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史视野下，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典范形式。物的交往成为丝路交往的主要形态，它已然超越了流动的物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文本意义。在航海技术、传教与探险精神的推动下，葡萄牙人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展开了和中国的朝贡交往、宗教交往与贸易交往，不仅激发了葡萄牙人对中国形象的他者想象，也加速中国诸物技术及文化的全球传播。丝路交往或已迈向了全球文明史意义领域，成为了全球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昭示出“物的交往”在全球交往中的显著功能。澄明此论，对当代丝路发展与全球国家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在宏大壮阔的人类文明史上，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叙事的重要典范，“物的交往”是丝路交往的主要形式，丝路上流动的中国器物是“中国最古老的亲善大使 ”。15—16世纪，葡萄牙凭借着丰富的海域资源、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全球航海发展战略，在不断高涨的探险、传教和商业激情的激发下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开创了大西洋、印度洋等国际大航海贸易体系，实现了全球的丝路交往。中葡丝路交往不仅打通了中葡之间物的交往与文明互鉴之路，还沟通了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尽管学界对中葡丝路交往在通商、贸易、“夷务”、勘界、宗教、文化、关系等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从全球史的视角对中葡丝路交往或“物的交往”及其文明史意义进行回顾审度还是不多见的，这对于丝路文明互鉴的全球史发现以及全球经验传承而言，显然是个缺憾。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基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在阐释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之后，较为详细地梳理中葡丝路交往的历史渊源，集中阐释中葡丝路交往的跨文明对话及他者想象，考察中葡物的交往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功能与价值，进而析出中葡丝路文明互鉴的历史逻辑与经验，以期裨益于当代丝路发展和全球国家治理。所谓“物的交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物品的交换、赠予、共享等方式进行的互动行为。这种交往不仅体现了物品的物质属性，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情感交流和文化传承。在物的交往过程中，物品不仅是物质文化载体的体现，还是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的传递者。正如丝路文明中的中国陶瓷，不仅反映了物质层面的物质往来，还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影响。这些物品价值，已经超越了其的物质属性，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传递着文明的价值。在理论上，“物”是最能反映社会交往结构的形态，或能镜像出物的背后包括手工业生产、流通以及社会制度在内的历史状况。因为，作为“文本”的物是古物本体的社会文化性层次的所指对象，它或指向了古物自身所展示的“文化”，包括古物的图像、文字、色彩、造型、形体、结构、材料等文化内容信息，即古物本体所承载的文本隐喻信息。更进一步地说，“隐喻”是构成古物和文本之外的所有社会性层次的内容所指，它或指向了古物背后的国家制度、经济、政治、外交等高层次内容，也包括宗教思想、经济战略、制度文明以及意识形态等不可视历史事实。当然，物、文本和隐喻的三维结构要素在分析中的使用不是割裂的或是有严格的区分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存在或同时被使用。毋庸置疑，对“物—文本—隐喻”的“三维结构”的展开是阐释“物的交往”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早期中国和葡萄牙“物的交往”而言，“古瓷”无疑是最为显赫的媒介物。1995—1997年间，考古人员在葡萄牙中部城市科英布拉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中国古瓷片约5000余件(见图1)，可复原古瓷片或有400余件。经过考古鉴定，这批古瓷片均属16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景德镇所产。该遗址发掘的古瓷以青花瓷为主，就器类而言，有瓷盘、瓷碗、瓷碟、瓷杯、瓷瓶、瓷盆、瓷罐、瓷壶以及瓷器盖等。这些古瓷或构成中葡丝路交往锁链的“关键环”，昭示出中葡器物贸易或“物的交往”的历史事实。在16世纪前后，圣克拉拉的“修道院的女性权贵供养人仅有记录在册者就达上千位，当中包括大量皇室及贵族成员。