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揭“龙旗十二”的讨论已经涉及“物”（旗帜）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统，但只是一个自足的小系统，属于《大驾卤簿图书》的子系统，本节讨论全图卷中“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统，将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多元的结构。为什么要研究卤簿图中“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统？旨在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破解卤簿图的文化密码，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这幅画。
《大驾卤簿图书》（中道）在 14.81米的长卷上共绘官吏匠士 5481 人，辂辇舆车香蹬 54 辆（件），象马牛 2917 头（匹），旗仗鼓吹钲角兵甲 4330 件（旗纛 90 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哪些人物物件应该被绘制，其位置和排列顺序是怎样的，物件上绘制什么图形，不同身份的人物穿戴怎样的服饰，动物如何装饰等，实际上在绘制之前需要经过缜密设计，反映的是卤簿图或者说皇帝祭天活动中的礼仪和制度，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象征性系统。从语言学角度看，人、物、兽都可以被看成具有符号意义的言语，其组合在一起，构成语言系统，来彰显某种文化意义，但只有置于系统性的文化规则和文化密码所运行的特定环境中去理解，才能传递出物（人）在具体语境下的意义[26]。单独解读某物，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正是解读《大驾卤簿图书》全画象征性系统的意义所在。
本文研究的《大驾卤簿图书》实际上是一套卤簿图的中道部分。目前外仗部分的图卷下落不明，有观点称外仗画面被人从卤簿图上裁掉了。笔者认为外仗本来就是单独绘制的图卷，这一点通过元曾巽申墓志铭中提到他曾“著卤簿图五卷，书五卷，郊祀礼乐图五卷，书三十卷，上之”[27] 可知。所谓卤簿图书其实是由多卷图和书组成的，书是对图的详细说明与解释。卤簿图分卷绘制的原因可能是祭祀活动所涉兵仗物什太过复杂，而且分属不同有司管辖，分卷绘制方便不同部门的准备工作，因为大驾卤簿图实际上是皇帝南郊祭天活动出行的示意图（藏于秘阁）。倘若我们认定完整的大驾卤簿图是由中道和两边的外仗共同构成的（虽然分卷绘制），那么，大驾卤簿图的象征性系统分析则必须纳入外仗统筹考虑，因为外仗描绘的是皇帝的安保系统，实则非常重要。由于与《大驾卤簿图书》中道配套的外仗图像至今未面世，权且用明代大驾卤簿图的外仗内容替代讨论，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因为明代卤簿图的外仗是继承宋代的。本文讨论的《大驾卤簿图书》年代确定为宋代应该问题不大。
《大驾卤簿图书》的象征性系统是由人、物、兽所蕴含的文化含义组合而成，在这个系统中，神格化的“物”所起的作用最大。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每件物、每个人及兽进行符号化意义的解析，但可以对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结构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旁涉重要物什（神格化）的象征含义的探讨。我们先检视《大驾卤簿图书》（含外仗）的系统结构，可以用图 13 示意。这个系统结构图昭示出《大驾卤簿图书》的基本结构为中道[28]与外仗组成的矩形方阵。其中外仗有两重，最外面一重是军士，是整个卤簿队伍的安保系统，里面一重是由二十八星宿旗、四渎旗、五岳旗、青龙旗、白虎旗、门旗、绛引幡、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羽葆幢、戟氅、戈氅、 锽氅、班剑、金牙杖、立瓜、卧瓜、镫杖、甲士、骑士等组成。中道如图 14 所示，为象六、六引、金吾纛矟、检校龙旗前、清游队、朱雀队、龙旗十二、指南等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旗车、鸾旗车、崇德车、皮轩车）、引驾十二重、太常前部鼓吹队、殿中黄麾、司天相风行漏、 钑戟前队、六军仪仗、御马、日月等旗、牙门、三卫仗、金吾细仗、受命宝、千牛、导驾、供奉官、玉辂、后牙门、大伞、大辇、御马、持钑后队、后黄麾、金吾大角、太常后部鼓吹、芳亭等辇舆、武卫五牛旗舆、检校玉辂等、四辂、五副辂、耕根等车、掩后队、最后门、玄武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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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ˉ《大驾卤簿图书》的系统结构示意图（刘智怡绘制）
