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雨桐 ：“非遗”传播新景观：市集里的苗绣——以贵州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为例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8-27 浏览量：0
“创意市集”是城市中能够集群接触到广泛受众的展示平台，集创作、学习交流、交易、体验于一体。在这其中，手工艺者或设计师们创造出一系列带有符号意义的艺术文化产品，在观看、交易、体验等环节中与消费者建立互动关系，从而实现文化信息的传播。
图1 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大门 作者拍摄 2024年
从2006年开始，“创意市集”在国内掀起热潮，如由城市画报杂志社、创意中国发起的“创意市集”（i-Mart）已形成产业雏形和一定的市场模型，成为受青年创业者追捧的民间“创意平台”。发展至今，尤其在近些年地摊文化回归的风气下，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创意市集层出不穷，如广西南宁的大树生活节、上海的马路生活节、澳门的塔石艺墟等等，都是将艺术与创意融入城市生活的成功案例。
目前来看，“非遗”与市集的结合仍为一种新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成为“创意市集”举办的主题。虽然也有部分“非遗”形式亮相其中，如漆扇等，但往往只具有商品属性，甚至仅将“非遗”作为宣传噱头，以此吸引消费者前往，而忽略了对于“非遗”自身文化内涵的传达。基于这一背景，笔者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检索，得知目前举办较为成功且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非遗”市集是位于贵州凯里市的“绣里淘‘非遗’集市”。学者何晓丹在其学位论文中从资本化的视角分析了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金泉湖市场出现的条件与背景，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因此，笔者以绣里淘“非遗”集市为案例，探讨“非遗”与“创意市集”融合的可行性，并分析这一形式对“非遗”传播的影响。
一、“创意市集”与“非遗”传播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集市主要是传统文化与民间习惯的沿袭，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和地点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这样的贸易形式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创意市集”是当代对于传统集市的模式升级，这一概念在国内最早由台湾设计师王怡颖于2005年在其著作《创意市集》中提出，她参照了国外设计师在市集上销售自己设计作品的模式并将这一模式命名为“创意市集”。国外尚无与之对应的概念，与此内涵相近的是“跳蚤市场”，其以二手交易为主并同时进行手工艺产品的售卖。相比之下，国内“创意市集”更侧重于成为设计师和手工艺者交流原创产品的重要平台。学者韦婷根据创意市集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将“创意市集”定义为：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中，大众群体自下而上在文化创意与市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稳定增长式集群现象下，传播创意消费观念和展示原创艺术的平台。笔者认同这一定义，现行于中国的“创意市集”更多是文化艺术创意与市场的结合，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也表明着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大众设计和精英设计之间差异的模糊，以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公约》中对“保护”的定义蕴含了保护、传播与发展三个基本维度，学者钟茜、莫继严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保护维度，第二阶段彰显发展维度，第三阶段为大力拓展传播维度”。同时，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中提出，近年来将从不同方面聚焦“非遗”以及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并且将传承、传播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何华湘认为“传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又是其重要内容，并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非遗”与“创意市集”的结合拓宽了“非遗”传播的形式，通过市集的传播，尤其是手工艺类的民间艺术得以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展现和交流，也使传统技艺与当代生活产生了新的联系。同时，市集中的传播行为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艺术品交易，还涵盖了广泛的身体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多层次的美学体验。
二、市集空间与“非遗”传播
凯里作为少数民族聚集的州府，老绣集市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鲜活印象。每逢周四、周五的赶集日，附近的村民会自发带上手工绣品在老街进行售卖。金泉湖市场搬迁后更名为老街集市，这便是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2023年9月，因老街场地设施陈旧，遂由政府牵头将大十字街道金井村苗族刺绣交易市场搬迁至苗侗风情园，升级打造成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图1），过去由民间手艺人自发形成的传统集市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新型市集，成为“非遗”与“创意市集”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案例（为便于后文论述，下文将“绣里淘‘非遗’集市”简称为“市集”）。
