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史视野下，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与波斯的丝路交往中，流动的工匠文化是丝路交往的显赫标本，或已成为丝路交往和文明互鉴的重要镜像。陆道、榷场和海洋成为连接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的主要空间，贸易、互访和战争等路径实现了中国和波斯工匠文化的丝路流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工匠文化交往不仅有工匠阶层制度性文明的跨文化传递，还有织锦、陶瓷、指南针、造纸等工匠文化及工匠精神的彼此互鉴。流动的丝路工匠文化之光不仅照亮了丝路沿线民众之心，还指引了全球交往与文明互鉴之路，对全球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绝贡献。
波斯是伊朗的旧称，阿契美尼德朝、萨珊朝和萨非朝是伊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三个朝代。古代波斯曾是一个横跨亚、欧、非的西亚帝国，它的主体民族为雅利安人后裔，有欧洲文化艺术血统，并汲取了非洲和亚洲的艺术传统，尤其吸收了古埃及、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艺术文化，擅长建筑、雕刻、绘画、织锦以及其他手工艺术，以至于古代的波斯一度成为享誉世界的“手工圣地”，波斯手艺人也成了“欧洲人的老师”。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曾有汉使频繁抵至波斯。隋唐时期，波斯人与中国广泛接触，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宋代中国东南沿海的船舶可远航至波斯湾。当蒙古帝国大汗铁木真入侵波斯后，蒙古人向古波斯输入了大量的中国器物与中国工匠。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多次抵达帖木儿帝国，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密切。尽管学界对中国和波斯在考古、艺术、医药、交往、文明等方面展开了较多的研究，但从“工匠文化”的切口展开对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研究还是较少的。对于学术史而言，这无疑不利于丝路文明互鉴的整体研究，也无补于对全球丝路史研究。因为，工匠文化是古代丝路交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此，本文拟基于全球文明史的微观视角，以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留下来的古物为锁链证据，转而切入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路径解析，集中阐释工匠文化在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中的他者描述、互鉴体系及其功能价值，以期揭示出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逻辑，旨在彰显织锦、陶瓷、指南针、造纸等中国工匠文明在波斯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与价值，也或能启发当代丝路文明赓续智慧的开掘与策略选择。
西汉云纹漆盒
丝路是流动的文明之路，全球文明在这里流淌与延展。在“物的交往”下，工匠文明或是丝路文明流淌的重要标本。“物的交往”是中国和波斯丝路早期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不仅见证了中国和波斯两国丝路工匠文明交往的久远历史，还反映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文明偏向。在中国境内以及域外，不断出土的与波斯文明相关联的匠作古物已成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关键锁链，即串联这些古物可初步复原出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文化交往的流动轮廓及其场景。从国内考古资料看，中国或已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启与西亚波斯的丝路交往。考古学家在西藏昌都市卡若遗址发掘中，曾出土“一种长方形骨片，靠近两端刻有横槽，这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的骨片如出一辙”，该骨片可能是早期西亚波斯与中国西藏文明交往的远古物证，或构成中国和波斯早期丝路交往的前端锁链。卡若遗址的骨片和克尔曼沙甘吉·达维的骨片的相似性之间至少暗示两个问题：或能说明新石器时代跨文明的人类加工技术具有某种“朴素的相同”；或能揭示出中国和波斯的早期人类交往与工匠技术文明互鉴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印控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曾经发现“不同于属于短头型西藏人种的现在拉达克人的长头型人种头骨，还有各种各样的青铜饰物，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椭圆形珠子、假宝石制成的珠子、顶部有三角形孔和挂环的铃形垂饰和青铜碎片”，这里的石珠和汉墓中出土的丝织物上带有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类似。与石珠相似的联珠纹早期出现于太阳神鸟的绶带中，是古代波斯人对太阳神的崇拜物，多装饰于建筑、锦缎、青铜器等空间，也偶见吐蕃墓葬、敦煌或其他佛教壁画。石珠连珠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224—651）最为“时尚”的装饰纹样，汉唐中国织锦有类似纹样。或者说，拉达克出土的石珠与波斯文明不无关系，或能再现出中国西藏文明与早期波斯文明之间有互动和互鉴的渊源关系。从国内考古资料看，唐代长沙窑曾出土犀牛、大象、摩羯等动物造型的古陶，这些出土器物明显带有波斯艺术风格。在江苏扬州、福建福州、广西桂林和容县也曾出现类似波斯风格的古陶。考古人员在广西容县发掘出土40多块陶器残片。“器型与1965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一件完整波斯釉陶双耳瓶相似······桂林市保安总公司工地出土的一块残片正是扬州出土那种双耳瓶的肩上部，还带有部分扁条形残耳······广西出土的这些孔雀蓝釉波斯陶瓶与扬州及泰国和马来半岛的一样，并不是中东的贸易陶瓷，只不过是装货物（葡萄汁）的储运容器。”