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历史所造就的中华文化，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华织锦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我国56个民族不同的织锦绣文化。从空间维度俯瞰其历史演进脉络，各民族织锦绣文化的差异性总体上展现出“多元”的表征，在族际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熔铸于共同的中华文化而成为“一体”，其发展轨迹清晰地表现出由“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逻辑演进历程。换而言之，基于不同层次文化结构的各民族织锦绣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织锦绣文化同时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其中，“一体”是主线，“多元”则是内含元素。研究发现，中华织锦绣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融成，对于厚植中华文化沃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指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织锦绣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块瑰宝，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结晶，离不开各民族织锦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于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体现出中华织锦绣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各民族织锦绣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文化是历史的标记与回音。历史过程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如同人类传承的基因。[[1]]距今三千年黄河中游出现的若干民族汇集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分，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区，构成凝聚和联系的文化网络，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文化基础。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应该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语汇。1987年周维衍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划时代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多元性分析各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特征，强调了各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体性。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形成了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元文化，在接触交往交流中融合，同时也不断改造发展，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2]]进而熔铸成了一个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文化架构。
以中华织锦绣文化为例，中华织锦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记载织锦绣的活动见《尚书·虞书》记载舜命禹制作章服，“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总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色彰施于五色作服。”[[3]] 战国时期，已出现红棕绢绣凤鸟花卉纹样与深黄绢衬边缘条纹锦的搭配。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4]]促进不同地区各民族织锦绣文化融汇于“一体”的意识。在汉代，当时工商业非常发达，两汉的刺绣与织锦齐名，开始以“锦绣”并称。以考古发现汉代湖南长沙马王堆、甘肃武威磨嘴子、新疆民丰大沙漠、蒙古诺音乌拉等绣花镜袋、粉袋、袜袋、裤管的织锦绣边饰等精美的织锦绣遗物，以及 “政令安邦”封诰，“官服立制”官服，是各民族织锦绣“多元各美”“美美与共”的例证。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交流日益频繁，随着纺织技术进步，各民族刺绣体现在服饰上的互鉴融通进一步深入。如《步辇图》呈现吐蕃使臣禄东赞身着长度过膝的小绣花锦袍，此乃“番客锦袍”的物证。据《通典》记载，“番客锦袍”是唐朝政府为表示器重和友好，专门为远来长安的使臣织造的。与此同时，各民族在织锦绣文化的互鉴中形成深浅变化的色彩、富丽而浓厚的表现，以黄绫地的“平针盘金花鸟绣袋”织锦绣技艺堪称其代表。唐朝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批丝织物及典籍，促进了汉藏民族织锦绣文化的交往交流，如藏族藏毯、氆氇、藏族堆绣无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吐蕃时期，藏族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不断输入新的内容和样式，促进了藏汉文化密切联系，体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以经锦为例，经锦是中国传统的织造技术，2018年出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门当乡的蓝绿地黄花斜纹经锦丝织品属于隋末唐初，其独特的斜纹经锦织造技法，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丝织物，以及敦煌藏经洞的丝织物都比较接近。此件经锦是经线显花，纬线单色始于中国周代，丝绸之路南道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东汉中后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膊）就是著名的平纹经锦，[[5]]代表了汉代最高等级、最高规制的织锦类型，体现了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织锦织造的深刻影响。藏毯与当今波斯毯、东方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具有2000多年历史，凝聚着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6]]又据考古发现，新疆、山西等地出土的北宋刺绣，同样见证两宋时期新疆与内地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彰显了新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进程。