图 14 ˉ《大驾卤簿图书》中道官吏人物名数（刘杨泽宇绘制）
结合外仗和中道的内容分析，《大驾卤簿图书》前面的象六、六引、纛矟和清游队（白泽旗）可以称为前导，矩形方阵的核心部分是由前面的朱雀旗（南），后面的玄武旗（北），左边的青龙旗（东），右边的白虎旗（西）来进行四方定位的，[29]四方之间穿插点缀着二十八星宿旗、四渎旗、五岳旗等，环绕着中道的核心——玉辂（皇帝乘坐，大驾卤簿图的核心），玉辂的前后由前后太常鼓吹、前后黄麾、前后钑戟队、前后仪仗、前后御马、司天相风行漏、受命宝、供奉官等组成。总体看来，符合《礼记·曲礼上》记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30]郑玄注：“以此四兽为军陈，象天也。”也即与天上的方位相同，因为天上也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代表东西南北的方位。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文对天文的模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关键的一个维度，但还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31]
那么，《大驾卤簿图书》的象征性系统结构是否也是对“天”的模仿呢？做这样的对比，并非要在《大驾卤簿图书》和天象图中寻找出完全对应的同样语词名称，而是要探寻两者之间相同的图式和象征性系统结构。仔细观察古人的全天象图（图15）[32]、紫微垣图（图 16），便会发现圆形天象图的最外层可见“骑官”“将军”“羽林军”等星名；最外层与最中心的紫微垣之间的中间层点缀着包括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的二十八星宿，“四渎”“轩辕”“三公”“天门”等星宿；最中心的紫微垣的核心是“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周围有“尚书”“四辅”“三师”“华盖”等，东西两列呈屏藩状护卫着“天皇大帝”，包括东蕃八星（少丞、少卫、上卫、少弼、上弼、少宰、上宰、左枢）、西蕃七星（上丞、少卫、上卫、少辅、上辅、少尉、右枢），正如《宋史·天文志二》载：“紫微垣东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一曰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33]
图 15 ˉ 天象图，日本天明四年（1784）斗杓建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图 16 ˉ 紫微垣图（图片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图录》）
对比《大驾卤簿图书》和全天象图的内容和图式，发现《大驾卤簿图书》似乎是圆形天象图压扁为方形的呈现[34]，二者具有基本相似的图式和基本结构，一圆一方，或者说分别为同心圆与“同心方”的结构，而圆形圈层之间和方形圈层之间的内容也相似：《大驾卤簿图书》外仗的最外层为军士、骑士，与天象图最外层可见的羽林军、骑官、将军的星官神名称对应；《大驾卤簿图书》的外仗第二列的二十八星宿旗、四渎旗、轩辕旗，各种幡幢氅和甲士等，与天象图第二圈层的二十八星宿、四渎、轩辕等星官神名称相同；《大驾卤簿图书》最核心的中道实则可以和天象图的核心圈层紫微垣对应，中道的核心即乘坐玉辂的皇帝与紫微垣的中心“天皇大帝”对应，皇帝等同“天皇大帝”之位，一切宇宙的中心；玉辂前后有牙门、仪卫、鼓吹等，六引为兵部尚书、御史大夫、太常卿等官员，天象图中“天皇大帝”周围有东蕃西蕃护卫，有“尚书”“三公”“三师”“四辅”等星官，也有“天门”“大角”等星神。由此可见，《大驾卤簿图书》的象征性系统结构与天象图是对应的，符合很多文献中提到的帝王之居所（紫宫，即天上的紫微垣）[35]和帝王之行模仿天庭的情况。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大驾卤簿图书》出现的每一个图像语词在天象图中都能找到一一对应的星宿名称，我们讨论的是基本结构和图式的吻合，以及一些重要语词的吻合，因为人文与天文的系统都在不断调整和修正，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这涉及图像层累的问题。[36] 天上的星宿名称最早是由人来命名的，在不同时期会有所改变，而我们今天还在不断给天上的星宿命名。人文模仿天文，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不同，而且卤簿图的绘制还受到更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如《宋史》中记载由于祥瑞而增加卤簿中的旗帜等。
