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驾卤薄图书》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纵 51 厘米，横 1481 厘米，绢本设色，目前可见画面的相关局部（图 1、图 2）。[1]此画前缺象六三引，卷前别幅有小楷书《大驾卤簿中道官吏人物名数篇》，款署：“右臣恭具纂拟到大驾卤簿中道官吏人物名数一篇，谨备录如上，谨斋沐随图奉□以闻伏取进止。□祐五年八月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臣曾巽申纂进（准）。”画面内容有分段题记说明兵仗物什，卷后楷书《大驾卤簿中道官吏人物品制详目》，尾残，款亦残失。[2]关于此图卷的年代及作者，聚讼纷纭，有研究者认为乃北宋宫廷画家所绘，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曾巽申绘[3]，另有专家认为是元代无名氏绘，并无定论。目前持宋画的观点较普遍，笔者也赞同此观点。虽然《大驾卤簿图书》所涉问题非常广泛，本文主要讨论《大驾卤簿图书》中“龙旗十二”的源流、“物”的神格化和象征性系统，以及全画的图式结构如何模仿天象图，其象征性系统语义为何，中道的辇辂象马、旌节旗纛、箫鼓铙吹等与军事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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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ˉ《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一，绢本设色，纵 51 厘米，横 1481 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 2 ˉ《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二，绢本设色，纵 51 厘米，横 1481 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卤簿之制兆于秦，而名则始于汉。[4]天子出行，其车驾次第、兵卫甲盾、旗物幡幢等皆著于簿籍，谓之卤簿，而卤簿也非天子所独享，乃君臣皆得通称。天子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和黄麾仗之别[5]。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南郊祀天则备之，极盛时用人两万之众，即使尚质去奢的孝宗隆兴二年（1164），也用 6889 人，可见级别最高的大驾卤簿仪仗之隆盛。
原则上讲，大驾卤簿图只是卤簿仪仗之示意图，具体官吏人物名数另外成书撰述，而此卤簿图卷将图与书结合在一起，不知何故。目前尚未见同类卤簿书画可以参考比对。中国国家博物馆另藏一幅清代《大驾卤簿图》（图 3），明显见出是旗纛幡幢等名物的示意图，缺乏任何人物车骑的描绘，推测另附专书说明仪仗次第与名物。辽宁省博物馆藏清代吴桂等 6 人绘制的《乾隆大驾卤簿图》（图 4），人物车骑旌旗等完备，但画上无题记，卷首卷尾阐述乾隆朝卤簿制度。因此，本文讨论的《大驾卤簿图书》的图文结合形式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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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ˉ 清宫廷画家绘《大驾卤簿图》局部，纸本设色，全画纵 49.5 厘米，横 1690 厘米（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
图 4 ˉ 清吴桂等《乾隆大驾卤簿图》局部，纵 48.9 厘米，横 1745.9 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画上的分段题记较多，主要是对画面内容进行详解，其方法是先刷白底再题记，这在古代绘画中并不常见。[6]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龙旗十二”的榜题（图 5），与之对应的并非绘有龙形图案的十二面“龙旗”，而是两重排列十二面描绘“人形”的旗帜（图6），前七后五，旗帜前面列二十四引骑，后面列二十四护骑，外加第二重旗帜左右见两骑持副杆（以防旗杆损坏能随时替换）。为什么“龙旗十二”的榜题下没有描绘龙形的旗帜？这与常识相悖。从最初“龙章”现于旗帜时的“升龙”“降龙”图像，到清代旗帜上的龙形图像，虽然龙的造型发生了变化，但所谓“龙旗”一定会描绘不同造型的“龙”，否则为什么称为“龙旗”呢？[7]除非这十二面描绘“人形”的旗帜，在当时也有称为“龙旗”的可能。那么，首先来看这十二面旗帜到底是什么旗，具体描绘的是什么。
