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的张力

艺术乡建有以下三个显著特质：（1）艺术乡建的艺术家基本都是怀有“乡愁”的文化精英，是相对于乡土文明的外来者，本身即拥有文化的外部视野，试图将现代文明理念导入乡村社会，基于美学路径介入乡土文化建设。（2）艺术乡建属于当代艺术的实践范畴，是一种立足于乡村空间的当代先锋艺术、实验艺术、大地艺术或户外艺术，对艺术家而言乡村本身就是作品。艺术乡建是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代艺术力量对乡土文化的一种重塑或改造。（3）艺术乡建并没有超出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能脱离资本、消费的逻辑去理解艺术乡建。雷蒙·威廉斯曾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它的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也就是说，在城市与乡村的现代塑造进程中资本始终在场，如今因叠加了审美而开辟出新的路向，大多数艺术乡建本质上是面向城市消费群体的乡愁产品。因此，艺术乡建是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实践，交织着当代艺术理念的逻辑与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这是艺术乡建缘何与本土审美体系碰撞、冲突、抵牾的深层次原因。

从当代艺术的精神与价值取向来说，当代艺术是反群体的、分离的、异化的，标榜自由、个性、创新等价值。自文艺复兴以来，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给艺术注入了“个性”“独创性”“自律”等内核，艺术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自我”的塑造，而不是“社群”的表达。当代艺术作为现代精神的表征进一步继承、发扬了艺术的反叛性，具有鲜明的反日常、反群体的倾向。有学者指出，当代先锋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跟世俗生活的‘疏离’甚至‘对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抗生活世界一般习性的‘逃逸美学’和‘叛逆美学’”。当代艺术通常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通过挑战甚至决裂传统以维持艺术创造的自我革新，保持艺术所应有的内在批判力。阿多诺肯定并维护艺术的这种“自律性”，认为“艺术不是服从现有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自身的‘社会效用’，而是凭借艺术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只有在具备抵制社会的力量时，艺术才会得以生存”。也就是说，艺术被认为是一种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工具，要以抵抗与超越庸常现实维护自身存在的意义。作为抵抗性的当代艺术，力图求新求异、颠覆传统、革新形式，不断在艺术媒介、观念及形式上拓展艺术的边界，由此发展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现成品艺术等多种形式。当代艺术范式的一大特点在于通过拼贴、装置、挪用、改写等形式使得一切都可能成为艺术，任何现成品、人工制物、文化文本都可能在艺术家的选择利用中进入艺术场域。这一方面造成当代艺术走向“异化”，“陷入形式的戏仿、意义的空无与幻觉消失的境遇之中”，另一方面也因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的界限，而重新获得了干预生活、介入社会的权力。艺术乡建作为当代艺术在乡村空间的拓展，既是解决艺术本体发展危机的乡村转向，也是当代艺术发挥介入社会的功能体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艺术乡建者总是踌躇满志，将乡村作为当代艺术的实验场，以完成艺术作品的态度去介入乡村建设。

可以看出，当代艺术与本土审美体系的价值理念有着内在的冲突性，若直接将当代艺术的表现范式挪移到本土空间中，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因而，大多数艺术家都强调当代艺术与乡村的在地互动，但就现实状况而言，诸多当代艺术语言在乡村的运用显得突兀、隔阂，甚而荒诞。一是基于城市交往范式生产出并不匹配本土生活模式的现代美学空间。大多数艺术乡建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美术馆、咖啡馆、酒吧、民宿、书店、博物馆等现代美学空间。比如，欧宁、左靖在安徽的“碧山计划”有着通过咖啡馆鼓励生活社交的意图，“王家疃村空间计划”通过改造建筑打造了拾贰间美学堂、白石酒吧、琴舍等交往空间。尽管建筑师都声称尊重文脉、就地取材、融入本土，但无论是建造思路还是设计语言都还是沿用西方的、城市的交往范式营造美学空间。然而，本土的生活交往、美学欣赏往往发生在田间地头、村口大树、河边石凳、村民庭院等，而绝非艺术家所设想的咖啡馆、酒吧，亦非专门与生活隔开的博物馆、美术馆，这些现代交往空间美学符号不仅没有生产出“乌托邦”，反而将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的张力冲突具象化。二是基于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抽象艺术、大地艺术等艺术理念打造乡村奇观。艺术乡建使得乡村被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从乡土“波普”、乡土“达达”到乡土“极简”、乡土“抽象”，乡村成为当代艺术符号杂烩的展览馆。乡村为国内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原生态素材和广袤的实验空间”，新奇先锋的雕塑、装置取代了原生态村落景观，乡村在当代艺术的竞技场、实验场中滑向奇观的所指。如在龙子谷村国际艺术活化乡村项目中，日本“后物派”代表人物宫岛达男的“时间之花”艺术馆反复充斥着数字、LED、霓虹灯等科技符号，寓意探索追问生死关系、时间本质及生命轮回；在安徽铜陵犁桥田原艺术季，“美式稻餐车”“最大蒙娜丽莎的微笑稻田画”“小金阁茶亭”“梵高来写生”“米勒拾稻穗”等大地艺术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彻底将本土湮没在外来符号的海洋中。三是基于表演主义、工具主义构建虚假繁荣的文化互动关系。艺术乡建并非不考虑与本土的美学互动，从关系美学、参与式艺术出发的当代艺术实践从不缺乏互动、参与、介入意识，只是不少艺术实践都陷入了虚假的、肤浅的文化联结中。关系美学本身就将艺术定义为“一种会面状态”，“每件艺术品形式都是在与分享的可理解性中进行协商时完成的”。诸多艺术乡建基本都贯彻了关系美学的“邀约”精神，从各类美术馆、装置空间到各种形式的乡村艺术节、村晚，村民被鼓励、邀请参与到艺术家营造的现场中，或与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们同台演出。不可否认这些强呼吁的互动带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但也要看到村民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完成、完满的一部分，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本土性符号被纳入当代艺术场域之中，以配合实现作品的创作意图，至于村民能否看得懂、是否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参与的真实性、有效性隐含的前提是参与的主体是在场的、自愿的、主动的，但许多充满实验性的本土互动形式只是基于一种关系视野下的艺术创作逻辑进行非真实、非有效的互动。这种表演式的互动联结隐藏着与本土审美体系的深层张力，即当代艺术的关系美学话语体系只能靠浅显的、表层的、脆弱的外在形式“糊墙纸”式构造虚假的统一性，而未能实现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文化联结。正如艾伦·卡尔森认为，艺术化和仪式化“不是从美学的角度欣赏‘日常生活的日常性’，而是逃避日常性”。