元符二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黄裳言：“南郊大驾诸旗名物，除用典故制号外，余因时事取名。伏见近者玺授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轮，太上老君眉间发红光，武夷君庙有仙鹤，臣请制为旗号，曰宝符，曰重轮，曰祥光，曰瑞鹤。”从之。[37]
由上可见，因为出现祥瑞，兵部侍郎黄裳提出在大驾卤簿中添加四种旗号，这是否真正实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揭示一个事实：大驾卤簿中的旗帜会因为各种原因添加或减少，文献中提到的增加的旗帜在现实中不一定会制作，现实中制作了的旗帜在文献中不一定会及时记录，这是知识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很难找到与某一幅大驾卤簿图的内容完全吻合的文献，也难以找到与《大驾卤簿图书》中所涉人、物、兽的名称完全相同的天象图。但不能因此否定《大驾卤簿图书》的象征性系统的基本结构是对天象图的模仿，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结构和文化语义的模仿。
下面讨论《大驾卤簿图书》的象征性系统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前揭《大驾卤簿图书》的基本图式结构是对天象图的模仿，可以简化为图 17 所示，全图的中心为皇帝乘坐的玉辂，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进行四方定位，四方环绕着二十八星宿旗、四渎旗、五岳旗、风雨雷电旗等，这些旗帜都是物（旗帜）的神格化，代表了不同的神，有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神、风雨雷电神；有地上的四渎神，即独立入海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重要河神；有五岳神，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之重要山神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地上的山神、河神也都位列天宫，是作为星官神来对待的。犹如他们在天上护佑紫微大帝一样，在《大驾卤簿图书》中则护佑着乘坐玉辂的皇帝。结合卤簿图外仗的一圈军士和图中各类护驾卫队综合考量，说明皇帝不仅得到“天神”的护佑，而且得到“人”的保护，因为天神的护佑必然是形式上的虚构，将军和军士（人）才是皇帝祭天行进队伍更切实的保护。总之，《大驾卤簿图书》的神、人语义组合在一起的象征性系统，本质上是天地人神护佑皇帝到南郊祭天的图像表征，昭示皇帝祭天活动的神圣及得到天神保佑、降神祈福的顺利。当然，这个系统也能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尊君而肃臣，彰显天子的威仪。
图 17 ˉ《大驾卤簿图书》的基本图式结构（刘杨泽宇、刘智怡绘制）
此外，《大驾卤簿图书》中道的象征性系统也非常重要，实为大驾卤簿图的核心系统。如图 14所示，其组成部分为前导：象六、六引[38]、金吾纛矟、清游队；中心阵队：朱雀队、龙旗十二、指南等车、太常前部鼓吹队、司天相风行漏、 钑戟前队、受命宝、玉辂、持钑后队、太常后部鼓吹、玄武队，其中穿插黄麾及其他护卫队等。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动物（大象）、六引（官员）、旗纛（物的神格化）、指南车、记里鼓车、鼓吹、司天相风行漏、玉辂、受命宝等都具有语义上的象征含义。概括地说，大象、六引、指南车、记里鼓车、鼓吹、司天相风行漏等都与军事行军活动紧密相关，在行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种旗纛是星官神的象征，清游队中的白泽旗（神格化）具有驱鬼的作用；玉辂供天子乘坐，受命宝是天子的玉玺，在祭天活动中使用，是君权神授的象征。因此，《大驾卤簿图书》中道的象征性系统实则由军事和宗教两部分内容组合而成，而与军事相关的内容还未引起重视。实际上，大驾卤簿最初的缘起应该说与军事行动密不可分。距今 5500年前，人类在中亚博泰（Botai）进行马的驯化。4200 年前，随着马在欧亚大陆的广泛扩张，马和马车的逐渐东传，[39]古代中国早期的卤簿仪仗队伍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有了马拉的车队，才有卤簿队伍的隆盛，其在出行中起到战车和保护皇帝的作用，尔后逐渐增加奢华的装饰和艳服等，彰显卤簿仪仗的礼仪性质。
《大驾卤簿图书》中道的象征性系统与军事的关系首先从大象开始讨论。位于《大驾卤簿图书》中道最前面的是 6 头大象，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动物，驯警而灵异，听觉异常灵敏，能感知 100公里以内的声音，有人提出可以利用大象对次声波的感知能力预警地震，因此，大象在古代常常用作仪卫和战争。如《五杂俎》载：
