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活因其“必需性”而占据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时空,精神生活因其“提升性”而位居人类日常生活的次要时空。物质生活会影响精神生活,一种较为满足的物质生活往往会为精神生活留下充足的时空和机遇;精神生活也会影响物质生活,一种富足的精神生活也会为人的物质生活提供智慧、勇气、意志等精神动力。“必需性”占据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时空,是基础性的;“提升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次要时空,但又是动力性的。缺乏精神动力的推动,人类的日常生活就很难有较高的品质。因此,精神生活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文化一方面因其源自过往,故而成为人类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因其延续特征,故而也是人类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传统是在不变与变之间逐步形成的。传统文化不变的部分多是围绕物质生活的“必需性”而延续的,例如要种田才能有粮食,要在工厂做工才能有工业产品,要医疗才能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等,这都体现出生命的“必需性”。传统文化变的部分多是在更高目标和智慧的支配下出现的。例如,如何生产粮食和工业产品才能更加有效,如何改进医疗条件和方法才能保障疾病治疗的效用等,这都体现出人类超越传统而创造,而使传统发生变化的意愿、行为和结果。传统因更高目标和智慧的涌现而生生不息。[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感都与情感体验有密切关系。情感愿望获得满足人们就会高兴,反之就会烦恼、焦虑或痛苦。艺术则是让情感愿望获得满足的特殊体验通道。因为艺术可以让人在体验中“对象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们通过艺术体验情感,或是选择传统艺术,或是选择现代艺术——现代人创造的新型艺术。现代艺术的创造并非凭空而来。就中国现代艺术而言,绝大多数艺术都还是依赖传统艺术样式进行创造的。源自古代中国的传统艺术门类,如书法、国画、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工艺、建筑、园林等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传统艺术样式。我们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些艺术门类依然以主流的形式在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着情感体验的通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沿着习惯向现代的“流入”倾向,这种倾向带有“自动”性质。就艺术而言,它是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习惯所致。对意境的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气韵生动,自然和谐等长期渗透于中华传统艺术中的基本精神浸润着人们的创作和欣赏习惯,这种习惯也成为人们创作和认识艺术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很容易“流入”现代中国人的意识和习惯当中。但因时代原因,这种“自动”也常常受阻,如“五四”时期新兴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艺术的声讨。某种社会潮流也多是阻挡传统“流入”现代社会的力量,如对现代观念、现代时尚的过分追求。自近代以来,源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观点很多,也让整个社会对自己的传统产生怀疑,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式微,进而导致中华传统艺术的式微。但传统“流入”倾向也是难以阻挡的,因为传统符合人的习惯。这种习惯体现在观念和行为两大方面。从观念上而言,人们需要传统“镜照”自己,以证明自己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人们也需要传统为自己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资源。从行为上而言,传统代表着人类社会已有的生存模式,而现代需要创造。已有的模式倘若未给现代生活带来不便,甚至带来便利时人们便会因循传统。希尔斯把传统看作世代相传的事物,大多数人都按传统来行事,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想出一种替代既定事物的办法,在身边已经存在某种现存的范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感到迫切需要设想出某种新事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分子则既没有创造精神,也不是行为不轨者。如果某种事情能够被方便地贯彻执行,合乎被人们接受的方便标准,那就够好了。方便意味着实现某些令人心满意足的结果并不太痛苦,代价并不太高”。传统世代积累并代代相传,正是因为传统包含了长期被人认可并接受的思维习惯、意识特征、风俗体制等。而要创造现代文化,则需要“努力”的“代价”和特定的契机。主观努力包含意愿、智慧、意志等因素,契机则是特定社会创造、社会潮流所赋予的。例如,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媒介技术便是由特定人群创造并被社会广泛认可,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强大影响的技术力量,从而形成崇尚技术的社会潮流。因为技术并未仅仅停留在技术本身,而是向各个领域强力渗透。现代生活方式受技术的影响非常深刻。因此,现代媒介技术(如印刷、广播、唱片、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VR、AR、大数据以及当下流行的AI等)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样式借助新兴媒体开始盛行,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短视频、虚拟影像等艺术样式成为超越传统艺术的新型艺术样式。人们听广播、看电影、看电视、在网络和智能手机创作和欣赏艺术成为日常生活中新的风尚。不仅如此,由现代媒介催生的现代艺术样式也催生了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样式的涌现。在欧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超越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便是人们对欧洲古典艺术的超越,涌现出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抽象派等艺术样式;自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后现代艺术则超越现代艺术,强调观念的作用、强调艺术现场的价值、强调对科技和社会的反思,涌现出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等新的艺术流派。这些艺术观念和流派也深刻影响到现代中国的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家也借助此类艺术试图超越传统,从而形成实验色彩颇为鲜明的中国当代艺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有众多艺术家由现代、后现代艺术反观传统艺术,并从传统艺术中汲取资源创造新的艺术的努力。例如,徐冰自1987年至1991年完成的《析世鉴—天书》,以汉字为型,结合创造了四千多个“伪汉字”,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按宋版书版式制作成册的长卷,于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引发巨大轰动。同样以汉字作为反思对象的艺术家还有谷文达。他于1983年至1986年创作的破墨书画《遗失的王朝-A系列JHJ1-JHJ30(伪篆书临摹本式)》与徐冰的《析世鉴—天书》异曲同工,但更多是以新的形式把传统水墨引入现代视野所进行的创作。谷文达说:“对于中国的文化的体悟,我也是到了西方之后才慢慢有了更多的想法。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反过来看我早期的水墨作品,我依然在中国的传统脉络之上,遗传基因太重要了。所以,我建议今天的年轻人必须全身心地了解中国与西方文化,走出去,打进来,必须这样。”可见,中国传统艺术因其传统文化的滋养,具有可延续、可反思、可在新的观念下再创造的特征,是难以泯灭的精神文化资源。还有一些当代艺术家借助当代艺术把艺术引入日常生活。例如,蔡国强三十余年来持续探索以火药创作绘画的艺术手法。1985年,他就尝试以火药、油彩和蜡在帆布上作画,引起艺术界的关注。2015年6月15日凌晨4时45分,他创作的《天梯》在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展示,在中国的技术专家和当地数百位村民的帮助和见证下,他把“天梯”作为献给百岁高龄的奶奶和家乡的礼物,也将天梯作为与宇宙对话的艺术形式。这是一座由500米高的金色焰火绽放而起构成的“天梯”,给现场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焰火是中国民间艺术,多在传统节日庆典中呈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蔡国强利用焰火创造当代艺术,让人们对传统日常生活中的惯常艺术有了新的体验。蔡国强《天梯》
传统文化“流入”现代日常生活的现象值得关注,即使是思想特别前卫的当代艺术家,要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要借助传统资源。日常生活是习惯性的,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日常生活也是人们难以摆脱的“必需性”的生活。而当人们借助特定的创造方法把艺术引入日常生活,并把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艺术时,我们不难看到艺术的“提升性”价值以及传统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趣关联。作者简介:王廷信,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院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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