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使用天然漆髹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已知新石器时代早期，浙江先民便用天然漆髹涂器物。商代和西周，中原髹涂活动主要服务于礼乐。当礼崩乐坏，楚国髹漆木器以其华彩烂漫一跃成为战国艺术的华章（图1）。它艺术上传达出了楚人的奇思异想与蓬勃生气，成为髹饰史上传达生命本真的最强音；工艺上不断探索，从生漆髹涂到把握了用掺油之漆髹涂、用推光漆髹涂的技术，发明了针划、金属釦、贴金银片等新工艺：从此拉开了两汉漆器辉煌篇章的大幕。

图1：[战国]虎座鸟架鼓，笔者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汉书·贡禹传》注，“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 ，“漆器”作为专有名词，在汉代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其从诞生之日起，就指向了艺术风的“工官”制品而非简单涂装。江苏广陵国、湖南长沙国墓葬出土的漆器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品种丰富，个性面貌突出；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漆木器，代表了西汉诸侯王使用漆器的水准；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金釦漆卮与大型漆木屏风，十分引人注目（图2）。中国髹饰工艺的第一波高峰，其制品便具备了实用之外占比极重的装饰性格。

图2：[汉]金釦漆卮，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选自程智、梁志钦《广东髹漆简史》

西汉王朝在平壤附近设郡县，天然漆髹饰工艺进入了朝鲜半岛，朝鲜乐浪郡出土了大量“广汉郡工官”“蜀郡西工”造漆器（图3）。韩国庆州新罗王朝墓葬中发现的漆杯、漆壁画极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漆器漆画风格，可见，半岛“三国时期”（前57年-668年），中华髹饰工艺业已进入。

图3：[汉]元始四年铜釦漆耳杯上的长铭文，选自梅原末治《汉代纪年铭漆器図说》

走过两汉实用漆器的辉煌，汉末，髹饰工艺便面临新兴瓷器的严峻挑战，不得不从实用领域退让，向着艺术化的方向去寻求超越。三国两晋南北朝，迎合时代的审美变化，迎合新兴佛教对佛像的大量需求，适应战乱中的经济起落，不再用昂贵的黄金装饰器物，而注重单色髹涂推光以后清澈澄静的美以及廉价的油绘初发芙蓉般的美，漆器上，上天入地的云气纹退出，代之以写实高超的图画（图4），绿沉漆 、夹纻造像等工艺在江南应运而生。中华髹饰的功能与审美，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图4：[北魏]油漆绘屏风，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笔者摄于山西省博物院南京巡展

唐代髹饰系列新创的关键在于：工匠突破了 “磨显”难关，能够通过研磨，显露出埋伏于漆层内的肌理图案。好比人类从烧煤进而发明用电，“磨显”这一新创对于中华髹饰工艺体系的形成，其意义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一大批磨显填漆工艺含末金镂（图5）、金银平脱（图6）、螺钿平脱、犀皮……就此诞生。中华最为世界人士称道的雕漆工艺，正是唐人开创，宋人丰富和完善。如果说汉代漆器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用，有唐一代，中华漆器的装饰品格大步提升，高端愈高，与普通漆器明显分野，从此构筑起了中华髹饰体系的基本骨架。

图5：[唐]金银钿装大刀刀鞘上的末金镂纹样，选自西川明彦《日本の美术11·正仓院宝物の装饰技法》

图6：[唐]金银平脱漆琴，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选自王朝闻、邓福星编《中国美术史》

日本古坟时代（250年-592年） 便接受了中华六朝文化的诸多影响，从法隆寺“密陀绘玉虫 厨子”“密陀绘伝橘夫人念持仏厨子”等传世实物兼考典籍可知，密陀绘工艺于曹魏至隋代便已经东传，东晋戴逵首创的夹纻漆像工艺，隋唐扩其规模并且随鉴真东渡传到日本（图7）。如果您亲见从飞鸟时代（592年-710年）到奈良时代（710年-794年）日本佛像造型和工艺的巨大跨越，您就会明白：中华夹纻漆造像工艺曾经怎样风靡了日本，鉴真为什么被日本人世代景仰，尊称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图7：[唐]鉴真夹纻漆坐像，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藏，采自日文版《唐招提寺》