每朝，则立午门之左右。驾未出时，纵游吃草，及钟鸣鞭响，则肃然翼侍。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朝毕，则复如常。[40]
驯象能懂一定的礼仪，如果大象有疾不能立仗，则需要象奴牵着大象到其他大象面前当面求情代行，其他大象才会同意，否则，绝不前往。从考古学、古生物、甲骨文及古籍等多方材料看，距今 7000 年至 2500 年左右，我国从殷（约北纬 36°）一带以南，不少地区有野象分布。公元前 3500 年，印度河流域已经开始有亚洲象的驯养，象用于开荒、筑路、搬运粗木，每头象可抵 20～30 人的劳动，可劳动 20 年。有学者认为商代黄河下游以象为畜力，似在服牛乘马以前。[41]由于力量、智商以及灵敏的听觉，大象很早就被人类用于战争，进行象战。[42]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之说。《大驾卤簿图书》最前面的 6 头大象，其造型和华丽装饰可参看图 18：木莲花座，金蕉盘，紫罗绣襜，络脑，当胸，后鞦，并设铜铃，杏叶，红牦牛尾拂跋尘，与宋代卤簿图的大象装饰基本相同。从礼仪的角度看，大象确实需要华丽装饰，而仔细追溯大象用于卤簿最前端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是“战象”的象征，即早期大象用于战争的遗风。反映了人类早期利用大象的力大无比与灵敏冲锋陷阵在队伍最前端的事实。
图 18 ˉ 装饰华丽的大象雕塑，银，19 世纪，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大象之后是“六引”，“六引”是不同身份的官员，反映的是官员在前面开道的情况，也与军事行进的规则相关。“六引”之后是“金吾纛矟”，“纛”的重要性在卤簿仪仗中被凸显出来。“纛”为什么处于卤簿图重要的前端？这实则与“纛”在中国古代军事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纛”最初的形制和来源已难详考，目前有两种说法可供参考。一是《列异传》曰：“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使先驱。”[43]由于秦人砍伐雍南山的大梓树，梓树变成青牛怪兽袭击秦文公。秦文公从马上摔下来，披散头发，怪物害怕了，逃入水中。秦国人认为这件事很神奇，遂建立旄军，将旄牛尾的毛发聚集而成的穗状物立于杆头，置于队伍前端，这样既能起到威慑作用，又能指挥军事行动。二是用上古东夷集团的首领蚩尤之发做成皂纛。蚩尤是上古时期“战神”的象征，“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黄帝打败蚩尤以后，“断其发而建之天门，名蚩尤旌”，用于展现军威，震慑天下。[44]可见早期的“纛”无论是由旄牛尾还是由蚩尤之发制成的，其形制都是以穗状发组成的团形物作为纛头，下面附杆支撑，造型可参看图 19。纛后来与旗帜结合在一起谓之“旗纛”，关于旗纛结合的具体时间及发展演变过程目前尚不清楚，至晚在宋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形式，如《大驾卤簿图书》中的旗纛（图 20）。
图 19 ˉ 皂纛（图片来源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编《明宫冠服仪仗图》，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图 20 ˉ 旗纛，《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自古先民就有祭祀“战神”的悠久历史传统——“祃祭”。“祃祭”的对象从早期的“纛”（代表“战神”）发展到“旗纛”，再到祭祀“旗纛”的牌位，显示出延绵不断的传统，只是早期“纛”或“旗纛”实物难以保存，今天很少见到。据文献记载，最迟至宋代，“旗纛”本身已经代替“战神”成为祃祭祭祀对象。明代从中央到地方伴随着卫所制度建立了大量的旗纛庙[45]，为旗纛祭祀设立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使之成为军神信仰体系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师出必祭。[46]故宫钦安殿院内西南角的铜镀金重檐亭内供七星纛神牌一面，可谓今天可见的旗纛祭祀的遗证，如图 21。《钦安殿陈设档》（陈 428，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抄本）记载：
铜镀金重檐元亭一座，内供旗纛神牌一面。[47]
图 21 ˉ 铜镀金重檐亭，内供七星纛神牌一面，位于北京故宫钦安殿院内
纛或旗纛神圣而重要，代表着“战神”的职能，是祃祭祭祀对象，其神格化的重要军事地位使其位于《大驾卤簿图书》中心阵仗的前端，并由 9 人执纛、押纛，附设夹骑和护骑等保护队列。