（一）从老绣集市到“非遗”市集
最初的老绣集市位于金泉湖公园外，后迁至草坪新村巷，是由附近居民自发形成的集市。集市的选址位于绣民聚集处，到了赶集的时间，巷子连着尽头的篮球场都是摆摊的位置。此时的苗绣主要作为商品化产物与日常实用品存在，其物质功能属性占据主导地位，与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功能性联结，老绣集市也具有浓厚的原始原生滋味。搬迁至苗侗风情园后，全新的绣里淘“非遗”市集与之前相比更具秩序性与公共性，这是现代城市文明传播所不可或缺的。地点与区域分配的变化使得固定商铺出现，过去由流动性较高的“地摊”所构成的传统集市过渡为“固定商铺+摊位”的复合型市集形式（图2），且商铺每日于固定时段营业而不受开集时间的限制，这种组织形式的变化为绣里淘“非遗”市集与其中“非遗”产品的宣传提供了便利。由此，前往市集的购买者不再受赶集周期约束，即便在非赶集日依然能在固定商铺中观赏或购买绣片，同时也避免了因摊主流动而导致的寻访落空情况。
图2 “非遗”市集中的固定摊位 作者拍摄 2024年
在开放时间上，老绣集市的赶集日为每周四、周五，这是绣民们约定俗成的时间。在升级为绣里淘“非遗”市集后，开集时间调整至周三到周六，其中周五为交易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段。这样的调整更好地配合了城市里人们的闲暇时间，而赶集日的保留使绣里淘“非遗”市集既有传统集市的原生属性，又与现代市场的经营思维相结合，能够增加大众接触和了解苗绣的机会，拓宽苗绣制品的销售路径。
（二）市集中的文化传播与创新实践
在市集中不仅有售卖自制绣片或其他苗绣产品的手工艺者，还有专门采买现成老绣片进行售卖或加工后售卖的摊主。在走访中，笔者发现部分老绣片及同类物品（如苗绣云肩）较多的摊主开启了线上直播的宣传形式，利用互联网实现多渠道的传播与销售（图3、图4）。市集的受众包括但不限于省内外的普通游客、收藏家、设计师等等，许多人千里迢迢奔赴凯里，只为感受民族文化的氛围。在此，空间媒介成了产生意义、生成文化符号以及人际互动不断平铺交织展开的场域，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与苗寨的连接也在这一方小小的市集中展开。
图3 售卖云肩的摊主正在直播 作者拍摄 2024年
图4 售卖云肩的摊主正在直播 作者拍摄 2024年
传统的苗绣与老绣集市在文化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中，成为凯里用以宣传城市的特殊地标，甚至成为其独有的文化符号。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建成与发展使其携带着城市的属性，并在与地摊文化的结合中对传统苗绣作出创新，使其与物美价廉的购买观念相适应，如绣片与挂坠、耳饰的融合等（图5）。对于不太了解苗绣的游客而言，多数人不会选择价格较为高昂的绣片，而是会选择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苗绣饰品。同样对手工艺人来说，织一块绣片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西江千户苗寨的一名绣娘曾介绍道：“花费一天的时间只能绣一段长8厘米、宽约4厘米简单的几何纹样。”然而，一张绣片却可以制作多种苗绣饰品，同时饰品定价合理（通常不超过40元），前往市集的游客往往乐于选择购买一些小饰品留作纪念。这时的苗绣在创作者与购买者的互动中，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们从“高高在上”的博物馆文物成为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佩戴的饰品、成为携带旅游记忆的纪念品。并且，市集上除苗绣外，还有苗族传统的土布百褶裙、蜡染服饰背包等，许多与苗族瑶族等传统民族相关的特色产品都会在市集上出现。这些原先只流行在闭塞村寨中的传统服饰通过市集走进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指引”下与现代都市的文化内核相融合，并体现在消费者的形象装扮上。长此以往，消费者对这类传统“非遗”产品的再创作也会传递给手工艺者，使其在创作中将新时代元素融入传统技艺，使苗绣焕发出新的风采。
图5 创新后的苗绣挂坠 作者拍摄 2024年
三、身体共在与“非遗”传播
手工艺是一种关键的具身传播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双手与材料的直接互动使人的身心和谐统一，同时还促进心智上的认知构建与完善。身体理论认为，人类通过身体与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和交互，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世界观。
（一）“非遗”传播的具身性
谈论到传播问题中的身体迷思之时，首先不可避免的要回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他从统一人类经验的四重纬度出发，强调了“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反思与重构了身心关系，“从具身的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其次，为了实现和凸显“非遗”的艺术与审美的内容，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非遗”美学的研究，让“非遗”摆脱单纯的“静态”传承，脱离简单的复制性传播与传承。比如学者高小康指出“非遗”是“过去生活历史在社会发展和历史传承中演变、凝聚、升华而转换生成的心灵化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一个文化群体特有的意向符号、地方性知识、想象力和情感体验，也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同时他认为，对“非遗”美学的研究旨在揭示挖掘民间文化的审美价值，发掘传统生活记忆蕴含的美学意蕴，并推动其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实现审美层面的回归。