国内既往研究者有将唐代金银平脱漆器与汉代贴金银片漆器混为一谈。考证文物，汉代贴金银片漆奁上，金银片极薄，约0.009～0.017毫米，所以常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金箔，金银片上漆绘纹理；唐代金银平脱漆器上，金银片厚达0.2～0.3毫米，金银片上毛雕纹理 。正因为唐代金银片增厚，才为“磨显”亦即“平脱”这一技术环节提供了可能，因为，研磨是耗损金银的；也正因为唐世富足，才会流行如此靡费金银的髹饰工艺。兼考典籍，迄今没有发现汉代典籍有“平脱”二字，《汉书·贡禹传》记的是“杯案尽文画，金银饰”。日本人间国宝松田权六先生参与修复乐浪漆器，称汉代贴金银片漆器为“涂立式”——贴上漆面就告成功；称唐代脱颖而出的“金银平脱”——埋入金银片后全面髹漆磨显出图案为“埋入式” ，行家法眼，一发即为的论。贴金银片漆器与汉代广陵文化的关联、唐代金银平脱漆器与唐代江都（治今扬州）文化的关联，都甚有空间可作讨论。

国内专家又有跟从王世襄先生未见文物的推测，将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耳杯定名为犀皮漆器。翻开一部手工艺史，髹饰技艺与时代经济、文化、科技发明、姊妹工艺等同步，代有发明，不断精进，或有失传，又往往被后人接续，因此光景常新，生生不灭。后来人对手艺发明时间的溯源，必须有存世实物加之以文献记录佐证，兼之以综合考察当时手工艺乃至文化的整体背景。《笔经》证明，东晋始有漆器磨退推光的记录；《初学记》等证明，推光漆髹涂后磨退推光的用具，刘宋时尚被视为前刺史也不得使用的奢侈之物。再者，“磨退”只是磨去漆面浮光，离“磨显”环节尚远，各类磨显填漆漆器如鹿角灰漆琴、末金镂漆器、金银平脱漆器、螺钿平脱漆器扎堆出现并且流行在唐代，磨显填漆中难度最高、需要反复磨显的犀皮工艺，如何能在各类磨显填漆漆器星光未露的东吴，就抢先几百年遥遥领先地孤独诞生？明代都穆《听雨纪谈》明确记录曹魏时西域人割取犀牛肚脐周围的花纹以为腰带之饰，曹操称腰带之饰为“犀毗”，以致“后之髹器效而为之”，可见，以髹器仿效犀牛肚脐周围的花纹是在曹魏之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有句，“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可见，南梁漆工仍然是在犀牛皮上髹漆形成花纹，犀皮工艺还没有诞生。笔者目击手触被疑为犀皮漆器的五件文物，亲见东吴到刘宋，漆工磨退技术有欠精熟，造成㯡漆层被磨穿留有水花斑，锈渍侵入漆层，留下并非人为的蚀迹。学者理应眼摩手触被疑为犀皮漆器的文物，综合考察当时手工艺乃至文化的整体背景以后发论。

将唐代放在东亚文化的大背景下，更能凸显唐代髹饰工艺对于东亚髹饰划时代的贡献：末金镂工艺东传日本，成为日本莳绘工艺的嚆矢；犀皮、宝装（图8）、嵌螺钿等髹饰工艺也东传日本，深刻地影响了日本髹饰。日本学界称中国漆器等文物为“唐物”，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唐物最丰，正仓院成为收藏唐代工艺品特别是漆器的重镇。日本人间国宝松田权六甚至说，“可以说，正仓院的漆艺（主要指正仓院珍藏的唐物）就是日本漆艺传统的源头” 。