图 5 ˉ《大驾卤簿图书》局部，榜题“龙旗十二”
图 6 ˉ《大驾卤簿图书》龙旗十二（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
从榜题内容研究可知[8]：“龙旗十二”（图 6）前面一重共七面旗帜，从上至下依次排列摄提旗、雷公旗、风伯旗、北斗旗、雨师旗、电母旗、摄提旗，除北斗旗为皂纛头，其他都为赤纛头。摄提是天上的星宿，位于大角星的两侧（图 7），但旗帜并未描绘摄提星之星形，而是描绘身着冠服的神人。雷公旗描绘的是司雷之神的形象，半人半兽，状若力士，袒胸露腹，脸赤如猴，足如鹰鹯右手执锥，左手执楔，欲击头上五连鼓，击鼓即为轰雷。这与《论衡》中记载的雷神形象相符：“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9]如果以北斗旗为中心，电母旗则处于雷公旗对称的位置，右摄提旗的左边。传说中电母与雷公是一对夫妻，电母为司掌闪电之神，俗称闪电娘娘。电母之称至迟出于宋代，苏轼有“㧑驾雷车诃电母”之诗句。因此，电母一般为女人形象，衣朱裳，两手持雷电镜而运光，这与此电母旗中的形象相符。雷公旗的右边是风伯旗，风伯即所谓司风之神。关于风伯形象的说法很多，如犬首人身，豹纹腰裙，尤其是追擒能致狂风骤发的豹纹大囊，可以成为风伯神的辨识物，也与此风伯旗上的形象相契合。北斗旗的右边为雨师旗，描绘的是司雨之神，蔡邕《独断》称：“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10]此图卷并未描绘毕星之星形，而是描绘神人，举双手似洒水。第一重最中间是北斗旗，黑质黑火焰脚，旗上描绘了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瑶光组成斗柄，古曰杓。在北斗星的杓端还标出了“辅星”的位置。
图 7 ˉ 摄提星（图片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图录》）
后面一重为五星旗，从上至下依次排列木星旗（岁星）、火星旗（荧惑）、土星旗（镇星）、金星旗（太白）、水星旗（辰星）。旗上人物戴冠执圭，着赤裳，衣的颜色从左至右为青赤黄白黑，正与五行中木代表青色、方位东，火代表赤色、方位南，土代表黄色、方位中，金代表白色、方位西，水代表黑色、方位北相吻合。五星旗都是皂杆赤纛头，青质赤火焰脚。
从以上十二面旗帜的形象可以见出，第一重是以北斗旗为核心，两边分布风雨雷电旗加摄提旗，第二重是五星旗。现在的问题是这十二面旗帜为什么组合在一起？组合在一起是否有特别的含义？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组合可以称为“龙旗”？根据不同时期的卤簿仪仗文献可知，这十二面旗帜常常是分散布置的，风雨雷电旗一般对称排列在外仗（卤簿图由外仗和中道组成），北斗常常单列，五星旗一般分开排列在中道或外仗，即这些旗帜分别排列在不同区域，像这样将这些旗帜分两重集中排列在中道，非常少见。据此可以推测这样的排列在当时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代表某种象征性系统。当然这个系统与整个大驾卤簿图的系统比，只是一个小系统，但自成逻辑，依然需要我们来追溯和还原这个系统，即厘清这个象征性系统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旗帜上的形象都代表了某种神，旗帜（物）具有神性，也即“物”的神格化。通过仔细研究便会发现这些旗帜所代表的是星官神，每面旗帜上的形象代表了一个天上的星神，而且是以北斗星神为中心的星官神系统。北斗旗不仅居中，而且旗帜的色彩（黑）与皂纛头也独具一格，与其他旗帜不同，也可以说是北斗居中，众星拱之。那么，这些星神为什么要围绕北斗星神？或者说北斗星神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涉及古人的星宿崇拜传统。按照冯时先生的观点，古人重视北斗的传统与他们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华夏文明发祥于北纬 36°左右的黄河流域，这一地区的人们观测到的天北极也就高出北方地平线上36°，即以天北极为中心，以 36°为半径的圆形天区是永远可见的恒显圈。北斗是恒显圈中最重要的星象，由于岁差的缘故，它的位置在数千年前较今日更接近北天极（北斗星都在紫微垣内，图 8），终年常显不隐，观测十分容易。随着地球的自转，北斗围绕北天极做周日旋转，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又随着地球的公转，北斗围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人们根据斗柄或斗魁的不同指向，了解寒暑季节的变化更迭。因此，古人利用北斗可终年观测的特点，建立了最早的时间系统，并且引申到四方、四季、四时、阴阳五行都要靠北斗来决定。实际上，北斗既是授时主星，又是中国传统天官体系的确立者，它是人们时间和空间的主宰。[11]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所云：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2]