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身体为媒介，从无形的技艺到有形的呈现皆离不开这一媒介。学者向云驹认为，“非遗”必须以身体为其基础，即所谓“艺在人在”，所有类型的“非遗”都与身体有关，身体可以成为“非遗”分类与认知的逻辑起点，这也就是学者季中扬所说的“非遗”的身体亲在性。身体的亲在性与主体性也是“非遗”身体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主体性是指身体既是“非遗”感受与认知的中心，也是展示与交流、传承与传播的中介。在此视角之下，绣里淘“非遗”集市里的手艺人与购买者便承载着这一意义。手艺人将基于身体实践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转化为可供欣赏、使用并带有意象符号的物品，传播给亲临市集的受众，而在身体亲在的情况下这些受众便接受了带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思想传递。
（二）处于“十字路口”的市集
笔者认为，“创意市集”属于具身传播与离身传播的“十字路口”，既规避了一对一、面对面传播的不经济性，又避免了艺术品在社交媒体中沦为符号的浅层传播。同时，“非遗”是一种依赖群体交流的艺术形式，具有集体性与共享性特征，其审美体验并非通过静态观看获得，而是需要个体以“沉浸式”身体参与的方式深入感知与体验。这种身体的“亲在性”体现在多审美感官的参与。目、耳、鼻、口、舌都直接参与到审美体验当中，可以去看、去听、去闻、去触碰、去品尝等。处在市集中的顾客们，在挑选商品时可以随意拿起已成型的织物，用手去触摸凹凸起伏的针脚，还能嗅到老绣片上的独属时间的气息；在将绣片改造的挎包、传统的苗族服饰在身上比画时，仿佛能看到遥远寨子中人们的生活景象。在购买商品时，摊主还会积极地向顾客们介绍他们感兴趣的物品上针法造型所代表的含义。在笔者挑选挂坠的时候，摊主主动向笔者说明机绣与人工刺绣的区别。经由比对可以发现，人工绣的针脚起伏更为明显，或许有个别的针脚不甚完美，带着点毛躁，却比整齐的机绣展露出更多的人文古朴之味，也能感受到刺绣人下针时的姿势与情感，这说明了身体经验的传递不仅会在师徒传承中流动，也会抵达审美主体的心灵之中。在顾客不多的时候，摊主们还会在一旁的小桌子上继续制作饰品，人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苗绣、苗绣制品的制作过程。当陌生的社会距离边界被模糊后，便能更充分地体验到市集带来的人情味和“非遗”产品细节带来的吸引力。
（三）苗绣作为中介物的双重传播路径
手工艺人创造出来的手工艺品成为传播的中介之一，苗绣也成为手工艺人之技艺的承载物，而后借助消费者的购买来弥补其本身无法到达世界各地的原始缺陷，即克服了其身体在场限制所带来的传播时空局限。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除了口头传统外，苗族刺绣则是苗族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苗绣始终都具有传播中介的属性，苗绣图案也包含了许多古老而神秘的符号，记录和传播着苗族的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等。当历史进程发展到大众传播时代，新型市集的出现使苗绣再度中介化，前往购买和体验的游客将蕴含着苗族上千年文化内涵的苗绣带离凯里，带回家乡分享给自己的亲友，这时苗绣的传播就成了“临场感”“沉浸感”消散的离身传播。
除了上述基于苗绣中介化的离身传播外，在市集中还有现如今常见的线上传播。作为市集具身传播的补充，销售者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嵌入直播、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当中。不论是有较多同类商品的摊位还是有丰富苗绣品类的商铺，销售者既是商家也是模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苗绣作品的展示平台，用身体之美衬托苗绣之奇，更是在穿着中重现苗绣最原始的作用——作为服饰上的装饰。在笔者走访期间，一个专门售卖苗绣云肩的摊位正在做直播前的准备，摊主先是用直播设备（手机）扫看摊上的货品，随后将手机架在摊前，自己逐一将云肩拿起放在肩上展示。在讲解的过程中，摊主还会向收看直播的观众讲解其制作的年份、使用的绣法等，也会根据观众的留言展示合乎他们想法的云肩，并根据云肩形式、造型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搭配建议。这是市集中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直播间”，由摊主承担起多项身份；有的店铺则有较为专业直播设备，并在直播时有助理在一旁传递收拾商品，这些直播往往更流畅、更具商业性，不仅能够展示店内的大件苗绣制品如马甲、土布上衣、传统裙子等，对苗绣制品的讲解也更加详尽。
除了直播以外，在社交媒体普遍流行的今天，有不少商家和游客会通过社交媒体对市集进行宣传。不了解苗绣、苗族文化的游客们，在初见这种隐于粗犷市集中的精美艺术品时，都会被眼前的奇观所震撼。许多游客乐于佩戴或穿着从市集上购买的精美服饰拍摄照片或视频，并将其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使得许多未曾见过这般光景的网友们神往，将绣里淘“非遗”集市加入自己的旅行计划中，以此实现口碑传播的良性循环。彼得斯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出，身体不在场的交流就缺少某种马丁·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和善意，并且无法确定交流是否有效。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找回身体、找回传播的临场感而舍弃突破时空的中介化传播，因此，笔者认为“非遗”市集当下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进可接受承载着苗族文化的苗绣作为中介的传播，退可回到亲身感受苗绣技法，与手工艺人面对面交流的具身传播中。
四、美学本质与“非遗”传播