图8：[唐]紫檀宝装五弦琵琶反面，选自西川明彦《正仓院宝物の装饰技法》

宋代，髹饰工艺走向民间，成为市场的工艺、市民的工艺，花瓣形碗、盘、奁、盏托等胎轻体薄，素髹一色，圆润优雅，线型流畅，有极高的审美品位。如果说唐代最具开创性格的髹饰工艺是填嵌工艺系列，宋代最具开创性格的髹饰工艺则是箔粉髹饰系列，如描金（图9）、戗金、隐起描金、识文描金（图10）等。箔粉髹饰有能力表现绘画，与两宋院画呼应，金银平脱工艺退出。徽宗朝至南宋孝、光、宁、理宗四朝，漆器愈益精致化唯美化，嵌薄螺钿漆器（图11）、雕漆漆器精而不俗，剔彩漆器尤其匠心独运（图12），为世界人士所高度赞誉。宋代漆器高就高在：繁简有致，雅俗并存，既有芙蓉出水般的雅致婉约，又有雕彩镂金的技高艺绝。是时代的疏忽还是有意的选择，宋代发明了箔粉髹饰系列，却丢失了唐代“末金镂”即撒末金罩漆研磨推光的工艺，于无意中为日本莳绘工艺腾飞提供了天机。正是吸纳了唐宋填嵌工艺、隐起工艺、识文工艺，日本莳绘才一步一步，形成自身精美严密的工艺体系。

图9：[北宋]檀木描金内经函，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笔者摄于浙江省博物馆

图10： [北宋]隐起描金加识文描金舍利漆函，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选自浙江省博物馆《槁木奇功》

图11：[南宋]莲瓣形嵌螺钿楼阁人物纹漆奁，日本永青文库藏，选自根津美术馆《宋元の美》

图12：[南宋]剔彩旭日东升图漆香盒，选自五岛美术馆《存星——漆芸の彩り》

比较而言，元代工匠比宋代工匠守成。他们面对宋人开创的飞金髹饰系列，独钟戗金（图13）；面对宋人开创的剔彩系列，独钟剔红；嵌薄螺钿漆器元代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器名乡浙江嘉兴西塘、江西吉安府等，漆器名工张成、扬茂、彭君宝等，各为方志、笔记记录。开放的宗教政策使漆造像于元代再度兴起，其作风则已混杂了梵式（图14）。宋元髹饰工艺，被明清漆器工人奉为中华正宗法式。

图13：[元]黑漆地戗金经箱，九州国立博物馆藏，选自《茶の汤の漆器——唐物》

图14：[元]夹纻18尊者漆像之一，原藏故宫博物院，采自《中华艺术通史》

宋元时期，日本僧人纷纷来华，往五山十刹朝拜圣迹，回程即将中华漆器、瓷器带回日本，所以，日本寺庙及私家藏中国宋元漆器最多，“船载漆艺”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佳话。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日本匠师学习中华“末金镂”始有研出莳绘；平安时代后期，日本匠师以莳绘与嵌螺钿工艺结合，探索民族自身的和风文化；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日本匠师模仿中国宋元雕漆而有“鐮倉彫”。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三十三间堂、京都与奈良各寺庙及镰仓国宝馆各藏有镰仓时代木心干漆像与脱空干漆像，其夸张强悍的体势、狞厉全无含蓄的表情，与元代梵式造像作风有某种对接。中华唐、宋、元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

经过统一新罗时代中华嵌螺钿工艺的输入，高丽时代（918年-1392年），螺钿平脱成为朝鲜半岛主要的漆器髹饰工艺，宋元金属釦工艺、嵌铜丝工艺被并用在半岛嵌螺钿漆器之上。官营供造署——“中尚署”专门制造宫廷用嵌螺钿漆器，于是形成半岛嵌螺钿漆器细密精巧的装饰风格和牡丹卷草之类的花纹程式。这一时期，东南沿海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商贸往来、漆器流通也很密切，记录于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等典籍之中。

宋代剔红漆器，境内遗存极少；宋代螺钿漆器，已知境内仅存一件；宋代剔犀漆器，境内集中出土在江苏、福建两省。而日本收藏有大量宋元漆器，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为多，加上根津美术馆、松涛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爱知县德川美术馆以及冈山县县立美术馆、大阪府逸翁美术馆等许多博物馆和一些寺庙与私家，日本共藏宋元嵌薄螺钿漆器、剔红漆器、剔黑漆器、剔彩漆器……等不下270件。1981年、2004年、1991年、2011年，东京数家博物馆与九州国立博物馆征集公私收藏中国螺钿漆器110件，中国雕漆、螺钿等漆器160余件，中国汉代至清代漆器精品123件及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九州国立博物馆中国雕漆藏品32件专题展出并且出版图册；2004年，根津美术馆举办“宋元漆器特别展”并出版图册《宋元の美》；2014年，东京五岛美术馆举办特别展并出版图册《存星——漆芸の彩り》，首次披露了许多宋元剔彩、填漆文物。美国藏家藏宋元漆器数量堪称第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近8000件，主要为艾弗里·布伦戴奇于1959年捐赠，其中宋元漆器达20件；1991年，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欧文夫妇收藏的东亚漆器含南宋漆器两件，屈志仁先生编为《东亚漆器·欧文伉俪珍藏展》；其他如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宋元漆器5件，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收藏宋元漆器3件等。韩国藏中国宋元漆器以首尔北村美术馆为多，国立中央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首尔亚洲漆研究所、首尔中国美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一些私家各有零星收藏。