宋元明清时期，如宋代瑶人纺织、刺绣、印染技艺高度发展，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织锦绣代表“八宝被”。瑶人绣女将诗文和图案结合编织出的瑶族织锦精品，其瑶锦文化在漫长的历史环境中孕育发展，延绵不绝。瑶族自先秦时期的“荆蛮”到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盘瓠蛮”，宋代以后的“瑶”。瑶人妇女织就的瑶锦享有“妇纺织之法，莫瑶人之若也”的盛誉。元代，《蒙鞑备录》记载：“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明代，奖励垦荒、奖励棉桑种植，在养蚕方法技艺、印染等不少创新，当时棉桑种植广泛，棉花取代桑蚕、麻成为中国第一大纺织原料，以家庭种植为主，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手工作坊。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蚕经》等典籍记载，在缂丝、孔雀羽毛等精细加工上均出现了高超水平。永乐时期，南北方都有官营织造设置，北京内染织局、南京神国堂内染织局，还有23个地方织局。其中苏州、杭州规模最大，并以织锦装花的云锦最为著名。同时，南方织锦绣文化与北方织锦绣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提高，织锦绣技艺迈向历史顶峰。清代，满族织锦绣文化与汉族的碰撞、交流中，也吸收、融入传统汉族织锦绣技艺、纹样等文化元素，融入满族宫廷服饰中。据史料记载，当时西藏织锦服饰料已收入中央的服饰料。清代同治年间《象州志》记载瑶人善织瑶锦，汉族嫁女所用被面、小孩襁褓也用瑶锦，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和推崇，也增进了瑶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自秦代开始,苗属族群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 统治体系，苗族织锦绣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得到发展。据历史上流传下来反映贵州古代以苗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百苗图》记载，“在定番州诸苗，皆畏之今男耕女织其布精细入市人争买之，俗云欲作汗衫裤，须得谷兰布婚姻用媒约。”“诸苗皆畏之颇宁织妇以青布蒙髻勤纺织其布，最为细密有古兰布之名人多争买，每岁认纳苗赋三十余两。”[[7]]宋代中央王朝和苗属族群的关系和历代其他中央王朝相比有一个特点:主要以经济贸易等方式拓宽并加深苗汉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包括贡赐、互市、贸 易,还有文化交流的经济内容。[[8]]据《皇清职贡图》记载，“上谕，我朝统一区域内外苗夷输诚相化，其衣冠状帽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府于所属苗瑶黎侗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都督府于接壤处矣公务往来，乘便图为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旨之钦此。”[[9]]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保护与发展传统织锦绣文化，中国织锦绣文化呈现多元特点、开放包容发展的时代新特征。其一，各民族表达致敬新中国成立喜悦激动之情寓意于传统织锦绣文化的创作之中。如传统的傣锦织花，常见纹样如八角花、方格，新中国成立后傣族人民新创的“朝阳花”、“团结花”等图案。“朝阳花”寓意热爱共产党，“团结花”反映边疆各族人民亲密相处等五彩斑斓的图案。同样，云南彝绣色彩也从传统灰、兰、黑等色彩转变为热烈奔放而又艳丽的粉色、红色等靓丽的色彩，折射出各族人民对新中国建立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千人同绣“锦绣中华”，整幅长卷构图精美、色彩绚烂、衔接自然、寓意深远、大气磅礴，虽不可能包罗华夏神州的万千锦绣，但足以表达云南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以“四大名绣”为代表的织锦绣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知名织锦绣文化代表。“苏绣猫，湘绣虎”，粤绣擅长绣鸟类，以“百鸟朝凤”最为有名，蜀绣以绣山水人物见长，各种绣法不仅风格纹样也各具特色。黎族的双面绣与苏绣双面绣媲美，著名民族学家梁钊韬先生赞誉黎族双面绣“工艺奇美，不逊于苏州地区汉族的双面绣”。[[10]]
综上所述，各民族织锦绣文化各美其美，黎族绣、苗族绣、彝族绣、土族绣、瑶族绣、蒙古族绣、满族绣、羌族绣等各民族织锦绣文化“多元”并存，各具特色。另外，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如苗绣、黎锦等民族织锦绣，既有支系独一无二、又有一脉相承的部落文化标识，不同纹样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身份归属，彰显着丰富与多元的文化特性。[[11]]多样性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之道，社会化多样性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又是人类精神创造无法抑制的表达。各民族织锦绣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12]]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的文化架构，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相互认同的重要载体。
