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查阅近百年以来的美术文献和相关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与民间美术的研究有关的文章几乎是空白，而相关的文章多是介绍性的，其作者则多为民俗学、博物学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当时，民间美术及其研究并非是已经成立的学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关注民间美术，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趣味所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美术研究文章，则是1930年代的事了。但是，与民间美术研究相关的基础工作可能要更早一些。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1905年1月14日），民族实业家张謇在江苏省通州县（今南通市）校河西畔创建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有着现代意义的博物馆，馆内的陈列品以南通及附近地区的民俗文物为多，有金银、玉石、陶瓷、拓本、土木、车器、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和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物、文具、考卷、夹带、窗课等类，其中有许多是出自当地及附近地区民间艺人之手的民间美术作品。而后，相继成立的天津教育品陈列所、天津劝工陈列所、山东泰安教育博物馆、沈阳华产商品陈列所、江西农工商矿总局陈列所等博物馆所，亦多通过陈列当地的民间美术工艺作品，来彰显地方的文明和历史。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奖劝工农、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分设教育、通运、机械、工艺、农业、卫生、美术、武备等馆，而对展品则按教育、交通、经济、化学、工业、矿产、染织、制作工业、建筑、机械、农业、蚕业、茶叶、瓷业、水产、医学、美术、武备18个门类评定授奖，共有2502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分别获得奏奖、超等奖、优等奖、金牌奖、银牌奖，显示了各地区民间艺人精良的技艺和创作的实力。
民国建立之初，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即注意到了中国民间的社会文化和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的客观存在及其社会作用。为了发展“含有普通性的”社会教育，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主持的教育部中专门设置了社会教育司，邀请鲁迅担任佥事（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新式的”社会文化事业，历史艺术与民间文化均在其管辖范围之内。1914年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在北京举行，鲁迅是具体主事者之一，担任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并从各地送来的展品中挑选了许多民间玩具专门陈列出来。其时，直隶（河北）巡按使公署天津教育司社会科为了辅助社会教育，破除陈旧陋俗，革去社会恶习，曾派员对天津杨柳青年画进行考察和改良，随后在天津以“直隶教育图书局印书处”的名义，采用彩色石印法印制了一批改良年画，如《破除迷信》《游杨立雪》《家禽守信》《阿豺》《楼护》《孟母择邻》等。1915年，天津教育司司长李金藻（卉香）又指令杨柳青年画作坊绘刻以《戒食鸦片》《戒赌图》《戒早婚》《戒嫖淫》的“四戒”为主题的木版年画，鞭挞吃喝玩乐的恶习，倡导文明进步。这些举措均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欢迎。在1915年2月20日—12月4日期间于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中国的民间手工艺有数千件参加了展览，展出面积达2万平方米，许多展品获得了博览会的奖章和奖状。
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一向被学者们视为中国民俗学的起源。其实，歌谣运动也应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后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征集来的民间歌谣。1920年12月19日，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立，歌谣研究会归并于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5月，又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所进行的工作由最初的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的收集与研究，逐渐扩大到风俗和民间艺术的收集与研究。在风俗调查会成员的眼睛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都是“可以着手研究的。”随着歌谣运动的推广和深入，一批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的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等，在从事各自的专业研究工作的同时，已经程度不同地开始注意使用民俗艺术品来对其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佐证。在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中，经常能够看到“民俗物品”“人类学标本”“民物”“民族工艺”“民族文物”“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农民美术”“乡土艺术”等字眼。1920年秋，蔡元培在湖南长沙的一次关于文化的演讲中，认为在现代博物馆中的陈列内容应当“按照时代，陈列各种遗留的古物，可以考见本族渐进的文化”。“陈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的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较。”“陈列各时代各民族的美术品：如雕刻、图画、工艺、美术以及建筑的断片等，不但可以供美术家的参考，并可以提起普通人优美高尚的兴趣。”胡愈之在1921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民俗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类：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此后，一些地方的学者和爱好者也开始了对民间美术及相关事物的专门调查、收集、整理、陈列、介绍和研究的工作。
隶属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在此前召开的筹备会议上，与会人员审查了会章，制定、通过了《风俗调查表》。随后发出征求会员启事，议定“先自北京一隅试行调查；并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风俗博物馆”。并“当场议决调查方法三项：（1）书籍上之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由研究所依照此三项进行。”这里所指的器物，是“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等物（或其模型，图书，及照片）”。因为“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以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发出的《风俗调查表》，是中国近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份比较全面、规范的民俗学调查纲要，其中，对于民间艺术品的要求是很明确的。随后，风俗研究会的工作有序地开展了起来。1924年的正月十四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印发《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在这份热情洋溢的说明号召下，“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祇、年画之类），除由会内购备外，并请校内外同志就地搜集，所得成绩如下：神祇，二四二；花纸，二六；符箓，七；红笺，五；杂件，六。共计二八六（件）。”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纷争，致使人心惶惶，生产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北方地区的许多学者不堪重压，于1926年前后相继南下，到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的高等院校任教，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北方的民俗学事业暂时受挫，而南方的民俗学工作却在北方南下的学者们的推动下有了长足的进步。1926年的夏天，一大批原北京大学的教授到厦门大学任教，其中有不少人曾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学后不久，于9月18日下午召开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辑事务谈话会上，决议组织风俗调查会。12月13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工作讨论会，风俗调查会同时成立，通过了风俗调查会章程，提出“本会调查风俗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全国”。“本会收受外间捐赠并购风俗物品，设风俗物品陈列室，作为风俗博物馆之初步。”风俗调查会在八闽之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吸引了大批师生参加，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顾颉刚等人“竟花了半年时间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风俗物品”，收集到的民俗文物达数百件。1927年8月，广州的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工作“以语言、历史、考古、民俗四学会的研究及出版为主干”，民俗学会的事务则由顾颉刚主持。经会议议定，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会事务大致有：“（1）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2）西南民族材料的征集；（3）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4）风俗模型的制造；（5）抄辑纸上的风俗材料；（6）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7）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片；（8）扩充风俗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9）养成民俗学人材。”1928年3月下旬，“民俗物陈列室”完成布置对外开放，陈列有“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迷信品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14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依从民俗学分类的民间艺术品展览。年内，还曾将“史禄国（Shirokorgoroff）、容肇祖、杨成志，派往滇调查西南民族”及其艺术，杨成志等人“留滇两年购买民族品千余件，尤以罗罗经族典为上品”。