通过对境内外博物馆与工坊持久深入的田野调查特别是进入库房摩挲漆器藏品，笔者以为，中华髹饰中的许多装饰工艺，如末金镂、金银平脱、嵌螺钿、雕漆、戗金、描金与隐起描金、识文描金等，不是成熟于明代，而是高度成熟于唐宋并且传往邻国，举凡装饰性的髹饰工艺，江南领先于、丰富于中华其他地区。正因为如此，晚明大儒董其昌才会对宋代漆器褒扬到无以复加：“其佳者有古犀毗，有剔红，有堆红，有戗金，有攒犀，有螺钿，亦无宋以前之物。继宋作者，莫能逾也。”  

明代髹饰工艺追踪宋元综合变化，新创则唯款彩。明前期，雕漆、填漆漆器成为官造漆器中成就最高的品种。明中期，宫廷漆器面貌相对模糊。而此时的江南，社会思想活跃，经济极端富庶，市民需求高涨，江南园林厅堂的大量建设使模仿书画的款彩工艺应运而生，款彩屏风迅速风靡江南并且远销欧美。日本莳绘漆器大举进入中国，日本泽漆、莳绘等技艺也随之进入中国，两国工艺交流融汇，“描金殽沙金”“描金错洒金加蜔”“彩油错泥金加蜔金银片”等舶来工艺为《髹饰录》所记录。明晚期，江南工匠追新逐异，江南髹饰工艺综合宋元，花式翻新，从趋同走向求异，《髹饰录》所记“描金加彩漆”“描金加蜔”“描金加蜔错彩漆”“螺钿加金银片”“戗金细勾描漆”“戗金细勾填漆”等工艺，都从宋元臻于极境的髹饰工艺中化出，“百宝嵌”则是唐代“宝装”工艺的接续。江南漆器的装饰之风北上宫廷，宫廷漆器于晚明一振。

款彩屏风问世的历史动因是：明中叶以来江南市民对文人书画的大量需求以及雕版印刷在江南的空前发展。明代江南士绅厅堂的高度较宋代明显提升，书画从小幅转向大幅，以凸显欣赏功能，立轴、中堂、对联遂成流行。然而，纸本书画价格不菲且难保日久常新，于是，以雕版模仿书画的款彩屏风、楹联、匾额等，以工艺快捷、价格低廉、结实耐用、自主选题、题材广泛等优点，大举进入了江南富足人家的厅堂，成为中晚明髹饰工艺中最富有生气的主力军，江南如徽州、扬州、苏州等地大量制作（图15），清代传播到大江南北。

图15：[清初]款彩松鹤图大围屏，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湖上》杂志供图

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史称“隆庆开关”。此时，正值西方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国相继建立专营东方贸易的公司，史称“东印度公司”，中国漆器、丝绸与瓷器等大量流向西方，款彩屏风以其灵活分割室内空间的功能与浓郁的东方情调受到西方人喜爱，被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其初运欧洲途中，途经爪哇岛万丹港，英国人便称其“万丹” ；后来运往法国，在印度东南海岸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办理转口验关手续货单加盖当地戳记，法国人不明款彩屏风的真实来历，称中国款彩屏风为“科罗曼德尔屏风”  。顺治十三年（1656）台海政局动荡，朝廷颁布禁海令；康熙二十三年(1684)再度开放海禁，款彩屏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借由款彩屏风，髹饰工艺减弱了装饰漆器的从属性，增强了绘画性，向着纯艺术大步跨进，从此，中国髹饰艺术进入了西方艺术家及民众视野，屏风成为中国漆制品外销影响最大的品种。

