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设计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分析南宋史绳祖墓玉荷叶杯，指出其结构源于粟特式金银把杯，显示出由唐入宋，设计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融合。肖生象形的表现手法体现时代工艺美术中的绘画性装饰潮流，又能通过巧思实现二维向三维的转化，平衡实用与欣赏。另外，针对椭圆的杯体、杯把的位置，充分考虑到使用的便利，这也为稍晚的同类器皿所延续。
讨论宋代工艺美术史或物质文化史，经常会提及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夫妇墓的出土物。这批材料里包含玉石、金银、铜、瓷多种材质，尤其是墓中的白玉荷叶杯、白玉兔形镇纸、青玉和水晶两种笔架、鬲形铜炉等，勾勒出史绳祖作为文人的雅致品位。它们是各类宋代主题展览里的常客，也是文房器用、文人趣味研究中常用的材料。以往，分析重点集中在它们所折射的宋代士风，对于作品本体的深入观察，以及由此延伸的设计学、艺术史思考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从这些角度，再谈谈墓中的白玉荷叶杯。
此杯正面刻成两片荷叶，大片为杯身，小片为杯把顶饰，线刻叶脉。背面略同，并附浮雕莲花、莲叶，其茎卷曲成杯把。[1]（图1）因埋藏受压，薄透的杯壁边缘有局部残破，却也不影响其风姿和生趣。创意源自荷叶，造型上顺势而为，大叶中心下凹成为能容的杯体，其余的小叶和莲茎成为把手、圈足等附件，各元素统一和谐，风格写实。这种肖生象形的设计手法是两宋时期的潮流，尤其在各色花形金银杯盏中运用自如。它们既能实现饮器的功能，又能做到形象栩栩如生，遍陈席间则如同百花争妍，添雅趣、助清欢。
1. 白玉荷叶杯，南宋，高3 厘米、长11.5、宽9.8 厘米，浙江省衢州市南宋史绳祖墓出土，浙江省衢州市博物馆藏关于造型，设计学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各种元素为何以特定形态出现在特定位置，这又令器物呈现出哪种特定的结构？大荷叶成就的杯体呈椭圆形，小叶居于其短轴的一侧端点。高度上，小叶与杯体口沿平齐，半舒半卷，展开的半边延伸出杯体之外，形成一个半椭圆的平面，卷叠的部分起伏甚小，只在叶缘处微微隐起。小叶的正下方，莲茎卷曲成环状，这部分并未见有具体尺寸刊布，但以整体推测，应该堪堪只容一指穿过。随后，莲茎向杯底伸展，以螺旋形连到杯底心，成为大荷叶的柄。同时，沿途也次第伸出三个分支，分别连接带莲蓬的荷花、一片茨菇叶，以及另一片小荷叶。从底部看，此三者与攀上口沿的小叶正好分别朝向杯壁的四个方向，排布均衡，视觉效果稳定且具秩序感。
于是这件杯在平置时，蜿蜒的莲茎化为圈足，将杯体略略垫高；持握时，手部的姿势是食指向内回扣穿过圆环，拇指压住口沿的小叶，余指在环下方顶托，合力端起杯体。大荷叶为盛装酒液的功能主体，小叶、莲茎和连接杯底心的螺旋形叶茎分别为指垫、指环和圈足，设计上巧妙地将功能性附件与装饰题材结合，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力。
说到这里，熟悉唐代金银器的人会对这种杯体口沿处设指垫、并下联指环的设计会心一笑。的确，两者在结构上一致。唐代外来金银器中的带把杯，特点之一即为杯的口沿至腹部有指环式的小把手。细分之下，又有4 种形制，其中上有宽平的指垫、下带指鋬的环形把，与荷叶杯最接近。按齐东方教授的研究，这类把杯属于粟特银器系统，传入中国后又有粟特工匠在唐朝的制品，何家村窖藏的3 件多棱把杯即为代表，时间约在7世纪后半叶或8 世纪初。其继承粟特“血统”的典型证据即为环形把的上端带宽指垫，下面有指鋬，又强调指垫的装饰。[2]
史绳祖墓的年代在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长久的时间悬隔，令粟特式银把杯和荷叶杯乍看上去相去甚远。可是本文思考的角度不是考古类型学的排比，而是设计学的构造分析。若按功能划分，两者可拆解为能容的杯体和供端持的把手附件。不论杯体是多棱、圆碗或者直筒形，功用都是盛装液体，特色在于附件结构带来固定的人手操作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两者的构造一致，使用时的姿势相同。所以，跨过材质的替换、装饰的改易，两者是同类设计。