她们的捐赠，构成了此时期修道院获得精美中国瓷器的主要途径”。可见，当时的葡萄牙皇室应该与中国明朝有密切的丝路交往，在丝路贸易或其他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中国瓷器由此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他们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在此，参与丝路交往的古物瓷器也能进一步地隐喻出文本之外的历史事实：物的交往是丝路交往的重要对象，丝路上流动的物已然超越它在贸易、使用和欣赏层面的物的本身内涵，渗向了葡萄牙皇家“权力”（使用最昂贵的中国瓷器）、“航海技术”（从欧洲西端横渡海洋来到中国）、“大航海战略”（全球殖民扩张）、“文明互鉴”（瓷器或改变了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等更深层次的象征寓意，抑或说，瓷器构成了葡萄牙社会或文明的隐喻体。简言之，科英布拉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的瓷器作为丝路交往的“古物证据”，是反映中葡“物的交往”的最为有效的“可视文本”，也是最有力的“不可视隐喻”。或者说，“古物”作为全球丝路交往的“文本媒介”和“隐喻媒介”，是再现丝路交往动因、路径、想象和互动的重要参照谱系，是阐释丝路文明互动、互鉴的最有效链索。“古物—文本—隐喻”构成了中葡丝路交往的历史事实与发展逻辑。
图1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的16世纪中国瓷器。
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是葡萄牙早期与世界发生交往的主要动因。葡萄牙是近代西方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发生官方接触的国家，通过贿赂、战争、走私、宗教、贸易、殖民等多种手段，建立了海外通商口岸或殖民中转站，进而开辟了大航海贸易航线，实现了他们对世界的扩张欲望或侵略野心。葡萄牙人的探险精神、传教热情和财富热望不仅成为他们丝路交往的内在动力，打开了以物为载体的中葡丝路交往跨文明对话之门，也由此形成了中葡丝路交往的主要路径，即朝贡、宗教与贸易。“从明朝开始，旨在增强中国国际声誉的政治、经济朝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贸易。”在“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下，朝贡交往成为中葡丝路交往的路径之一。根据《筹海图编》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这里的“佛郎机国”即葡萄牙。同年，葡萄牙驻满刺加总督佐治·达尔伯喀克以国王名义委派托马斯·皮来资(Thomas Priez)为使节来华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通商，这是葡萄牙第一次与中国官方接触。《明武宗实录》又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可见，早在正德十三年之前，中国和葡萄牙就已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海国图志》之“葡萄牙之沿革（原无今补）”中记载：“《皇清四裔考》博尔都噶国在欧罗巴极西境，（即布路亚国，一作葡萄牙，即住澳之大西洋国也。博都噶即布路亚三字转音。）……明以前未通中国，雍正五年（1727）表贡方物，乾隆十八年（1753）复贡。……先是雍正五年朝贡，于常赏外特赐国王人参四十觔，库缎二十五匹，磁（瓷）器一百三十件，洋漆器六十六件，纸三百张，墨二十匣，字画绢一百张，及荔枝酒、哈密瓜、松糕、茶糕、芽茶、香饼、灯扇、香囊等物，又加赏来使倭缎、瓷器、漆器、纸墨、扇、绢等物。”这段文献再现了清代1727—1753年时期的葡萄牙与中国的“朝贡交往”历史。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和葡萄牙在维护两国交往的同时，实现了丝路“物的交往”，中国文化也伴随中国诸物走进了葡萄牙民众之中。在宗教层面，葡萄牙的传教热情是他们与中国丝路交往的精神动力，宗教交往或已成为丝路交往的重要路径。在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推动了全球交往的展开，特别是一些擅长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与哲学思想的传教士给全球文化交流带来极大的推动力。最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10—1677，原名加伯利埃·麦哲伦），精通天文、工艺技术和数学。1650年，安文思以《马可·波罗游记》为蓝本，用葡萄牙文写成了《中国的十二特点》或《中国十二绝》，即后命名为《中国新志》，被称为“17世纪欧洲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国新志》涉及的“中华诸物”繁多，总的说来，主要有土木建筑、航运船舶、宫殿庙宇、匠作工艺四大类别，即为“吃穿住行”之诸物。通览《中国新志》全篇，安文思还对“中华技术物”表示惊叹，尤其是四大发明技术等。实际上，从马可·波罗开始，对中华“物的描述”已然成为传教士观察中国的习惯性工作路径。不过与马可·波罗对“契丹国诸物”的描写不同的是，安文思或为欧洲民众提供了最为忠实而真切的中华诸物及其技术知识新谱系。