金吾纛矟之后是清游队，清游队的旗帜上描绘的是白泽之像。白泽乃中国古代神话中地位崇高之神兽，不仅能说人话，亦知晓天下所有鬼怪的名字、形貌和驱除之法术，自古被当作驱除鬼怪妖魔的神兽来供奉。《大驾卤簿图书》清游队中举着白泽旗，有为行进队伍辟邪驱鬼的意图。
随后的诸多车队虽然装饰华丽，其核心功能依然源于军事用途。如指南车（图22）是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装置。传说黄帝时代已发明指南车，而黄帝部落也因为拥有相对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打败了蚩尤部落。东汉的张衡、曹魏的马钧和南北朝的祖冲之都被称为指南车的制造者。指南车是一种马拉的双轮独辕车，车厢上立一伸臂的木人，无论车驶向何方，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因此，指南车成为行军队伍中的关键装置。记里鼓车（图 23）是古代记录行军里程的车辆，车上有二重，皆有木人，行一里下一层击鼓，行十里上一层击鼓，这样，即可为军事指挥提供行军里程依据。《大驾卤簿图书》上的题记载宋天圣五年（1027），燕肃根据留存的少量文献资料设计复原并参与制作了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李约瑟称燕肃为“达·芬奇式的人物”。[48]燕肃不仅懂机械、精通天文历法，绘画造诣也相当精深，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大驾卤簿图书》中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可能都是燕肃为南郊祭天而设计制作的，是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车辆，且是“先启之乘”。
图 22 ˉ 指南车，《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 23 ˉ 记里鼓车，《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随后的司天相风行漏队，是将观察天象、测风候和知晓时间的队伍组合在一起。郭缘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鸟，遇风乃动。一曰：长安灵台，上有相风铜鸟，千里风至，此鸟乃动。”汉灵台有如后世的观象台[49]，古代观象台是置仪器观察天象、测风候的，在此卤簿队伍中，不一定设观象台，只是将司天（观测天象）、相风（测风候）和行漏（测时间）组合在一起，形成专业的司天相风行漏仪仗队伍，其造型可参看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东壁的相关形象。[50]据扬之水先生考证，此组图像中“三纵三横的框架与边框共计十二个交点，每个交点处有一个动物形象”，分别代表十二时，象征方位，顶上为长尾鸟，即相风鸟。此壁画的司天相风行漏队伍与《大驾卤簿图书》有些类似但不相同，可资参考。倘若确认相风的位置，其前或许为司天，其后或许为行漏所需的漏鼓，但目前还不能明确它们的具体用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军队外出时必须配备的装置，因为行军需要观测天象，知风候，晓时辰。据《武经总要》载：
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为一百牌，长三尺阔一寸，题云某日更，以探更人每更疾徐，行二里传一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则传一百牌，常取月中气为正……又法曰：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挝诐吹角为严警，九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叠，昼夜足矣。[51]
可见通过击鼓、吹角、传更等方法能知晓时间，从而控制行军速度和里程。相风之后的圆形器或为漏鼓，《武经总要》持更法记载：候漏鼓击板则传更，可以让较长的行军队伍中每人都能知晓时间和行军里程。
《大驾卤簿图书》中还绘制了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主要涉及角、钲、鼓等乐器，另有管、笛、箫、笳等乐器及歌者，大概与祭天仪式相关。有观点认为，这种安排是为了娱神，使神能听到美妙的音乐。笔者认为卤簿图中乐队的安排最初的缘起也是军事用途，如主要的三种乐器角、钲和鼓都是军事训练中使用的乐器，目的是使军事号令得到最迅速的传递和接收，因为声音传递迅速并能让人第一时间感知和接收。《武经总要》载：
鼓一声进一步，金（钲）一声退一步，信旗交点唱喏，旗转唱杀。旗队下不得辄语，角声鼓声各一，诸队亚枪（头去地五寸）。角声一鼓声二，弩手出阵前齐进。
凡闻第一角声绝，右虞侯捉马骡。第二角声绝，即彼驾，右一军捉马骡。第三角声绝，右虞侯即发。