广西容县出土的波斯古釉陶在斯里兰卡的西吉利、菲律宾的吕宋岛等地也有类似出土，显然它们构成了海上丝路文明交往的重要锁链，复原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古代场景，再现出中国和波斯工匠文化交往的历史。从国外考古资料看，越窑青瓷遍及西亚，它已然构成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独特遗址景观。譬如“伊朗的萨马腊、内沙布尔、希拉夫遗址发现大量越窑青瓷器，另外在雷伊、粒内布等地也有发现。这些青瓷器，不论造型、釉色很大一部分与宁波海运码头遗址附近准备外运的出土瓷器相一致”。1936—193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人员３次发掘伊朗内河沙尔古城遗址，发现有唐代华南产白瓷钵、碗残片。1968—1971年，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波斯湾北岸伊朗南部展开为期3年的考古调查，共发现中国外销古陶瓷残片（时间从唐至清晚期均有）近3400件（现被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林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些出土古物无疑反映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交往的客观历史事实，与在中国出土的波斯风格的古陶共同构成了丝路交往的整体锁链。西亚金银器是公元七世纪盛极一时的萨珊王朝的典型器皿。1975年，在内蒙古（现属辽宁省营州地区）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发掘中，出土一批属于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有银执壶、鎏金银盘、椭圆形银碗、银杯、金戒指等。其中，“一号墓出土金银器5件，其中3件为典型的波斯银器······二号墓出土文物以带饰和装饰品为主······在一长半圆形金带饰底托面上錾有‘匠郭俱造’4字”。1983年9月，在固原北周李贤墓中，也发掘出波斯萨珊时期的鎏金银壶、青金石戒指和玻璃碗等。“其中一批是来自中亚、西亚的遗物，如镶蓝宝石金戒指、凸钉装饰玻璃碗、中亚式环首刀和金银瓶等······李贤曾长期控制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当然不难通过商人获得鎏金银瓶这类珍贵的萨珊系金银器。另外，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附近的一些中小型墓中也不时出有西域金银器。”1987年7月，在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中，发掘出波斯萨珊时期的银币和金戒指。这些匠作器物或为中国工匠所制，也或为波斯工匠制造。从营州、固原、平城等地出土的萨珊系金银器或能复原西北路上丝路贸易和人员交往情景，再现出波斯风格的金银器被贵族使用的风尚及其生活文明。波斯萨珊朝银币也是见证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和贸易最有力的证据锁链。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可见，银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通行货币。考古人员曾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入海口附近，发现有南朝时期的窖藏，该窖藏出土了约20枚萨珊银币。1973年10月，在宁夏固原北魏墓中，也发掘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它与西安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萨珊朝卑路斯时期（459—484）的银币为同款。1988年11月，敦煌研究员对莫高窟调查，其中“在莫高窟北区第222窟发现波斯银币一枚，该银币直径2.9—3.1、厚0.1厘米，重3.88克，与波斯萨珊朝银币单位‘德拉克麦’重量相当······从已刊布的资料得知，在莫高窟发现波斯银币前，中国境内已发现波斯萨珊朝银币39批（不包括莫高窟所出土的银币）”。丝路沿线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暗示，它作为一种丝路上流通的贸易货币是可能的，也或被波斯人、粟特人、克什米尔人等使用。简言之，以物为证，物物成链。丝路上的骨片、石珠、釉陶、古瓷、金银器、银币等构成了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重要锁链。作为古物景观的锁链，复原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交往的古物场景，再现了中国和波斯古代丝路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之路。“物的流动”是丝路空间里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和波斯丝路工匠交往的主要路径。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首先是“物的交往”，并横跨中亚陆地，在东亚和西亚以及南亚陆上丝路实现物的贸易与流通，并通过中国西北“榷场”为物的交往据点，连通中国内地和西亚波斯物的流动线路，还通过海上丝路贸易通道，实现中国和波斯之间物的流动。在陆道空间，古代地处西亚的安息帝国是联通欧亚的丝路枢纽，是欧洲与中国物的流动中的中转站。在汉唐时期，经过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诸物向中亚以及欧洲输出的主要线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可见，安息帝王对汉武帝派来的遣使十分看重。在唐代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730—805）受皇命绘制《海内华夷图》（801年）并撰写《古今郡国四夷述》，他总结出隋唐以来有七条通四夷与边戍之路，其中“西域道”即直接通往安息。15世纪以前，中国的纸张、金银器、漆器、瓷器、丝绸等丝路货物一般由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运往波斯湾或地中海东岸，再转运至欧洲各国，实现中国和欧洲工匠物的流通和交往。
西汉马王堆“君幸酒”云纹小漆卮
