舆论界、民意机关及政府的注意。随后，北平市参议会为推进此项调查自救运动，特设前述特种工艺机构，站在民意机关的立场领导并促进工艺调查的持续进行。1948年1月，特种工艺委会为明了北平市特种工艺现况，对几代遗留之绝技，如雕漆、景泰蓝、铜胎、烧磁、地毯各艺高度关注，详细考察罗列各艺的原料来源、产品类型、制造程序及产品商号、代表人、地址等，但各类产品的家数、职员与工人人数尚未统计，仅移用社会局1947年12月的调查数据。此后，特种工艺辅导委员会又先后派员分赴雕漆、珐瑯、烧磁、镶嵌、骨刻、补花等业作坊处实地调查，向各厂商分发调查表，因出现“希图多贷款，所填数字与实际不符情形”，致使摸底调研成效打折。很明显，这两次特种工艺调查都不同程度存在局限性，影响了整个工艺运动的持续推进，迫使特种工艺委员会痛下决心破除瓶颈和障碍。1948年2月1日，特种工艺辅导委员会调查负责人朱立达躬亲力行，先是制作详尽调查表分发各厂家填具，待调查表搜齐后，再依照地址姓名按户走访，历时四个月，走访全市1125户特种工艺厂家，统计现有工人12842名 [18]最终形成《北平特种工艺调查报告》，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全市特种工艺品工厂、工人及每年生产价值，有利于后续救济贷款的精准投放。然而，此次调查主要着眼于规模较大的工厂，同样未能彻底摸清北平特种工艺厂坊的确切数量。据韩受卿 7 月调查报告显示，“有900家，占实际数字的二分之一”[19]这是因为特种工艺作坊多数为家庭制，为逃避缴纳捐税，诸多未向官方登记并领有执照。上述特种工艺委员会开展的工艺调查活动，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带动了社会人士的积极参与。1948年，《大公报》记者徐盈连续刊发调查手记《手工业“玉碎”记》与《彩绣的命运》，两篇文章几乎利用一半的篇幅对玉器、彩绣的历史进行回顾，然后则记述和分析该行业、艺人及其事业的现代境遇与出路。此外，还有些调查手记同样较为客观地指出了特种工艺的状况与情形，如齐宣的《金融界灌溉复兴中的北平手工业概况》、空谷的《工业调查：北平的手工业——香烛》等。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北平市特种工艺调查的陆续展开，已由先前个别的孤立调研转化为全面的一致行动，由粗浅转为深入，并且逐渐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这些调查行动从不同的侧面鲜活地展现了北平市特种工艺的现状，揭示出一些不为以往传统工艺调研所关注的新鲜面相。随着工艺调查的持续推进，北平市特种工艺的种类与规模基本明了。特种工艺委员会据此贯彻“救济与建设”并重的工艺思路，先着手解决救济贷款的办理事宜，这较先前的救济策略更具针对性与可行性，也更能受民众的关注与响应。对此，当时的报刊十分关注工艺贷款进展的一举一动，并时有报道。1947年12月16日，《经世日报》载 ：“平手工业，政府决扶持，市中交两行刻为四联代议贷款办法。”[20] 由此，北平市工艺救济贷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最初的贷款办法多为苛刻的限制性条款，对于扶植特种工艺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平市工矿业代表称，“此次贷款数额既少，期限又短，虽有救济中小工业之名，恐难收救济之实效”，要求“暂停贷款申请 ；期限延长为三个月，利息降低为八分”。[21] 从后续行动来看，这些呈诉预求并未完全实现，贷款期限的延长更是一波三折。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为使贷款办理依轨运行，于1948年2月6日订立《北平市特种手工艺春节救济贷款办法》，指明“贷款总额以国币三百亿元为限，贷款对象为已组成合作社者、经同业公会之证明与介绍者、经同行两家之证明与介绍者的十大种类，贷款方式为抵押与信用两种，贷款期限为一个月，贷款利息为月息八分”[22]。并详述其流程：“由小本借贷处接受申请而予调查，市参议会、社会局及北平分库审核决定，然后由分库发放。”[23]13日，贷款审查委会又公布了更为细致的抵押与信用贷款审查标准。从表面上看，这些贷款办法较前期更为全面合理，也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然而，其中关键性条款仍沿袭最初的版本，尤以贷款期限为甚，故而颁行之后并未引来众多商户的踊跃参加。至16日，申请厂商仅80余家，实际交回申请书者14户 [24]，经审核准予借款者只有9户，贷出16000万元 [25]，尚不及总额的百分之一。到21日，这种糟糕局面仍未得到改观，计申请书发出334家，仅收回119家，经核准贷出者29家。[26] 到24日申请截止，统计准予借款者84户，共贷出35亿元 [27]，与既定的放贷总额差距仍较大。