学术理念的分歧，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致使钟敬文于1928年的9月离开中山大学。不久，经刘大白推荐，钟敬文到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担任教职，后又转到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远在杭州的钟敬文与中山大学的同事们仍然继续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29年6月6日至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以“提倡国货，以足民用；振兴国产，奖励实业发展”为宗旨，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西湖博览会，共有14.76万件展品展出，参观者达20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湖博览会筹备期间，经钟敬文等人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以中山大学民俗物陈列室的藏品为主体的民间艺术品，也在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设专室展出，给众多的参观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30年夏，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诸先生在杭州发起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并在福建、广东、四川和浙江的宁波、永嘉等地建立了分会。学会所编辑的书刊中，《民俗周刊》《民俗学集镑》《艺风·民间专号》《民众教育季刊·民俗艺术专号》等均以较大篇幅刊载了民间美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研究，是在朱启钤等人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朱启钤早年曾任国民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16年后退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活动。1930年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专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此前，在研究古代建筑的装饰工艺时，他从中国的古代文献和部分外国文献中析出关于髹漆工艺的资料，于1925年辑成《漆书》，是书由“释名”“器物”“礼器”“雕漆”“制法”“工名”“产地”“树艺”“外纪”构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漆工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从日本大村西崖所著的《中国美术史》中了解到在髹漆工艺方面尚有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存世，便设法从日本找来此书，详加校勘，并出资于1926年刻版行世。早先在北京任职时，朱启钤时常到前门的荷包巷等处的古董摊上收购丝绣文物，经过数年的积累，清内府的旧藏和明代项子京，清代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收藏的缂丝和刺绣艺术品大部分均为其所有。在全面地对之进行整理之后，于1928年编成《存素堂丝绣录》一书刊行。还曾根据《石渠宝笈》等书辑成《清内府藏刻丝绣线书画录》两卷。后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著作成《丝绣笔记》两卷，上卷《纪闻》侧重于丝绣历史的考证，下卷《辨物》侧重于丝绣品种和作品的分析。另将古代丝绣史上的能工巧匠的传记资料编成《女红传征略》同时刊行。《丝绣笔记》作为第一部研究丝绣史的著作，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史和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法国里昂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归国的徐悲鸿，在1931年4月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时，专程拜访了“泥人张”等著名民间艺人，回到南京之后即撰文《对泥人张感言》，认为天津地方的民间艺术可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民间艺术作品的收集和研究也是非常注重的，他认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并以赞赏的口吻介绍过“花纸头”和“江北人制造的玩具”以及其他的民间美术品，对这些“生产者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1年，寓居上海的鲁迅在介绍德国版画作品时说：“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版上，颁布人间。后来推广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归于消亡。”1935年的正月，在鲁迅的指导下，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展出了郑振铎收藏的明版《金瓶梅》插图和金肇野收集的杨柳青年画，选择这些经过整理的版画插图和民间年画与版画家的作品一同展出，一方面是为了向社会展示优秀的民间艺术，另外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借鉴和创造。依照鲁迅的想法，青年版画家的创作“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对于中国民间的创作，鲁迅一向是很自豪的，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1934年，鲁迅在《玩具》一文中写道：“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简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唯一的创作。”是“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玩具争”。
时任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兼班主任的常任侠，每年暑假都把收集民间文学和年画作为学生的作业，从1933年至1938年间共收集了数百幅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民间年画。上海的中华书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曾出版“上海市博物馆丛书”，收入丛书乙类的有徐蔚南的《顾绣考》《上海棉布》和郑师许的《漆器考》三种，是对民间物质文化的个案研究著作。同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有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雷圭元的《工艺美术技法讲话》，书中对蜡染、夹板及缝绞染、型纸印染和天然漆与人工漆的技艺作了详尽的介绍。1937年初，旅欧回来的台湾画家颜水龙被台湾总督府殖产局聘为顾问，他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对流传于台湾社会和山地民族中的民间工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收集了许多的实物资料，这样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同一年的5月5日至9日，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的钟敬文，与其同事施世珍等人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筹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品是由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师生在两三年中从浙江等地的民间收集来的。为了推介这个前所未有的展览会，钟敬文专门著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认为“这一次的‘纯民间文献’（民间图画）的展览会，是很正当的，而且也是很有益的我国新学术的活动罢”。文章说：“民间的画家，往往能够用那简朴的线条，或单调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民众所最关心、最感动的事物的形象。”而“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另外，在上海出版的画报上，刊登了张光宇介绍无锡纸马的文章，认为这种生命短暂的艺术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一种”。徐艺乙：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教授来源：民俗学论坛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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