如军行时，前军卒逢贼即急击鼓，中腰闻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军便往，后军有警，中腰亦如之。
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
从上可知，角、鼓、钲是军事行动中用来传递号令，指挥行动的重要乐器，尤其是与各种旗、幡、幢组合起来，兼具更多的军事职能。[52]因此，《大驾卤簿图书》中的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也主要由角、鼓、钲三种乐器组成，鼓吹乐的定点是军乐，其最初的作用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53]
《大驾卤簿图书》的车驾次第、兵仗物什、旗物幡幢都具备“物”的象征语义和神格化特征，共同构成了一幅与天象图结构相仿的象征图式。其语法结构即这些物什的经营位置以及出场顺序等，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不能随意改动。它反映的是皇帝南郊祭天出行的军事行动图，虽然加入了一些如崇德车、皮轩车等与军事关系不太紧密，与儒家提倡的道德伦理相关的物什，但这是后期不断层累叠加的对皇帝德行的宣扬，[54]还不能撼动整体图式与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也符合卤簿图的特征，卤簿不是一般的静态仪仗，“卤者大盾也，以大盾领一部之人，故曰卤部。或曰凡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导从，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55]卤簿主要是将出行中的刀枪盾戟、车马队列等记录簿籍，尤其强调外出行动，这必然涉及防御与保卫等主要的军事相关行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卤簿图是军事行动示意图，历朝历代都是秘藏，难以流传，这也是目前只有几幅卤簿图流传于世的原因。
《大驾卤簿图书》的基本图式和象征性系统结构模仿天象图的根本缘由，是为了体现政权合法性和君权神授，[56]其背后的意义即天上的紫微大帝由无数星官神护佑，地上的皇帝与天上的紫微帝一样，也受到天上星官神的保护。当老百姓看到南郊祭天威武的行进队伍（某种意义上的军事行动）、华丽的车服装饰、飘动的旗帜幡幢，必然感受到天子的威仪与神圣，尊君而肃臣的目的就达到了。
此外，《大驾卤簿图书》是一幅描绘皇帝祭天出行队伍隆盛场面的宋代绘画，设色艳丽，气势恢宏，千乘万骑，鱼丽燕行，前引后押，钲鼓齐鸣。车服之炫丽，卤簿之完备，自秦汉以来无出其右者。这得益于宋代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方面相对于唐朝更为完善和发达，为大规模的卤簿仪仗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便利的条件。[57]宋代的科技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相当先进的，能造出通高十九尺（今约6 米），轮高三十三寸（今约 2 米）的辂车，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加上炫丽的装饰，用璀璨夺目形容也不为过。
那么，这样文貌之繁，纷华之饰的卤簿仪仗仅仅是为了彰显华美吗？宋绶所作《〈景祐卤簿图记〉序》给了我们些许答案：“天行星陈，莫斯为盛。嘻，夫圣人制情之动，防民之逾，为之辨贵贱名数之差，著陟降过止之节，训之以物则，显之以器服。故方轸圆盖以观法象，镂锡辰旗以昭声明……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乱原以消。”[58]皇帝祭天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交神明而严社稷，彰显天子的威仪，使百官民众邪心不萌。其实最核心的目的是让民众牢记“天子”（天的儿子）的君权神授，即人间政权的合法性及不可颠覆，其政权是通过祭天而得到“天”的护佑的。这或许是《大驾卤簿图书》通过兵仗物什、旗纛幡幢等“物”的神格化组成模仿天庭的象征性系统的关键原因。诚然，“物”的神格化组成的象征性系统表现在诸多艺术媒材上，充分体现了人文对天文的模仿，这将是艺术史从文化转向、性别转向到物的转向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话题，以超越物质属性、艺术属性的复调叙事来揭示天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陈芳，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大观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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