随着15—17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广泛阅读，欧洲人对中国及其工匠器物更加神往与迷恋。抑或说，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华物品的描写大大刺激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欲望，并奢望得到中国奢华的工匠之物。在宋代，政府除了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与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扩大贸易范围、规模之外，内陆和边疆的商品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与繁荣。在边境贸易中，当时官办“榷场”贸易盛况空前，商贩众多。“榷场”的货物不仅通往北方的辽、夏与金等地，还远通西亚波斯等国。又据史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可见，宋代“互市”贸易为中国大宗货物的海外输出提供重要契机与交易平台；同时，内地边境的贸易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海上贸易，至少为海上丝路贸易提供重要的物质资料与经济资本。在海路空间，中国器物经过海上丝路传入东南亚以及西亚和阿拉伯，再经过波斯传入欧洲，波斯湾成为亚欧贸易交易的重要跳台。在唐代，广州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在宋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贸易出口国。根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记载，与宋代中国海上通商的国家达58个之多，主要有大食、大秦、波斯等。17世纪初万丹港不仅有固定的通商市场，还为通商制定有序的贸易时间及其货物对象，这里作为一个通商枢纽，云集各国商人，有中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00cmx180cm，胡玉康作品， 2009年
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贸易和互访是最为主要的交往途径，另外战争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和波斯物的交往。在贸易交往层面，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这里的安息（波斯）与天竺（印度）是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转国，中国商品通过南亚与中亚一些国家传入欧洲。另外，根据《史记》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可见，安息对外商业流通范围较广。由于海上丝路巨大的贸易利润，在16世纪后期，即在波斯萨非王朝的时候，他们的“沙阿”（波斯统治者的称呼）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开始了一项全新的贸易计划，即让波斯成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在交往层面，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帕提亚帝国（即“安息王朝”）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丝绸贸易关系。到了唐朝，在中亚粟特人作为亚欧文化交往的掮客，中国和波斯开启正常的丝路交往。魏晋时期的萨珊王朝多次派遣使节来华，至唐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与波斯商业交易频繁。在“万国来朝”的朝贡下，明清丝路贸易还以“朝贡”为手段。清廷通过“赏赉”或“恩赐”的方式赠予器物给外国来华使臣。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光绪十五年）十一日丁亥（3月12日）晴······波使出观该国刺绣桌幔诸物，不甚精致。又出观烟管······此波斯吸鸦片之器，拙笨可嗤，且必以手按之，否则倾矣。承赠漆盒棉纱袜，皆其土产，又映相一帧，纳交之诚甚切。”这些说明，欧洲人和波斯人对这些异域器物迷恋至极。
《光与影》之一，80cmx60cm，胡玉康作品，2020年
此外，战争也是丝路物的交往间接途径。至元代，蒙古人西征，通过战争征服伊儿汗国，将其纳入蒙古国家政治体系。因此，波斯与中国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往来关系，物的交往也因战争而变得频繁。到了14世纪末，帖木儿帝国几乎侵占波斯所有领土。撒马尔罕成为中西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城市，这里聚集了大量中国工匠、艺术家和商人。
西汉海昏侯墓龙纹漆盘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作 者：胡玉康，博士，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丝绸之路漆艺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胡玉康，陕西汉阴人，清华美院博士，三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陕西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陕西师大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西安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主任、陕西省哲学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首席专家。 近年来，出版《战国秦汉漆器艺术》《设计的立场》《大漆与中国文化》《中国秦汉西部漆器艺术》《汉唐丝绸之路漆艺文化研究》等多部专著。在权威、核心等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作品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规划重点课题《中华漆艺发展史》、国家社科一般课题《秦汉西部漆器艺术研究》、主持教育部艺术规划课题《丝绸之路漆器艺术研究》，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漆画作品多次送国内外展出。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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