凯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辖县级市，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族分布以苗族为主体。根据《后汉书·南蛮传》所描述的苗族先民“三苗”“好五色衣服”来推测，最迟在战国时期，苗族刺绣就已产生了。苗族刺绣作为苗族服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无数苗族女子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已成为苗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和文化艺术品。自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贵州省大力开展针对苗绣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族群对刺绣认同的消解、传统刺绣经济赋能不足、苗绣传承人的极度匮乏等困境"。
（一）苗绣的艺术特质
苗绣起源于远古时代苗族同胞在生产、生活中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好事物的希冀与追求。在表现形式上，苗绣色彩选择大胆，多呈现五彩斑斓之像。苗族妇女喜爱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她们把肉眼可见的色彩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调配，而不照搬固有的色彩搭配，并且还将色彩赋予美好的文化意义。在技法上，苗绣技法种类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分为平绣和凸绣两大类，平和凸的结合为所绣图案造型的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能让人们在丰富针脚的变化中体会其中的文化意蕴。丰富的技法既是中国刺绣技术发展的记录，也是对苗族人民手工艺才能的肯定。在造型上，苗族的图案造型建立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巫神文化之上，其纹样大多有着丰富的含义。苗族先民在主观情感的驱动下，将对自然形态的感知与想象加以整合在头脑中形成具象意象，随后通过朴素的艺术手法加以表达，使其外化为独特的艺术作品。因此，其中除了最原始的宗教自然崇拜外，还包括着族群区分、道德伦理、社会变迁等象征符号。同时苗绣多用于装饰苗装上的领子、袖子、肩部、围裙、裙子等等，也常在自织自染的土布上进行刺绣，土布与刺绣的结合别具风格。苗绣饱含苗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逐渐成为族群文化宣传的符号，其中蕴含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崇拜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民族文化与艺术表征的结合，也使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苗绣。
（二）市集中的“新”苗绣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资本的介入，接触到都市文化的苗族年轻人为了能在城市中寻求到认同感，自愿脱下了繁琐的苗服；加之异文化对苗族文化的入侵以及现代便利多样的成衣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渗透苗寨内部，如今的苗族年轻人将对苗族服饰的需求转化为内部消费，只有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如婚礼等才会购买和穿着。观念与需求的改变使苗族服饰的生产数量减少，并且在经历了80年代的少数民族服饰收购热后，老绣片、苗绣服装更是少之又少，苗绣呈现出“衰老”的面容。但实际上，资本的加入和市场的建立拓宽了苗绣制品的传播，也让其在适应市场之时做出了不少的改变。
从绣里淘“非遗”集市来说，在政府的统筹宣传下，开市首天其成交销售额便达182万元。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不少的年轻人也跟随父母加入到了苗绣的行业中，年轻血液的加入使苗绣的呈现形式更丰富。目前，市集中仍有整块老绣布在售卖，但更多的是吸纳了地摊文化后出现的创新商品，如巴掌大小可以装裱的绣片、老绣片与银饰底托相结合的饰品、绣片制成的小包等等，这些手工艺品都不是简单的随意拼贴，而是根据绣片上图案的含义，尽可能截取完整的样式进行制作。比如在市集上很常见八宝袋（又称葫芦袋），其形状为葫芦状（图6），所采用的绣纹多是有吉祥含义的祥云、麒麟等等。这种蕴含美好寓意的实用性物品成为不少首次接触苗绣的游客的首选，其中体现了如今许多年轻人通过“吉祥玄学”找寻精神安慰的生活方式。此外，许多苗绣服饰被分解成外形简洁的马甲、外套、裙子等，虽然不可避免地消解了苗绣服饰一部分原本的使用价值与意义，但发展伴随着改变，如果苗绣要走出苗族走向世界，那么不可避免自身传统文化内涵要与当下生活方式、审美方式不断适应结合。
图6 葫芦形状的小袋子 作者拍摄 2024年
结语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路径有着多种选择，“创意市集”这一能同时实现具身传播与中介化传播的互动性文化空间正在兴起。从绣里淘“非遗”集市这一案例来看，首先商铺的固定与经营时间的延长有助于保留了文化本味的秩序性公共空间吸引更多游客的前往；其次“创意市集”作为一种新型的集合式艺术传播形式，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所需要的身体亲在与主体性的要求，同时还能实现突破时空限制的广泛传播；最后，凝聚苗族文化的苗绣，其文化内蕴仍然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无论是传统苗绣还是与现代市场结合后创新制式的苗绣，不变的依旧是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三者的结合促成了苗绣在绣里淘“非遗”集市中的传承与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绣里淘“非遗”集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本就为凯里市一处村民自发形成的传统集市，有较长的历史；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创立只是政府基于城市规划，对传统集市进行规划管理的一种形式，即便绣里淘“非遗”集市不建立，凯里市的老绣集市同样存在并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绣里淘“非遗”集市的核心在于当地村民自古以来对苗绣的热爱与传承，这是后续借鉴绣里淘“非遗”集市运营经验时所要注意的。虽然绣里淘“非遗”集市的成功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但其仍对“非遗”的新时代传播具有参考意义，它提醒着人们需要重视“非遗”自身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只将“非遗”作为吸引顾客消费的噱头，要真正做到将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传播给社会。