任何民族的生存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间，民族文化格局也依托其共同地域，共同地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上流动迁徙，织锦绣文化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正是根植于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中华大地，中华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织锦绣文化正是在这个自然框架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格”与“局”。不同空间的民族文化可以作为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起点。“格”用于形容物体的空间结构，无论是从自然地理空间上来看，还是从国家疆域的政治空间意义上的“在一起”，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着共同的地域，更是在不断地交流交往交融下使诸多民族文化特质传递所形成为“一体”。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密切相关，共生共荣发展，同根同源。[[13]]正如56个民族传统手工艺织锦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是呈现多元的“格”与一体的“局”，它们无疑是一种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华民族织锦绣文化的“格”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一个地域具体特色的织锦绣文化的存在，客观上依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空间环境。中华织锦绣文化的地域分布包括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京津冀地区、东部地区、华东地区、川渝地区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等区域，尤其是民族地区各民族织锦绣文化资源多彩富集。据统计，少数民族织锦绣文化资源占全国的80%。[[14]]如大理盆地主要居住白、汉、回三种民族，西北地区黄河上游藏、汉、蒙居多，还有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织锦绣文化则构成了中华文化色彩斑斓、交相辉映的特点，各民族互相认同，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特色，在当地族际关系环境中增进织锦绣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国瑶族自宋元年间瑶族辗转迁徙至南岭山地，主要聚居区位于湘桂粤赣四省区，而其工艺亦有所不同。国内织锦界较有代表性的云锦（南京）、蜀锦（四川）、宋锦（苏州）、杭锦（杭州）、壮锦（广西靖西、宾阳）、土家锦（广西永顺、龙山、古丈）、黎锦（海南）、苗锦（湖南及贵州）、瑶锦（湖南、广西瑶族聚居地）、傣锦（云南德宏、西双版纳、耿马、孟连等地）、侗锦（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阿昌锦（梁河县九保乡、囊宋乡）、毛南锦、云南德宏州的景颇锦（贵州布依锦、广西环江县）、傈僳族织锦（云南省）、藏族织锦（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爱得利斯锦（新疆喀什、莎车、和田等地），还有德昂族织锦、怒族织锦、独龙族织锦、普米族织锦、基诺族织锦、拉祜锦、高山锦、纳西锦、佤族织锦等织锦。以各民族织锦绣文化的地区分布为例，其共性是根植于悠久的农耕文化、地域文化深厚，但由于地理空间不便利，信息交流受限，较好地保留了各民族织锦绣的原真性和地域特色，地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织锦绣文化特点及风格均产生了其差异性的影响。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中国的“文化多样区”，文化差异性是文化多样性的本质，各民族织锦绣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出“多元”特征，包容在整体性之中，即中华民族织锦绣文化。以侗锦为例，侗族与壮族有着同源关系，同属于壮侗语系，共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的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支系，侗锦最早的历史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以至两汉。宋代以后，侗族逐步与壮族分离，集中分布在今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湖南西部等三省区交界地区，形成侗族大聚居、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受到居住地交通不便、外界联系交流不便，外来染料传入时间较晚的局限，因而流行素锦。侗锦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织锦，传统侗锦主要是用黑白两种纱线编制而成的素锦，所织图案具有双面显现的独特效果。各民族织锦绣文化的“多元”体现共性的多元，“一体”包涵“多元”差异性，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两者辩证统一。[[15]]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织锦绣文化是枝叶，各民族织锦绣文化都是中华织锦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织锦绣文化“格”的“多元”，各美其美；并融汇于中华民族织锦绣文化的“局”的“一体”，美美与共。
牟晓燕，女，山东烟台人，法学博士，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曾丽，女，四川德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博士；熊坤新，男，四川三台人，中央民族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西藏大学特聘教授、东北石油大学特聘教授、齐齐哈尔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伦理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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