从丝路交往的视角看，传教士对“中华诸物”的细致描述以及对中华技术物的称羡，展现了一个“中国无遗物”的帝国想象，或反映了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在贸易层面，贸易交往是丝路交往的重要路径。在丝路贸易中，商品买卖双方不仅是简单的经济交易行为，也是物质交往与文明对话的行为。1513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1514年，“满刺加新任总督阿布金基（Jorge De A1buquerqac)遣阿尔发累斯（Jorge Alvares)东来，至广东之舵尾岛（Tamao)，并于此立一石碑，以为发现之标志。自是以后，葡人来华贸易者甚众”。1517年，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来到了广州，与明朝朝廷发生了直接的接触，标志着近代中国与欧洲的丝路交往正式开始。葡萄牙人“第一次知晓在欧洲之外还存在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一个迅速扩张的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国家。罕见的丝绸、瓷器、玉器、漆器以及刺绣被运抵欧洲，并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和钦佩”。至此，中外海上贸易市场迅速扩张。因担心葡萄牙人胡作非为，明政府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屏退了大量来到中国广州口岸的葡萄牙商船，并随即严禁与葡进行海上贸易。在海上丝路贸易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不惜以欺骗、诱惑，甚至战争的威胁，千方百计地要求与中国通商。以澳门以及马尼拉为基地的海上丝路贸易抑或走私贸易在“中间商”或“海盗”的帮助下，也极其兴盛。1553年葡萄牙人以贿赂手段强占香山澳（澳门），从此澳门成为葡萄牙开展对华贸易的基地。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地在东非、印度、中国、日本、巴西等地开拓殖民地，开辟全球贸易体系。譬如葡萄牙商人在澳门专门设立瓷器贸易中转站，在里斯本开辟了专门销售中国瓷器的“格尔明”街道，进而形成了葡萄牙人的全球陶瓷贸易体系。葡萄牙人也将在中国市场廉价收购来的货物转销日本等国。据史载，“由于日本市场缺生丝，葡商人又将中国生产的大批生丝运到日本市场出售，换回金银及日本所产的漆器、刀剑再转手倒卖，从中大获其利”。从荷兰商馆长尼古拉斯·库克巴克尔的日记中可以看到1636—1638年葡萄牙人运至长崎的商品目录。譬如第一份清单 (1636年)、第二份清单（1637年）、第三份清单（1938年）里分别记录了葡萄牙船只带到日本的丝织品及其交易价格。万历十二年（1584年)，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得以形成。“澳门—马尼拉航线”和 “广州—里斯本航线”成为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航线。葡萄牙与中国的海上丝路贸易不是单向的，只要有利润空间或销售地点的，他们均进行贸易。法国人布罗斯在《发现中国》之“从瓷器到神学”一章里这样描述：“当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他们便在那里出售香料以换取瓷器和漆器。”漆器、瓷器展现了中国人的优雅与风情，正如现代艺术理论所揭示的，“媒介性和肌理感、材料特征与日常物件的实用属性、象征意义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形式美”，成为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民众的一种“神学”，进而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形成一股“中国热”。另外，随着明代中后期南方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商人阶层和一些地方官吏很不认同国家的禁海政策。譬如地方巡抚林富曾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蕃舶不至，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蕃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蕃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钱之货即得辗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量有所赖，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显然，地方官员对待丝路贸易的立场有利于中外丝路交往。简言之，葡萄牙与中国的丝路交往充分镜像出三个历史事实：其一，葡萄牙人以马尼拉、澳门、广州以及日本为贸易中转站，实现了葡萄牙殖民扩张与资源掠夺的野心；其二，葡萄牙人所构建的“物的交往”或“物的贸易”体系，能充分反映中国的物质生产、对外政策及意识形态；其三，葡萄牙人通过“丝路贸易”开辟了世界“物的交往”路径，至少在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欧洲国家之间架起了物质文明交往的桥梁。作者简介：王景会，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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