17～18世纪亦即晚明清初，西方人买进款彩屏风装饰壁面甚至整个房间，研究者称“中国漆阁”。早期中国漆阁将整片款彩屏风嵌入宫殿墙壁，如荷兰总督Henry Casimir二世在“莱瓦顿”官邸装饰的漆阁，作为欧洲唯一被完整保留的17世纪款彩漆阁，被整体移往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陈列（图16）。欧洲人还将中国款彩漆屏风拆分装饰房间，或切割装饰在罗可可家具上。17～18世纪西方巴洛克艺术的装饰之风，正是晚明清初中国屏风装饰风在西方的回响。

图16：用晚明款彩屏风装饰的莱瓦顿漆阁，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供图

明前期，中国箔粉髹饰已经与日本莳绘相遇并且有一番较量。陈霆记：“宣德间，尝遣漆工杨某至倭国，传其法以归，杨之子埙遂习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钿并施，不止循其旧法。于是物色各称，天真烂然，倭人来中国见之，亦齚指称叹，以为虽其国创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值得注意的是：杨埙并没有去日本学习，而是向其父杨某学习；杨某赴日本学习成效如何？《髹饰录》所记“泽漆”“描金殽沙金”“描金错洒金加蜔”“彩油错泥金加蜔金银片”等“宣德以前所未曾有也”的工艺，有可能系他带回，却无文字与作品可资证明。晚明浙江人高濂记新安方信川、吴中蒋回回“仿效倭器”，细读其文，便知方、蒋只是用中华传统的漂霞、砂金、蜔嵌、堆漆、泥金、描彩等工艺仿效莳绘 。晚明刘侗等人评价当时仿作道：“然倭用碎金入漆，磨漆金现，其颗屑圜棱故分明也；蒋（回回）用飞金片点，扁薄模糊耳” ，道出了仿日不得法的关键：“倭用碎金”即用金丸粉并固粉罩漆磨显，江南漆工用飞金不罩漆不研磨，所以不能如日本莳绘漆器“颗屑圜棱故分明也”，而是“扁薄模糊”；刘侗等人还说，江南并不以仿倭漆有名，而以“杨埙之描漆、汪家之彩漆”以及“方信川之堆漆螺钿、黄平沙之剔红”擅名。探究传世文物，便知刘侗此言属实。万历间《歙志》记，“髹器则余氏、汪氏俱精，有退光罩漆、胎锡雕红、泥金螺钿诸种，上者欲追果园厂”，可见，徽州余氏汪氏仍然是在上追前人而非赶超东邻。

室町时代（1392年-1573年），日本再度掀起学习中国髹饰工艺的热潮。正是出于对中国宋元髹饰工艺的再度学习与借鉴，日本素髹、沈金、镰仓雕等髹饰工艺趋于精进，莳绘、青贝等髹饰工艺走向精深。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将福建漆艺带入了琉球列岛 。此前，琉球王府已设“贝折奉行所”制造漆器以赠将军诸侯并向中国进贡 。从1420年尚巴志父子统一琉球三山（山北国、中山国、山南国）建立第一尚氏王朝以后，更向中国朝贡不断，琉球“贝折奉行所”制造的漆器是朝贡大宗器物，朝贡的同时，将沿途文化与髹饰工艺带回琉球，加上琉球自身制作漆器得天独厚的暖湿气候与螺贝资源，遂成琉球享誉世界的髹饰艺术。琉球漆器呈现出融汇东亚诸国漆艺的面目，其受中国漆器的深刻影响尤其引人注目。在中国戗金已走下坡路的15世纪至16世纪，琉球取法元代戗金几可乱真，首里城琉球古皇宫、浦添市美术馆各有这一时期藏品。

明清两朝是朝鲜与中华的蜜月时期。1446年，世宗大王主持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汉字仍然作为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为正式文件和学者使用。万历朝出兵援朝打败日本，李朝感念在心，明朝覆亡以后，李朝仍然三次国祭明朝三帝并且继续沿用崇祯年号。1884年“甲申政变”以后，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方才与中国分道扬镳。朝鲜时代（1392年-1910年），半岛嵌螺钿工艺全面成熟，在中国传入的切拨（即嵌螺钿）、伏色（即衬色螺钿）、毛雕之外，又创半岛特有的螺钿技法——均裂法，除唐宋传入的牡丹唐草纹、菊花纹外，又增明代吉祥图案如双鹤纹、梅花纹和四君子图案等。

