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3年—2035年）》正式发布，进一步加强了对1056栋（座）历史建筑的保护，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部分首都“十大建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批大规模建筑项目，“十大建筑”不仅是新中国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光华路”精神的生动见证。

1958年12月，为完成首都“十大建筑”美术设计任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组织全院75名师生，成立了“十大建筑”装饰设计工作队，其中教师17名，高年级学生58名。

师生们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深度参与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两馆合并后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饭店等建筑工程的部分装饰设计工作。

“光华路”精神不仅体现在学院师生夜以继日、团结合作的工作态度上，更彰显于他们将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建筑理念完美融合的创新实践中，铸就了首都“十大建筑”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为新中国建筑事业树立了标杆。

如今，“光华路”精神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激励着新一代艺术设计工作者。“时代光华——首都‘十大建筑’中的艺术印记”系列，通过讲述学院师生与首都"十大建筑"的故事，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续写新时代的艺术华章。

李绵璐《首都“十大建筑”美术设计及教学工作计划》手稿

20世纪50年代，常沙娜参与了首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工作，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民族文化宫金色大门装饰，至今仍是经典之作。历经岁月洗礼，这些建筑依然屹立于北京城的核心区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成为标志性象征。

采访现场

“好的设计必须要有文化根基和创新思想，符合时代需求”；“工艺美术设计应结合衣食住行，服务民生”；“周总理对‘十大建筑’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设计理念，不仅是文脉传承，更是文化自信……”94岁高龄的常沙娜回忆起参与设计首都“十大建筑”的过往，依然记忆犹新、感慨良多。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艺术的智慧。从1931年在法国里昂出生，到跟随父亲常书鸿在蓝天黄沙间守护千年艺术宝库莫高窟；从留美归国遇到恩师林徽因，转向工艺美术设计领域，到成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女校长……常沙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她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艺术生涯，成为这一理念的杰出践行者。

“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1954年建成）可以说是首都‘十大建筑’的序幕。”常沙娜曾这样回忆。

时光的车轮转至1953年，常沙娜调至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苏联展览馆于1954年开始兴建。常沙娜与同事温练昌一起参加了展览馆的艺术设计工作，与苏联著名建筑师安德列夫及其夫人凯斯洛娃相配合。这也是她进入建筑设计领域的起点。

在奚小彭先生的带领下，在安德列夫的指导下，常沙娜和团队携手为展览馆内外的装饰设计倾注心血。为了充分体现中苏友好的主题，展览馆建筑融合了浓郁的俄罗斯艺术风格，而内部装饰部分则巧妙采用了中国古建的装饰形式。展馆大厅圆柱上的敦煌卷草图案，以中国传统沥粉贴金工艺呈现，古韵悠然；“莫斯科餐厅”圆柱上，以中国传统的菱形格式嵌入形态各异的铜雕动物，灵动生趣，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奚小彭《有关建筑装修、室内设计工作的一般问题》的讲座发言稿

其中的电影厅装饰，由常沙娜和温练昌共同完成，他们大胆利用大厅的拱型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晕图案彩画形式作镂空的装饰。设计不仅巧妙地融合了西方建筑的拱顶结构，还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彩画的韵味，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安德列夫及团队的一致认可。70余年后的今天，北京展览馆的电影厅已改为报告厅，艳丽色彩或许不复昨日，但拱型天顶仍然保留着，镂空彩画亦穿越了时光长河，依旧熠熠闪光。

那一年，常沙娜在实践中不断学习、锻炼，收获颇丰。与安德列夫夫妇的接触中，她感受到这对苏联专家在工地上指导中国设计师的真诚与认真；从奚小彭那里，她学到了与建筑装饰有关的诸多知识。“我学会了看工程图，懂得了平、立、剖面的图纸关系，掌握了比例尺，学会了按比例画小稿和放1:1大稿的方法，以及不断完善修改的设计全过程，为我后来参加‘十大建筑’的设计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黄沙与蓝天》人生回忆录中，常沙娜这样写道。

常沙娜在其《黄沙与蓝天》人生回忆录中，针对首都“十大建筑”部分做标注与整理

这段经历不仅让常沙娜在建筑设计领域崭露头角，更使她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植根于自己的艺术实践之中。她以敦煌的古韵为笔，以西方的技法为墨，成为了新中国工艺美术设计领域重要奠基人之一。

