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流动的同时，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还伴随着彼此工匠人员的流动，并在工匠流动中产生对“工匠集团”阶层的划分。流动的丝路始终伴随商人、宗教徒、工匠等人员的频繁流动。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主要是通过贸易、战争、宗教、婚嫁等方式展开，工匠流动增进了两国工匠文明的交流，促进了彼此间工匠文化的融合发展，并在工匠流动中展现中国工匠文明的侨易价值。在唐代，大匠阿罗憾为波斯国酋长，曾任中国景教的总管。他精通建筑艺术，为武则天设计建造“万国颂德天枢”。该建筑位于洛阳城西，“万国颂德天枢为一中西合璧式建筑，其宏伟和精巧在当时堪称绝品，显示了阿罗憾极高的设计才能和建筑技艺”。由此，来自波斯的建筑风格因阿罗憾得以在中国传播。或者说，波斯工匠文明因阿罗憾在中国得以生根与生长。在波斯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人员流动更是频繁。为了积极发展海上丝路贸易，“（国王）阿拔斯赶走了葡萄牙人，在那儿（波斯湾）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贸易区。他大量引进了中国工匠，来重建丝绸和地毯的贸易；他建造了新的道路和桥梁，为货物的顺利运输提供便利。”在中国工匠的帮助下，波斯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工匠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实现了中国和波斯的丝路工匠文明交流与交往。1975年，在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发掘中，一号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的金银器5件，其中3件为典型的波斯银器。夏鼐先生研究认为：“一般中国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的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常是唐代中国型的。有些连花纹也模仿得很相像，那就难以把它们和输入品相区分。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并且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的。”显然，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是频繁的。从出土器物的风格与品类看，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在互鉴中不断地模仿、融合与发展。按《唐会要》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可见，市舶使周庆立和景教僧及烈“广造奇器”。周庆立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以进献玄宗，实际上间接地实现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不过，“中国工匠虽然也模仿萨珊器形制造金银器，但是花纹却带中国的特点。安史之乱后，唐朝金银器已不用或很少使用萨珊式器形”。显然，中外工匠文明互鉴在工匠流动中不断增进，也在各自文明中朝着适合自己民族生活与文化的方向发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高脚柜
在元代及以后，由于蒙古人的对外战争以及海上丝路的开辟，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其流动方式也由原来的间接流动转为直接流动。譬如，通过战争俘虏工匠或请婚远嫁陪送工匠、招募工匠等方式，实现了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工匠流动。在元代，伊儿汗统治下的波斯与元朝政府往来甚密。13世纪末期，波斯国王阿鲁浑曾派贵族3人为使者，来向元世祖忽必烈请婚。忽必烈赐宗室女阔阔真与阿鲁浑为妃子。远嫁波斯的宗室女阔阔真不仅带去了元朝的文化，还带去了元朝的工匠、艺术家以及其他使者。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是波斯伊尔汗国（13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的创建人，他曾从中国招募大量包括炮手、瓷工、建筑等工匠，在波斯制作大炮、烧制瓷器和营造中式建筑。按《草原帝国》记载：“尽管旭烈兀家族在外建国，但是他们依然保留着蒙古人的特殊喜好。他们会定期派人前往中原购买瓷器、丝帛等，还会将波斯产的地毯、青铜器、搪瓷等带到元朝。”很显然，元代的中国和波斯的工匠流动是频繁的。在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工匠”已然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集团，即工匠成为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独立职业阶层。“萨珊波斯社会构成复杂，等级划分严格，独立的社会组织体系管理着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早在雅利安人向外迁徙之前，其社会内部就有了种姓制度的萌芽。随着长期的迁徙、征战和最后转入农耕。萨珊社会逐渐形成了三个比较固定的职业集团：祭司、武士和农牧民。之后又分化出第四个职业集团——工匠。”波斯工匠集团的出现或是反映波斯对工匠在国家和丝路贸易中功能的发现，抑或是在萨珊波斯强盛时期对工匠的需求激增的等级化彰显。实际上，“波斯的种姓制度在米底、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和安息帝国时期并无多大发展，依然是三个等级，只有到了萨珊时代，随着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才形成了以职业划分为基础的四个种姓：祭司、武士、文士和平民”。种姓“平民”，即包括农、工、商等非特权的阶层。换言之，波斯社会的工匠集团或是萨珊王朝的一种“阶层想象”，最终工匠还是被划分至平民阶层。不过，“工匠集团”的想象为古波斯工匠文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帮助。或者说，波斯工匠文化之所以发达，是因为15—16世纪的波斯帝国近乎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集团社会。