阮朝后黎时期(1443年-1466年)，陈相功来湖南学习髹漆，归国后被越南漆工奉为“漆祖”；越南美术馆藏有原太平省寺庙墙板上的工笔重彩漆画《李南帝后像》，与明代寺庙壁画风格完全一致。越、缅、泰漆器的主要装饰工艺如蒟酱、箔绘、嵌螺钿等，其盛期都在15～18世纪，正是从明朝中国传入。

清代髹饰以仿明为圭臬。康、雍、乾三朝，江南工特别是苏州工、扬州工应召入宫，将趋时应变、追逐奇巧的风尚带入造办处，广东、福建、贵州、江西、山西诸省衙门也进贡漆器，致使大批竞奇斗巧的漆器漆艺家具成为清宫秘藏，雍正朝仿莳绘比明代大有超越，乾隆朝官造制品全面质美工精，穷工极巧的同时，愈益离开实用，走进了堆砌工料、玩弄技术的窄胡同（图17）。与此同时，清代市民文化空前高涨，髹饰工艺无所不在地深入到民间，各地民间作坊制作出大量健康质朴、实用为主的漆器。清代成为中国髹饰艺术地方风格最为鲜明多样的历史时期。因造办处制漆器、各地贡漆器深藏宫掖未遭洗劫，故宫藏漆器成为专家研究的热点；各地民间漆器则屡经战乱横遭毁损，实物难寻，清代民间漆器研究留下了诸多空白。

图17：[清中期]瓜瓞绵绵图三层漆套盒，故宫博物院藏，选自王世襄编《中国古代漆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由“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广东地区外销漆器借由十三行涌向境外市场，继晚明清初款彩屏风热销之后，出现了广州金漆画、金漆屏风外销的热潮（图18），由此带来中华髹饰史上更为重大的事件：髹饰艺术与西方再度相遇。西方人用清漆模仿中国外销漆器，洛可可家具造型柔曲，装饰华丽，大面积用金髹饰，其中不乏清代描金漆器与金漆画的影响。如果说两晋至宋代，中华漆器及髹饰工艺主要输出日本，晚明以来款彩屏风主要传向西方，清代广州金漆画传播的范围，及于西亚、欧洲、东亚、东南亚、南亚乃至俄国；如果说西方人对晚明款彩屏风的态度是“拿来”，西方人对清代金漆画的态度则是将其化为自身，化为洛可可家具，化为弥漫于西欧室内装饰的中国风。19世纪，俄国宫廷与贵族以追逐西欧生活为时尚，中国风又从欧洲传往俄国，形成俄国漆器黑地描彩贴金的基本风貌。

图18：[清]金漆画澳门之景围屏，里斯本东方博物馆藏，程智供图

        近代，中国漆器在各国博览会上频频获奖，博览会的竞相举办，促成了外销开放。漆器作坊中，南有沈绍安漆器世家，带领近代福州漆器业将脱胎漆器做强做大（图19）；北有梁福盛漆器世家，带领近代扬州漆器业以屏风、楹联等打出名声。“南沈”“北梁”以及广东阳江漆器作坊群（图20）等，成为近代漆器企业的一抹靓色。台湾、福建学子率先负笈东洋学习髹饰工艺，促成了中国髹饰工艺的现代转换。

图19：[近代]脱胎薄料漆荷花荷叶盘，作者：福州沈正镐，笔者摄于上海博物馆

图20：[近代]“广州市王广兴”黑漆描金茶叶箱，阳江漆艺院供图

         有感唐宋漆器散落、唐宋髹饰开创性贡献为人忽略的现状，通过对境内外博物馆工坊持久深入的调查，笔者提出：经过战国秦汉奠基，唐宋两代髹饰工艺新迭出并且传播到东亚。正是赖唐宋工匠的创造，中华髹饰初成体系，经过明人整理、清人集成，以中华髹饰体系为母根的东亚髹饰体系于16、17世纪时当晚明清初全面形成，传播到西方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视觉艺术。

作者长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荣誉会员、漆文化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责任编辑：孙   瑞

统筹核审：张书鹏

文章来源：谈艺述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