“设计必须与建筑功能相结合”

在建筑设计领域，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设计必须与建筑功能相结合”。常沙娜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实践中，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

如果说城市是一部书，那么地标性建筑就是封面，浓缩着城市的形象、内涵与气质。在首都“十大建筑”中，以人民大会堂为例，总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拥有大跨度、穹隆顶、无立柱结构的万人大礼堂，以及可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其工程结构之复杂、建设标准之高、工艺之丰、施工速度之快，堪称当时国内之最。

人民大会堂墙楣，常沙娜设计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常沙娜被调至染织系，教授图案基础课和染织设计课。两年后，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十大建筑”，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75名师生，在雷圭元先生的带领下，分成6个工作组，分别进入“十大建筑”的6个建筑工地参与设计。

雷圭元（左三），徐振鹏（左四），常沙娜（左六），张光宇（左八），吴劳（前排右二）与1957级室内装饰系学生一起讨论人民大会堂室内装饰设计方案

（照片由1955级学生郭春田提供）

人民大会堂作为重点工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门组织奚小彭、常沙娜、崔毅配合北京设计院完成装饰设计任务。奚小彭负责主持并任组长，常沙娜主要承担了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等工作。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最让常沙娜难以忘怀。

“为人民大会堂做设计，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常沙娜回忆，周总理的指示要点，她至今印象深刻：要求“借鉴民族传统，探索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要融为一体”；“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在这样的宗旨下，对敦煌无比亲近的常沙娜有了灵感，她决定以敦煌唐代风格的宝相花为宴会厅天顶装饰的主图形，以体现富丽堂皇的民族气派。

然而，当她信心满满地将设计稿呈上去时，却被总建筑师张镈否决了：“沙娜，你这个通风口没有解决，照明也没有解决，没法用。”在张镈的指导下，她几易其稿，最终确定了如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的装饰：莲花居中，外围是以敦煌联珠纹图案为蓝本的小灯和通风口。“在美感上是和谐的，又不乏装饰细节。”这盏天顶华灯，也成为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设计的典范之作。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灯饰，常沙娜设计

通过这次经历，常沙娜也总结出了设计的重要原则：设计要为主题服务，最符合主题要求的形式和纹样，才能让设计得以升华；设计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视觉美的追求上，而一定要与建筑功能、材料、工艺等紧密结合。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了她一生的设计实践，更成为后来建筑设计的重要借鉴。半个多世纪过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依然亮丽如新，这些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大气的中国元素，尽显泱泱大国风范。

2024年是人民大会堂建成65周年，央视4套《中国缘》摄制组陪常沙娜回到人民大会堂，重温那段珍贵的记忆。“我当年设计的概念，总算又看到了……”常沙娜的眼神坚定而深邃。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建筑是城市成长的年轮。每一座地标性建筑，扎根的是一个时代的土壤，见证的是一段历史的变迁。正如首都“十大建筑”，其一砖一瓦、一灯一影，都蕴藏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当时人民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作为传世之作，首都“十大建筑”有许多巧思都惊艳了时光。例如民族文化宫，建筑样式独特，极具民族情调。尖塔秀气挺拔，67米的高度能让全国各族人民在这里俯瞰北京全景。塔顶的孔雀蓝琉璃瓦区别于紫禁城的黄色，更显轻盈活泼。

民族文化宫建成65周年之际，作为其装饰设计的主要参与者，常沙娜再次踏入这片承载了她无数记忆与情感的地方。站在金色大门前，凝视着“团结”“进步”4个大字，常沙娜满怀温情地说：“这是我设计的，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要团结、进步。”大门的金属装饰，是用敦煌壁画中的卷草纹，配上那个年代最常用的向日葵式花朵，以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进步”与“团结”的字样。

民族文化宫金属装饰大门，常沙娜设计

常沙娜在回忆录《黄沙与蓝天》中感慨道：“设计的时候，我当然想不到多少年以后的事，只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使我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在进行首都“十大建筑”设计工作时，周总理提出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无论是人民大会堂抑或民族文化宫，她都遵循了这一原则。此后，她也一直学习着、实践着、体验着，这也成为她奉行一生的艺术设计理念。

常沙娜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是不可动摇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到现代社会中。现代的生产作品，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理念贯穿于她各个时期的设计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