美国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指出：“波斯人是因为民族混杂才取得巨大成就的。波斯融会了几十个民族。17世纪伊斯法罕是阿拔斯大帝的首都，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是一个国际中心。”譬如大流士大帝时期，苏萨的宫廷营造诏令采用不少于3个国家的文字发布，建筑材料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15个地区，参加营造的工匠来自不少于5个民族。正因为波斯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国家，地理空间与人文思想也横跨亚欧非等广阔的地带。因此，波斯汲取了许多空间的文明，进而成为“欧洲人的老师”。简言之，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中的工匠流动，不仅带来了彼此文明的融合，还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国家发展的阶层想象，进而促进了中国和波斯工匠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德国明斯特漆器艺术博物馆藏便携式写字台
在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物质的流动与工匠的流动是同步进行的，并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即物的流动加速了丝路匠的流动，匠的流动也反过来推动丝路物的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物质的流动还是工匠的流动，文明的流动与互鉴总是伴随其中而经久不息。在丝路上，陶瓷文明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也在不停地流动与传播。美国学者房龙在《艺术的故事》中如是说：“波斯文明的寿命，不过几百年之久。但就在短促的几百年间，波斯成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圣地和欧洲的艺术教师······有来自印度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还有来自中国的伟大的工匠，教给波斯人制造瓷器的技艺。”可见，波斯陶瓷工匠的制瓷技术或来自中国工匠，而中国的陶瓷工匠同样也受到波斯工匠及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譬如，唐代长沙窑出土的波斯风格陶瓷，采用了“模印贴花”工艺，明显受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工匠所创造的金银器“捶揲技艺”影响。英国人劳伦斯·比尼恩说：“请看看《毕德培寓言》的一幅插图：一只猴子正把一颗无花果掷向乌龟，然后再看看同一则寓言的另一幅插图。树正在成长，风在树叶间穿行。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某种与陈腐的希腊格套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感到那来自成熟、巧妙的中国艺术的气息。”很显然，“中国气息”的艺术对波斯人的影响是非“陈腐的希腊格套”，是新颖的，具有活力的成熟的东方艺术气息。显然，中国和波斯的文明互鉴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文明层面，还表现在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层面，即中国和波斯的技术物的文明深刻影响了彼此精神文明的发展。根据赫德逊《欧洲与中国》记载，公元550年，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在《戈特战纪》中描述有两名波斯教会会士听说东罗马王查士丁尼想摆脱蚕丝进口来自波斯的束缚，就来到宫中自荐说他们曾在印度北部一个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居住多年，熟悉那里的养蚕之法，并说他们可去那里将蚕种偷运出来。于是，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两人就回到赛林达将蚕种盗走，然后依法孵化成蚕，将之放养在桑叶上。不过，希腊史学家提奥法尼斯在所著《希腊史残集》中却说是波斯人将蚕卵由“丝国人的国家”藏在空心竹棍里偷运至欧洲的。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不仅学会织造丝织物，还把他们的“波斯锦”返销至中国。在公元5世纪的吐鲁番文书的“购物账单”中就有来自波斯的锦缎，中国人称之为“波斯锦”。根据《隋书・何稠传》载：“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说明，唐以前中国和波斯围绕“波斯锦”的外交往来已是事实，并影响中国后期的织锦技术，譬如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锦”和隋唐墓葬出土的萨珊朝锦均有波斯锦风格。
《四季》四条屏，200cmX200cm，胡玉康作品，2019年
1419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派“访问团”出使明朝，随行的宫廷画家盖耶速丁采用“日记体”记录他对中国工艺的“他者印象”，包括明朝皇家匠作、明朝宫廷绘画等。后来，经过帖木儿帝国宫廷画师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著名画派——“赫拉特画派”。该画派将中国元素运用到书籍装帧、宫廷地毯等领域，尤其是中国的龙凤、龟鹤、麒麟以及云纹、花草纹、莲花纹等使用较为普遍。“切尔西（Chelsea），可能是16世纪所有波斯地毯中最为精致的一种，在它的边带区域中不仅装饰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纹样——龙凤，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云带纹样的极大发展，具体体现在波斯艺术家在欣赏和接受中国云带纹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取舍和改造，他们以中国本土的云带图案为基本骨架和参照对象，将伊斯兰壁龛（Mihrab）轮廓融入其中，从而使云带纹样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以迎合波斯人民的审美要求和主体意识为目的、中国与伊斯兰思想相融合的情感丰富、格调清晰的装饰元素。”很显然，中国和波斯人民在工匠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中沟通了彼此的情感与思想。在“唐锦”和“波斯锦”的彼此互动中，见证了中国和波斯的丝绸及其织物技术的互动和互生，充分再现了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互学、互成与互鉴。