此次贷款请求者未趋踊跃，究其原因，应主要是贷款对象仅限于前述十种，并以能出口者为限，因此核准贷款者为数甚少，且因贷款期限仅一个月，各商多感无法连用，故多观望而不由请。面对此种并不乐观的情形，为进一步完成既定放贷总额，经中央银行同意，准将贷放期限延展至3月2日。既便如此，到3月2日，已贷出者仅有286户（其中信用放款计255户，抵押放款计31户），贷出1018500万元。[28] 显然，预定的三百亿贷款总额目标远未实现，且抵押贷款因审查、估价手续严格烦琐，放贷情形并不理想。相形之下，后期各商户的还款却面临诸多困难。按照预定的4月2日为即届归还之期，小本借贷处提前派员分赴各作坊催缴，结果“归还者极少，仅有一、两户，其他各户请求贷款展期”[29]4月2日，同样的情形复现，“二日上午往小本借贷处还账者无人，各业纷纷呈请缓还”[30]。鉴于此，四联开会决定请求总处准予延期一月，增加延期利息，并请求继续贷放原定三百亿而未贷完之余额。4月10日，北平合作金库、参议会两方商定“撤销原合同规定，延长一月，附加延期利息四分，利率改为十二分”，并要求“至期必须偿还”。[31] 然而，这种良好的期待并未实现。《益世报》称 ：“还款情形并不甚佳，刻已逾期一个月，归还只有170家，还款40余亿元，尚有60亿元未收进，约有百家拖欠。”[32] 至6月19日，仍有大半未能收回。银行方面最后无奈表示 ：“这不是金融界的损失，而是手工艺人自己信用的损失，这种不遵守信用，影响以后贷款甚大。”[33] 的确如此，此种情况不仅迟滞四联总处继续举办第二次手工艺贷款的计划，而且也影响了其向中央请求千亿手工艺专案贷款的设想。展会集比较、传播及推销于一身的宣传功能，早已成为此前不同时期工艺振兴策略的重要路径。北平市特种工艺委员会也深谙展会的这种功能，积极拓宽特种工艺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借用展会来提倡改良、推销特种工艺品。1948年7月3日，选送平市手工艺精致产品，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合作社产品展览大会”，并编制《北平市手工艺生产状况》中英文报告加以介绍。同样，为宣传北平特种手工艺品起见，特种工艺品展览会于双十节揭幕。该展览分由三处举行，“明清两代宫廷珍藏之手工艺遗物，由故宫博物院辟两陈列室展览 ；各合作社及作坊新制之精品及收藏家所收集者，由中央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展览 ；各合作社及作坊一般出品，由手工艺联合会在中山公园展售”。[34] 此举使得社会各界得以较全面地体察了解北平市特种工艺状况。特种工艺品展览会因展品丰富、布置精当，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观摩。开幕当日，“参观者由晨迄晚，络绎不绝”[35]。次日，中山公园特种手工艺展“参观者日趋踊跃，并有外侨甚多”[36]随后数日，“前往参观者甚为踊跃，历史博物馆接各方来函请求展期”[37]，为资提倡，特展期一日。展览自双十节开始，为期一周，前往参观中外人士极为踊跃，总数当在一万以上。北平市各报除均刊载展览外，《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等报还刊载了手工艺专论，天津《大公报》尤为热忱，特辟手工艺特展专刊，并刊载长篇专论。从上述参观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各大报刊的特别报道评论，可以看出此次特种工艺品展览会的较强吸引力。此外，观众在参观特种工艺品展览会之后，通过感触和评论留下了其对特种工艺改进的看法。有参观者在参观之后，不禁感慨“祖先遗下这笔文化财富的伟大，同时想到那粗制滥造”，提出“变更特种工艺组织及将来工艺品改良推销计划”。[38]更有不少到会者表示，“宁好不怕贵，要精致，不要粗制滥造”。能够拥有这样的认识，自然也显示出特种工艺品展会产生的广泛影响，说明特种工艺改良已深获北平民众的认可。
1. 北平特种工艺品展览会上的展品：料器
2. 北平特种工艺品展览会上的展品：琺瑯
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开展的系列工艺活动，虽获得一定功效，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但在运动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是民众对北平市特种工艺的概况和面貌有了基本的认知，激起他们研讨、改良特种工艺的意识。前述报界对特种工艺调研的关注与报道，使不少民众意识到“北平市具有悠久历史曾一度繁荣之手工业，已因日人长期摧残及两年来国内局势之不安定，而日渐凋敝”[39]。