图 8 ˉ 北斗七星，苏州石刻天文图，日本京都大学藏
由上可见，北斗还被比附为帝车，它在天穹中央旋转，犹如天帝乘车巡行天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斗也是天帝（最高统治者）的象征，统领着天上的众星神。但是天上的星神众多，哪些星神才是紧跟北斗巡行天界，时刻环绕其身的随从呢？或许由于风雨雷电和阴阳五行与人们生活关系最紧密，相关星神也就被安置在北斗周围，成为环绕北斗星神的随从，组成北斗崇拜的星神系统。这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也涉及崇拜星神的根本目的：禳灾祈福，得到星神的护佑。《大驾卤簿图书》中的“龙旗十二”正是这套信仰系统的表征，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北斗星神统摄天上人间绝对权威的信仰和崇拜。但这一套信仰系统本质上是由人来建构的，人为什么要建构这十二面旗帜组合而成的北斗星神信仰系统？是什么人做的设计与安排？仔细追溯就会发现北斗星神信仰体系是道教起到中间桥梁作用，将之与人的生活紧密关联。道教承继了秦汉以来中国对星斗的崇拜，以及将星斗配合方位、四季、五音及生、壮、老、死、囚等生克观念，用来劾鬼治病，趋善避恶，说明人事之吉凶灾祥。可以说，中古的星斗崇拜和星占之术，直接地影响了道教。[13]实际上，只有这样，星斗崇拜对于人的生活才富有意义。这一点从《道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
帝问元君（北斗星神）曰：“上仙管籍，日夜周游，管之何事？”元君曰：“吾上管诸天列仙，中管五岳四渎，下管地府幽灵，丰都狱卒，三界之中胎卵湿化，尽属我管，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贫穷下贱，上下贤愚，鬼神劫数，长短增延，劫杀死伤，狱卒囚徒，龙神行雨，五谷成败，寡病四民，山河水陆，皆过北元案中三千元曹君，一日一夜无差，天地无私，善恶自然。”[14]
灵宫玉女，森列左右，日月含明，五星北斗，混为金光，洞焕内外。[15]
五星顺则阴阳调，五星错行，则阴阳逆，所经之国，无不灾害。[16]
摄提、荧惑见晨，附于日，太白、辰星见昏，附于月。 [17]
道教图像也提供了另外的旁证，图 9 为故宫太和殿正中藻井平台中央所供神牌，高丽木制成，上刻道教璇玑八卦图，由北斗七星（带辅星）与八卦组成，与背面七十二符一起兼具镇宅作用。此神牌虽为明清所刻，但图像应具有悠久的传统。图 10 描绘了道教体系中北斗在人修行时发挥的作用。北斗魁中背真人，真气合德存斗中，人便能礼斗朝真，即可消灾解厄，增福延年。
图 9 ˉ 璇玑八卦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0 ˉ 九星三大神（图片来源于《无上三天玉堂正宗高奔内景玉书》，宋伶俐拼合图片）
由以上文献和图像可知，道教认为北斗星神上管诸天列仙，中管五岳四渎，下管地府幽灵、丰都狱卒。三界之中胎卵湿化，都属于北斗星神管辖。北斗星神即人神之主宰，斡旋造化。当日月五星与北斗结合，便对人生老病死、自然灾害、贫穷富贵等所有方面进行掌控。从某种角度说，古代中国天文与星占、宗教是不可分的，[18]星占掌控着古人的一切生活。因此，《大驾卤簿图书》中“龙旗十二”以北斗星神为中心，环绕风雨雷电、五星摄提星神组成的十二面星神旗帜，本质上表达了道教北斗星神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北斗星神崇拜的象征性系统，[19]这个系统是由物（旗帜）的神格化来实现的。那么这个象征性系统的设计师是谁呢？由诸多文献推测，或许道士直接参与了旗帜的组合设计。《宋史》有载：
元丰三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卤簿，前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各著其象，以则天文。”从之。