《祖国万岁》，100cmX100cm，胡玉康作品，2019年
公元1232年，“在波斯由Mnhamamad al-Anfi编辑之轶事集Fami al-Hikayat中，曾提到水手们以磁石摩擦一块鱼状的铁寻找方向之事”。这里的“磁石铁”或为来自中国的海航“指南针”。北宋初年燕肃（961—1040）在《海潮论》中记载，在宋代不仅有“指南车”，还有海航“指南针”。元符年间（1098—1100年），中国海船已普遍安装磁体司南装置，即罗盘指南针。沈括（1036—1095）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及用磁针罗盘定方位的方法，如“缕悬法”“水浮法”“指甲法”“碗唇法”等。先进的航海司南装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仪器，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及其远洋能力的象征。这种司南仪器后经阿拉伯、波斯传至欧洲国家，给西方航海事业带来革命性影响。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败。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在怛罗斯被俘的中国士兵中有造纸匠，大食人利用汉军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他们把造纸法传入中亚，并由此传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1109年以前，造纸术从开罗传到斯加里野，再由此进入意大利。此外造纸术还从开罗沿地中海南岸在北非继续向西传播，并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此后，‘撒马尔罕纸’这个术语成了西方对汉式绵纸的正式称呼。”中国造纸工匠向西亚的流动，也带去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中国造纸技术的西传给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速欧洲文明的发展。简言之，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为两国的工匠文明交往提供了基础与平台，尤其是中国和波斯的技术文明在丝路交往中实现了互鉴，在互鉴中走向了新发展。本文在以上分析中认为，工匠文化已然成为中国和波斯丝路交往与互鉴的重要标本，中国工匠文化对波斯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也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与波斯丝路交往中器物流动、工匠交往与文明互鉴的分析，至少能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文明互鉴是基于双方“物的流动”和“匠的交往”，进而在丝路“物的交往”中实现了彼此文明的互进与互生。从波斯国家层面看，由于波斯汲取多种文明融合的工匠文化，进而一度成为欧洲“艺术的圣地”；从中国国家层面分析，古老中国器物文明的博大在世界“物的流动”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在与波斯交往中显现出物质文明之外的独特吸引力。换言之，古代中国工匠文化在全球文明发展中的身份优势明显，并在波斯等域外国家文明发展中发挥独特功能与价值。第二，在物质文明之外，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和文明互鉴还体现在制度文明层面的互动。在巨大的丝路贸易交往利益诱惑下，波斯帝国的“工匠集团”制度或受到中国工匠文化的启发，而中国的“朝贡体系”制度也在丝路交往中逐渐走向完善，试图成为全球交往的模式的典范。换言之，中国工匠文化在全球制度文明发展中也产生深远影响。第三，在古代中国和波斯的丝路交往中，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彼此互鉴，势必影响了双方精神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在艺术精神、美学精神和宗教精神层面，毋庸置疑地对彼此国家和人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与影响。或者说，丝路中物的流动与工匠交往为全球精神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样态和独特形式。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作 者：胡玉康，博士，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丝绸之路漆艺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胡玉康，陕西汉阴人，清华美院博士，三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陕西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陕西师大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西安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主任、陕西省哲学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首席专家。 近年来，出版《战国秦汉漆器艺术》《设计的立场》《大漆与中国文化》《中国秦汉西部漆器艺术》《汉唐丝绸之路漆艺文化研究》等多部专著。在权威、核心等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作品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规划重点课题《中华漆艺发展史》、国家社科一般课题《秦汉西部漆器艺术研究》、主持教育部艺术规划课题《丝绸之路漆器艺术研究》，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漆画作品多次送国内外展出。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