此外，艺术乡建对本土审美体系的遮蔽、忽略或误读，不仅破坏了本土文化的文脉肌理，而且容易引起对自身的反噬，因无法真正融入本土审美体系，就不得不面对被清除、被拆解、被漠视的命运。

从表面来看，这是艺术家与本土民众的品味区隔问题；从深层而言，乃是当代艺术审美话语遭遇本土审美体系的抵抗问题。一般来说，本土民众在面对外来的精英艺术时，总是会产生文化自卑心理的，这几乎是世界各地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的共性。在文化弱势与自卑的心态下，本土民众往往对艺术乡建采取两种态度：一是刻意逢迎，在利益驱动下主动放弃自身文化；二是表面接受，实则消极对待、暗地排斥。前者是旅游发展逻辑下的日常生活景观化，后者则容易发展为日常微观抵抗。比如，面对高大上的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以及各类讲座、培训、展览等，本土民众可能开始还会“凑热闹”围观，后面只能在困惑不解中消极参与或逐渐淡出，或者将表征性艺术装置、雕塑废弃，把艺术彩绘刷成白墙，等等。总之，剔除一切与生活实际不符合的艺术形式。焦兴涛的“羊磴计划”就遭遇过因桌上雕塑影响搞卫生而被老板娘铲除的事件。当然，“村民有权去铲除自己无法理解的艺术表现”，民众会基于本土审美体系的理念有意无意地日常抵抗不符合自身需要的外来文化，清除、驱逐强行植入的新奇、怪异实践。很多艺术家的东西只能阶段性出现，输血式地勉强维持，而难以长久保留。归根结底，本土审美体系处于传统、日常、社群之中，一旦违反这一原则自然就会碰壁。无论这些艺术实践当时有多喧嚣、万众瞩目，本土民众终将以自己的方式将其覆盖、抹去。无法解决艺术乡建的本土审美融合问题，就会始终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张力。

综上，许多看起来前卫、先锋、创新的当代艺术实践与本土审美体系是异质的，因为它并不是从本土生长出来的东西。事实上，本土民众渴望重建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对于本土而言，“艺术经验与其他生活经验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回归到艺术产生的原初语境，艺术多与生活生产的仪式、祭祀等人类日常事务联系在一起，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给人一种深刻的连续感”。本土审美体系附着于乡土有机体之中，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时间、传统与延续性；二是生态、村落与关联性。尽管通常认为本土审美体系相对保守，但其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容纳着长期的历史文化互动与生态文化变迁，且本身早已处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就此来说，老百姓并不排斥改变，但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新的地平线上重建，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人类进步的基本进程要求将新的宇宙理解系统和宇宙造型系统，呈现为包含旧的系统，且不破坏旧系统。这意味着拓展，而不是粗暴地替代。真正的进步需要某种对过去的依附”，只有妥善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才能真正更新、进步。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保持自身文化连续性的要求。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乡土文化的更新发展要立足于对乡土文明延续性的理解，而不能妄想将一种断裂性的文化直接嫁接到本土文化之上。诸多艺术乡建的案例都证明，不顾及本土审美体系的当代艺术实践，除了对乡村施以美学暴力，并没有真正的建设、建树。艺术介入不能是强势介入，恰如“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之源在于价值理念的连续性”，艺术乡建也要在对本土审美体系的价值理念挖掘中，寻求本土有限的开放性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重建艺术与本土日常的连续性。

作者简介：

季中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张  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