特种工艺行业危机局面的日益加剧，不仅迫使市社会局、市参议会高度重视，采取上述多维应对之策，而且社会各方面也都格外关注，并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提出复兴北平特种工艺的看法。毋庸置疑，探讨北平市特种工艺日渐没落的原因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早在1946年，画家杨济川在《手工艺》专刊中就指出：“若干手工艺部门偏离正途，在作伪方式下求生活，使其不能生产优良产品。”[40] 其后，联合征信所的分析更为突出。联合征信所系银行业的征信机构，担负着调查各业情况和动态，以供各方参考的任务，故而对特种工艺聚焦至多。1948年2月联合征信所载，“交通不便、原料来源缺乏、资金不足”是手工业日渐没落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为求发展北平市工业计须举办贷款”。紧接着，联合征信所指出，“近年来此等工艺品，国外仿造者已多，形式品质及价格已渐走入规格化之境地”[41]，从而致使外销受阻。同样，北平中央合作金库经理张光钰在所著《北平手工艺生产合作运动》也特别强调，“资金缺乏是导致北平市手工艺垂危待毙的主要原因”[42]这些探究方案可谓拉开了“复兴北平特种工艺”议题的序幕。接下来，围绕“如何复兴北平特种工艺”这一中心话题，各界人士纷纷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报章展现各自论说。如在特种工艺贷款之初，《大公报》即刊出各方看法，“北平现有不少专家，有人主张重新设计”[43]。文化艺术界的学人也多有关注与论析复兴特种工艺的途径。《华北日报》在1948年3月发表韩寿萱撰写的长文《对于复兴特种手工业的管见》，详述复兴特种手工艺的重要性，并指出，“复兴特种手工艺，不是一时所能办的，必须有永久的机构，负起长期的责任，作不断的努力，才能达到复兴的目的”，同时“应选确有艺术价值与日常实用价值的特种工艺，通过博物馆去实施这种复兴的工作”。[44]10月，韩寿萱继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北平手工艺的将来》，指出北平手工艺的出路，并提出具体的方案：“迅速的办个北平手工艺博物馆，应包括样本部、产品部与改良部。”[45] 沈从文则结合特种工艺展会，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建议：“扩大专门委员会与中央、北平两研究院及各大学、北图、艺专的崭新合作方式，训练大规模大学毕业生作研究助手，为一切待进行工作有所准备。”[46] 这些论述虽迥然有别，各有特点，但成为热心此事者观察、分析特种工艺复兴问题的重要参照。二是为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的特种工艺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具体实践，清晰勾勒出特种工艺的发展轨迹，确切地掌握了特种工艺的种类与规模，为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特种工艺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遍阅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北平特种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调查报告，发现其收录的十九种手工业类型，与前述朱立达特种工艺调查报告一致，但开工的厂坊数、工人数与前相比差别巨大，即和平解放初期仅剩下不到一百家、工人215名。[47] 在如此的背景下，恢复特种工艺的正常生产迫在眉睫，前述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如韩寿萱、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等，积极参加了1949年8月31日在解放饭店召开的“北平特种工艺品产销问题座谈会”，商讨工艺美术的复兴大计。[48] 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内容来看，不少鲜明的意见或建议都闪烁着“特种工艺复兴运动”期间学人思想与智慧的光芒。此外，运动过程中探索出的步骤与模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亦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的视角。当然，“特种工艺复兴运动”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局限性，不时地遭到质疑与申诉。