长久以来，中国和域外一直保持着文明的互动互鉴，即便时而密切热烈，时而疏离沉寂，但兼容并蓄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论造物材质，中国以丝、瓷、漆、玉、竹为代表，而玻璃和早期的金银器则是西方更突出。丝绸之路连通中西，物产、技术和艺术经此通道传播交流。不论东西方，接触到外来的样式时，都有一个从直接或改装使用，到模仿生产，再到消化吸收的过程。
2. 银盒，西汉前期，腹径14.8 厘米、通高11.1 厘米，1983 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墓博物馆藏改装可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银盒为例。（图2）器盖和盒壁都用捶揲技法敲出连续的一头尖一头圆的裂瓣纹，似水滴交错。孙机、徐萍芳、齐东方等学者的意见类似，认为这类技术和图案风格来自西亚，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盒盖顶部有3 个后加的银锭形小凸榫，预计还应该再分别套入羊或熊形的钮座，器底又附加铜鎏金圈足座。[3]于是，这件外来银器通过添加附件，将西亚样式改造为中国流行已久的豆形器。无独有偶，同样形式的改装还见于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临淄西汉齐王墓、安徽巢湖北头山1 号墓，足见是战国到西汉惯用的做法。这样，器身的银色和钮、底座的金铜色会有明显的色彩差异，盒体新颖的裂瓣纹也同中式的兽形钮、高圈足不协调地拼凑在一起，显示出一股混搭风。
借助添加附件，改装令外来器物迅速融入本土原有的器型序列，以迎合当时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回避了文化差异。它容易实现，还能最大限度保留外来物的典型样貌，令拥有者在炫耀异域奇珍的同时，又不影响使用。
远道而来的珍宝样式新奇，吸引时人目光，贪恋奢华、倾慕权势是人情常态，也就引出对外来高档器的模仿。通行的手法是，提取典型的造型和装饰要素作为文化标签，用较低档的或者本土特有的材质和工艺替代制作。
自北朝晚期，萨珊、粟特、罗马- 拜占庭诸系统的金银器进入中国后，国人也开始了对它们的模仿。对粟特式把杯，若同样用金银制作会保留更多的细节。出自来华粟特工匠手中者，会将八棱杯体、杯体下部的横向内折棱，联珠组成的环形把，指垫强调装饰这些要素都保留。（图3-1）随后由国内工匠制作的器物渐显变化，筒形器身更常见，出现了6 字形、草叶形等新的把手形式，装饰纹样也添加了錾刻的细密缠枝卷草。（图3-2、3-3）而用玉、瓷之类的中国材料制作，则要屈从材料特性和工艺特点，做出一些让步，只保留标志性构件或大的造型轮廓线。如徐州奎山唐墓出土的白瓷把杯，上侈下收的筒形杯体接近何家村团花纹金杯，却平素无纹，仅在腹部用数道弦纹装饰。环状把手也是用三根泥条圈和而成的，大小比例接近金属指环。（图4）但一眼看去，两者亲缘关系仍然明确。这类环状把手在唐代陶瓷把杯里多次见到，大都省去了上部的指垫和下部的指鋬，也不见6 字形和草叶形变体。一同简化的还有杯身，几乎都是拉坯成筒形或碗形，平素为主，三彩则靠釉色装饰。可是，由于环状把手一直保持较小的直径，设在贴近杯口的位置，使用时仍然会沿用食指回扣穿环、拇指下压的姿势，所以仍与粟特把杯属于同一序列。
3. 3-1. 金伎乐纹八棱杯，唐，高6.2 厘米、口径6.1 厘米，1970 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3-2. 金掐丝团花纹杯，唐，高5.9 厘米、口径6.8 厘米，1970 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3-3. 葡萄纹银带把杯，唐，高6.4 厘米、口径7.8 厘米，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4. 白瓷柄杯，唐，高8 厘米、口径11 厘米，江苏省徐州市奎山唐墓出土，徐州博物馆藏不同于改装，仿制隐含着对外来文化更大程度的接受。如，仿制了粟特把杯，也就同时接受其端持方式，甚至时人希望借助这些行为来实现对“时髦”的亲近。
