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张仃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其艺术生涯跨越漫画、艺术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壁画、民间美术、中国画、书法、美术教育、美术评论等诸多门类，游弋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之间。他把鲁迅视为自己投身革命的精神导师，他和毕加索有着不解的跨国之缘。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美术不能没有张仃。

从延安窑洞到天安门城楼，从参与设计国徽到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从创作首都国际机场巨幅壁画《哪吒闹海》到对焦墨山水画的情有独钟，张仃是用漫画刺破黑暗的革命斗士，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设计师”；是公共艺术的拓荒者，也是民族和民间艺术的守护者。他以赤子之心跨越时代巨浪，用艺术诠释家国情怀，在百年中国美术史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17年，张仃出生在辽宁省北镇，这里至今仍保留着隋朝修建的北镇庙、辽代双塔等文化遗迹，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造就了许多画家。张仃自幼酷爱书画，古刹中斑驳的壁画，市集里明艳的年画剪纸，庙会上灵动的纸扎灯彩，这些承载着民间智慧的工艺瑰宝，是他最初的美学启蒙。

小学期间，张仃为学校作孔子、孟子等肖像，师生们交口称赞，从事艺术的种子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芽。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东北全境沦陷，15岁的张仃被迫从故乡流亡北平。但倔强的他并未忘记曾经的梦想，还以优异成绩考取由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主修中国画。

面对民族危亡，张仃以笔为刃，创作了很多反帝反封建、反映人民贫困生活和宣传抗日的漫画、宣传画。1934年，他与同学组成“CCC战地宣传队”，带着作品，于战火硝烟中，奔赴山海关东北军驻地前线宣传抗日。在张仃心中，艺术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与民族命运共振的心跳。

由于家境拮据，在北平美专读书时，张仃半工半读，在《世界日报》做广告设计。其间，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为地下进步刊物《潮水》设计排版。即便后来被国民党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年多，他依然以漫画为武器，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仃投入到由叶浅予领队的“抗日漫画宣战队”，活跃在民族独立运动战线的前沿。同年10月，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张仃是15名成员之一。次年，大批文化人士涌入西安成立抗日艺术队，张仃被推选为领队，北上抗日。

1937年秋，漫画宣传队在南京防空洞前合影（左二为张仃）

1938年抗日艺术队出发前在西安合影(后排右5为张仃）

离延安越近，张仃愈发能触摸到这片热土的铿锵脉搏，他也做出一个对他一生有着决定意义的选择——奔赴延安。在延安，张仃一边进行美术教学，从事年画、宣传画创作和装饰设计工作，一边完成了话剧《抓壮丁》舞台美术设计、延安大生产的展览设计等。他还创立了“延安工艺美术社”并任社长，创办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作家俱乐部”。好友艾青曾打趣说：“张仃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张仃先生参与了国徽设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郭秋惠在《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梳理了国徽设计的经过，“国徽是共同设计，集体完成。因1949年7月至8月公开征集无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国徽设计小组和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集体设计国徽图案。国徽的主题形象主要有：国旗（五角星）、天安门、麦稻穗、齿轮、绶带。其中，天安门主题，1950年6月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提出。国旗（五星）主题，1949年10月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国徽设计小组提出。齿轮、嘉禾、绶带，不约而同出现于双方最初的设计方案。在颜色方面，张仃主张丰富热烈；梁思成、林徽因主张庄严富丽，最后采用了后者的方案，仅以金、红二色表现。”

1950年新中国政协会议通过国徽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

这个首代哪吒形象的设计者，就是张仃先生。1978年春，张仃接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邀请，请他担纲我国首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电影《哪吒闹海》美术总设计。时年61岁的张仃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然而，这部62分钟的动画电影必须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设计中，张仃参考了敦煌、永乐宫等壁画及大量民间绘画，还到青岛沿海村落体验海洋生活，并结合中国古代神话的内容创作写生稿，随后还冒着酷热与摄制组打磨造型细节，最终为哪吒注入了鲜活的血肉与灵魂。

1979年，《哪吒闹海》被“移植”到首都国际机场，变成了画幅宽15米、高3.4米的工笔重彩壁画。当时的美术界和新闻界，包括国际舆论，都将包括《哪吒闹海》在内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看作中国公共艺术走向现代的一个高峰。“工艺美术设计也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我这一张算是给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工艺壁画一次重现辉煌的机会。”在2011年出版的《张仃文集》中，张仃曾如是说。

1979年夏，张仃（中）、张一民（左）、楚启恩（右）在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绘制现场

1979年，张仃陪同平山郁夫夫妇参观首都国际机场壁画

作为新中国展示艺术设计事业的开拓者，张仃先生不仅用自己的热情为新中国增添色彩，还将这些富有东方艺术表现力的展示形式推上世界舞台。1951年至1959年，张仃先生担任了新中国众多重大展览的首席艺术设计家及总制作：德国莱比锡博览会中国馆、波兰华沙“新中国博览会”、苏联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这些展览在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展出时，均引起世界瞩目。

1956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展团合影(右7为张仃）

1956年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举办期间，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张仃还在法国见到了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的毕加索，并赠送其一册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这本纯东方式的水墨画集，后来对毕加索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说，我与毕加索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我们都想成为艺术的发明者，我们总是在作着艺术的实验。”在2000年出版的《画外话·张仃卷》中，张仃先生这样描述他与毕加索的渊源。

1956年，张仃与毕加索

1995年初春，年近八旬的张仃先生连续第五年进太行写生。山坡边，他深邃的目光不时望向远方，宣纸上的焦墨画韵味独特。“太行山里的风硬得刺骨，常常是画完一幅速写，手就冻得冰凉、鼻水唏嘘……”同行的李兆忠先生曾这样描述彼时的场景。

1993年春，张仃在太行山写生

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在北京逝世。

一个时代造就一位“大美术家”，笔墨永远画不尽他留给这个民族的精神海拔。

当《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作者们将传统水墨与3D建模完美融合，当清华的课堂上非遗与AI展开跨越时空的交流，在民族文化自信绽放的春天里，张仃先生用一生守护的艺术火种，正点燃新时代的万千炬火。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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