其中“特种工艺委员会会址”一事的处理可谓跌宕起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效果与声誉。1948年3月31日，特种工艺委员会召集人韩受卿函请“市政府拨用中华观光社停闭整理之国际饭店，充作特种工艺辅导委员会会址”提案。因迟迟得不到市政府的函复，委员全绍周随后继续提请。直到5月13日，市政府才将两提案合并讨论，并函复 ：“市有公产无适当房屋可以拨用，并据观光社呈报国际饭店并未歇业，实难转拨。”[49] 显然，市政府的答复根本不可能令特种工艺委员会满意。既然共识难以达成，申诉只能继续。6月，市参议员兼特种工艺委员会召集人费燕之严厉询问，提出诸多质疑：“辅导委员会会址改为王府井大街五十二、三号现旧都百货总库之二楼三楼，该房产乃市民李荫南之房屋，已批准发还产权人，并正式发还证。市政府为何把已发还的房子拨交本会使用，不无嫁祸于人之嫌，同时国际饭店乃市府观光社之房屋，不知有何困难不能拨交本会，而将该房在第二次会后租与商民重新营业，致使本会延至今日仍无会址，请解答不能拨交原因。”[50] 费燕之的这次质疑发问，可以说是有理有据，不仅代表了广大工商业界人士的呼声，更是从推进特种工艺复兴运动的宏大目标着眼，理应予以重视并积极解决。遗憾的是，因缺乏相应的佐证材料，最终无法得知该事处理结果。此外，前曾提及的贷款手续过繁、期限过短等弊端，无形间造成不少厂坊“进退两难”之境。换言之，有工资而无力购原料，购原料而无法付工资，致不欲承贷，从而使救济贷款形同虚设。与此同时，特种工艺委员会虽认识到特种工艺行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弊端，且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尝试，但缺乏“革命性变革”的勇气与实践，无法将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据北平记者联谊会调查显示，“除地毯业有近现代生产组织外，所谓手工业师徒生产制度仍盛行各业，工人与老师间是经济兼伦理的，作坊与家庭合一，财务公私不分，成为发展障碍”[51]。这种局面使得特种工艺行业陷入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之怪圈，难以有效贯彻“国济”前述宗旨。最后需强调的是，特种工艺与一般手工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工艺美术学家田自秉曾言：“它（特种工艺）的主要价值是艺术价值，而少实用的目的。所以，在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在需要上是较狭隘的。旧中国特种工艺的制作，大都以适应外销为主。”[52] 对于特种工艺的独特属性，北平市特种工艺品展的不少参观者已有所认识，并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即改变“以往八仙过海、麻姑献寿的图案，去谋适合大众的需求”[53]。毫无疑问，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这种合理化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结语北平“特种工艺复兴运动”是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前夕，工商业界在政府主导下掀起的一场行业自救运动。这场运动历时仅一年有余，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特种工艺行业积淀已久的难题，但特种工艺委员会为复兴特种工艺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与努力，使得特种工艺问题逐步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并成为北平社会广为传播与共享的话题。这不仅表征着民众对特种工艺的深入认知与体察，亦从不同角度展现着其对特种工艺未来发展路径的探讨与反思。可以说，“特种工艺复兴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特种工艺的创新转化，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手工艺术的共鸣，很好地赓续了近代中国的工艺造物文脉。我们深信，在特种工艺依旧未能彻底复兴的今天，回望梳理特种工艺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的发展样态，对当前传统工艺的复兴亦不无借鉴意义。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