可见至少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十八宿、五星旗、摄提旗上已经用“人形”代表星象（即星“神化”的图像表征）[20]，而且是负责旗帜的有司取了道士之说绘制，这与本文讨论的“龙旗十二”的各种星宿旗用“人形”绘制是契合的（北斗除外）。我们不能据此解答这种绘有“人形”的旗帜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后续是否继续沿用（明代二十八星宿旗、五星旗等已经不用“人形”表征）的问题，但可以明确这种旗帜的设计取了道士之说，甚至可以推测道士直接参与了旗帜图形的初稿设计。尤其是本文讨论的“龙旗十二”是以北斗为中心，风雨雷电五星摄提环绕而成的旗帜组合设计，此前没有先例，或许此“龙旗十二”是这种设计的首次亮相？这是当时道教盛行，北斗崇拜盛行并星神化（神人同形同性）的典型反映。因此，这种旗帜的设计和组合与道教的关系相当紧密，“龙旗”的名称或许也来自道教的称谓。在道教系统中，“龙王”司职的范围已经不拘于行雨，呈现非常广泛的分布。如图 11，有官职龙王、城市龙王、五岳龙王、地狱龙王、珍宝龙王、钱财龙王、医药龙王、雷雨龙王、风伯龙王、星宿龙王、五方龙王、三十八山神龙王、二十四向神龙王、天星八卦神龙王等，其职能如《道藏》所载：
道言：“告诸众生吾所说诸天龙王神咒妙经，皆当三日三夜烧香诵念，普召诸天龙时旱即雨，虽有雷电，终无损害。其龙来降，随意所愿所求，福德长生，男女官职、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冤家及诸官事无有不吉。”[21]
天尊曰：“诸大（天）[22] 龙王各有万众，有灾之日烧香，普召其龙来降，随意所愿而重宣言曰：岁德除青怪，荧惑化炎灾，太白招七宝，辰门揖秀回，中尊镇五墓，诸恶悉皆摧，神龙奠八表，万福蓊然来。”[23]
由上可见，风伯、雨师、雷公、电母都是“龙王”（图 11）。图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摄提“龙王”，但见“星宿龙王”，摄提也就包含在内了。而岁星（木星）、荧惑（火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等五星“龙王”，由于其功能过于强大（与人民生活关系太紧密），被单独列出，成为被重点召唤的“龙王”。那么，北斗星神是否为“龙王”呢？北斗既然作为造化之枢机，人神之主宰，理应成为诸天“龙王”的统领，称为“龙王”之首更恰当。另外，《道藏》曰：“摄提杓龙角之躔，接沧岛于方诸，潜鬼营于丰郁，艮山定镇，泰象凝华。”[24] 倘若认定北斗为群“龙王”之首，摄提位于“龙旗十二”左右两边的位置代表“龙王”之角并掌管龙厩也就可以理解，同时也提供了另外一种角度的旁证。
图 11 ˉ 诸天龙王（图片来源于《道藏》第 6 册，宋伶俐拼合图片）
因此，在道教系统中，《大驾卤簿图书》中“龙旗十二”描绘的所有星神也都是“龙王”。那么，“龙王”之旗可以简称为“龙旗”，十二面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龙旗”组合在一起称为“龙旗十二”，在《大驾卤簿图书》中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者，《大驾卤簿图书》“龙旗十二”中包含的风伯、雨师、雷公、电母作为“龙王”（龙神）[25]的形象在山西永安禅寺的壁画中得到了图像佐证（图 12）。此处壁画的榜题为“主风主雨主雷主电诸龙神众”，虽然用的“龙神”二字，但在《道藏》中“龙王”“龙神”常常并用，故此处的“龙神”可以与前述“龙王”等视。永安禅寺系列壁画中还存有“主苗主稼主病主药守斋护戒诸天龙神”的形象，故城寺壁画中存有“波池井泉龙王众”的形象，宝宁寺壁画中存有“五湖百川诸龙神等众”和“陂池井泉诸龙神众”的形象，说明民间信仰中一直存在“龙王（龙神）”的信仰系统，且持续时间长久，并在佛道杂糅的水陆画中得到图像佐证。
图 12 ˉ 主风主雨主雷主电诸龙神众（图片来源于张建德：《恒山脚下的水陆道场：永安禅寺》，文物出版社，2019）
为什么出现诸天“龙王”的崇拜？笔者认为自古祭祀“龙王”求雨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当人们长期虔诚地举行求雨祭祀活动时，逐渐萌生这样的想法：既然求“龙王”降雨了，何不多求一些福报？可能从求风调雨顺开始，逐渐拓展到生老病死、升官发财等诸多通道，这样，也就需要建构分管不同通道的“龙王”神。当然，与人们生活关系最紧密的还是《大驾卤簿图书》“龙旗十二”中的“龙王”：风雨雷电摄提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北斗。人们只要月朝月半祭龙之日，烧香诵经，诸天“龙王”来降后，不仅行雨，人生所有的祈愿都能满足，灾患冰消，福祥云集。这或许成为道教盛行时期制作“龙旗十二”并进行崇拜的缘由。此外，“龙旗十二”队位于大驾卤簿的前端，结合风伯清扫、雨师洒扫、北斗“辟兵”的功能，对祭天队伍也能起到护佑作用。陈芳，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大观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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