5. 白釉连托把杯，唐，高4 厘米、口径8 厘米，浙江省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出土，浙江省临安县文物馆藏时间流逝，器型还会继续变化。晚唐水邱氏墓里，一件白釉杯杯体呈小碗状，一侧的把手由泥条圈成环，其上方贴近口沿处有三角形云纹指垫。指环靠外侧捏塑出龙头，微微昂起，形态略接近指鋬。（图5）这里可见陶瓷材质对粟特把杯把手结构的完整模仿，但装饰元素已经是中式的云纹和龙。尤其不要忘记，此杯还附有托盘，是成组配套的器物。演进后的把杯已经融入新的使用情境，局部虽仍能看出与早期异域元素的关联，但整体风格已经是中国式的。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外来元素渐渐被本土文化吸收融合，仅凭借若干细节隐见文化脉络。
到两宋，随着传统陆上丝路的衰落，工艺美术更多是在本土文化滋养下发展。宋人追慕三代，考订古制，研藏古器，托古创新。除去商周，时人关注的古器还包括部分秦汉作品。秦汉酒器中有一种名“卮”，它原用木片卷曲而成，故陶、铜、银、漆卮，大多数也都保持圈器的形制。考古收获以漆器常见，器身以直筒形为主，少数呈扁圆的碗形。[4]（图6）筒形卮还常常配盖、附足。另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器身中上部有一环状把手，金属制者有6字形，它正与唐代国产粟特式把杯接近。不过早年齐东方就已指出，汉代带把卮在当时不多见，以后也不流行，即便类似，与粟特式把杯之间不是简单的演变关系。[5] 即，两者独立起源，只是局部附件形制类似。
6. 铜鋬黑漆碗，西汉晚期，腹径14.4 厘米、高5.8 厘米，安徽省天长市安乐乡汉墓出土，安徽省天长博物馆藏 
7. 7-1. 吕大临《考古图》古酒卮；7-2. 金屈卮，北宋，高5 厘米、口径7.9 厘米，1987 年6 月兰溪市灵洞乡费垅口古墓出土，兰溪市博物馆藏随着对外来金银器的吸收融合，尤其是频繁使用陶瓷等材质，把杯器身不再带折棱，越来越宽矮接近碗状，这使其与汉卮中的少数派即碗形卮接近。到了宋人那里，以一侧附把手为依据，将把杯考订为“卮”。吕大临的《考古图》或是定名的重要依据，他将器旁一耳，耳上部为圭形指垫的杯形器认定为“古酒卮”。[6] 扬之水指出浙江兰溪洞灵乡南宋墓出土的夹层金杯与之相似，当是宋代依考证结果而仿造的金屈卮。[7]（ 图7）不过，秦汉的卮即便有指垫也并不宽大，把手也并非紧贴口沿部位，而宋人制品却具备这些要素，明显是从把杯融合而来。至此，消化改造后的把杯与考据所得汉卮形象重合，成为宋人认定的酒卮。
复礼令卮受到重视，常出现在重要的宫庭宴饮场合。《东京梦华录》载，屈卮乃是帝王寿筵所用酒器，它“如菜盌样，而有手把子”，出土物正与之相合，席间又以材质区别身份，“殿上纯金，廊下纯银”[8]。南宋袭故京旧制，宫廷寿筵沿用屈卮。《梦粱录》关于度宗生日宴用屈卮的描述[9]，与《梦华录》完全一致。更晚一些，岳珂参加宁宗生日瑞庆节大宴。他身为扈簿坐于廊下，设缬褥，置俎于前，饮酒器是“爵以银”，这与“两梦”中记载的制度相合。所用的银质酒器具有“厚其唇，为之一耳”的特点，应该就是屈卮，不过岳珂使用后的体验感是“颇不便于饮”。[10] 即便如此，它仍是一种特定的官用器皿样式。
宫中宴席重礼制等级，器型统一，材质昂贵。民间的把杯则会有更丰富材质和样式，能看到同源设计的不同变化。杯身可以是碗形的，有深腹、浅腹之分，深腹的还能再做出八方、分瓣等变化。另有一些广口斜壁，类似斗笠碗。把手有些呈利落的“丁”字形，有些是环把和指垫的组合，延续金银把杯结构，这种数量更多。指垫又生出诸多变化，大小不一，大者如半月，小者似云头。不同的杯身和把手再加以组合，最终使得这类单把杯面貌庞杂。而且，它们流行时间长，从南宋、金一直使用到元。（图8）不过，其中有些按现有的器身尺寸比例看，环把直径太小，难以穿指，应该是仅作为设计的符号保留。这也意味着端持方式已经改易，不再执着于唐时的旧姿势。
8. 8-1. 青白釉把杯，元，高3 厘米、口径9.4 厘米，1974 年北京市昌平区城关旧县村出土，首都博物馆藏；8-2. 单柄洗，金，高4.5 厘米、口径12 厘米，1988 年陕西省大同市云中大学出土；8-3. 玛瑙环耳杯，南宋，高2.5 厘米、口径9.8 厘米，1952 年安徽省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8-4. 月白釉环鋬洗，金，高6、口径15.4 厘米，1988 年陕西省耀县柳林镇窑藏，耀州窑博物馆藏；8-5. 青白釉瓜棱腹把杯，宋，高4.7 厘米、口径9.7 厘米，鹰潭市博物馆藏；8-6.金花瓣式銴耳杯，蒙古汗，高4.9 厘米、口径12.1 厘米，内蒙古锡盟正蓝旗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装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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