张雨桐，广西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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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大门 作者拍摄 2024年
从2006年开始，“创意市集”在国内掀起热潮，如由城市画报杂志社、创意中国发起的“创意市集”（i-Mart）已形成产业雏形和一定的市场模型，成为受青年创业者追捧的民间“创意平台”。发展至今，尤其在近些年地摊文化回归的风气下，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创意市集层出不穷，如广西南宁的大树生活节、上海的马路生活节、澳门的塔石艺墟等等，都是将艺术与创意融入城市生活的成功案例。
目前来看，“非遗”与市集的结合仍为一种新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成为“创意市集”举办的主题。虽然也有部分“非遗”形式亮相其中，如漆扇等，但往往只具有商品属性，甚至仅将“非遗”作为宣传噱头，以此吸引消费者前往，而忽略了对于“非遗”自身文化内涵的传达。基于这一背景，笔者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检索，得知目前举办较为成功且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非遗”市集是位于贵州凯里市的“绣里淘‘非遗’集市”。学者何晓丹在其学位论文中从资本化的视角分析了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金泉湖市场出现的条件与背景，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因此，笔者以绣里淘“非遗”集市为案例，探讨“非遗”与“创意市集”融合的可行性，并分析这一形式对“非遗”传播的影响。
一、“创意市集”与“非遗”传播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集市主要是传统文化与民间习惯的沿袭，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和地点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这样的贸易形式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创意市集”是当代对于传统集市的模式升级，这一概念在国内最早由台湾设计师王怡颖于2005年在其著作《创意市集》中提出，她参照了国外设计师在市集上销售自己设计作品的模式并将这一模式命名为“创意市集”。国外尚无与之对应的概念，与此内涵相近的是“跳蚤市场”，其以二手交易为主并同时进行手工艺产品的售卖。相比之下，国内“创意市集”更侧重于成为设计师和手工艺者交流原创产品的重要平台。学者韦婷根据创意市集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将“创意市集”定义为：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中，大众群体自下而上在文化创意与市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稳定增长式集群现象下，传播创意消费观念和展示原创艺术的平台。笔者认同这一定义，现行于中国的“创意市集”更多是文化艺术创意与市场的结合，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也表明着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大众设计和精英设计之间差异的模糊，以及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公约》中对“保护”的定义蕴含了保护、传播与发展三个基本维度，学者钟茜、莫继严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保护维度，第二阶段彰显发展维度，第三阶段为大力拓展传播维度”。同时，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中提出，近年来将从不同方面聚焦“非遗”以及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并且将传承、传播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何华湘认为“传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又是其重要内容，并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非遗”与“创意市集”的结合拓宽了“非遗”传播的形式，通过市集的传播，尤其是手工艺类的民间艺术得以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展现和交流，也使传统技艺与当代生活产生了新的联系。同时，市集中的传播行为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艺术品交易，还涵盖了广泛的身体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多层次的美学体验。
二、市集空间与“非遗”传播
凯里作为少数民族聚集的州府，老绣集市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鲜活印象。每逢周四、周五的赶集日，附近的村民会自发带上手工绣品在老街进行售卖。金泉湖市场搬迁后更名为老街集市，这便是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2023年9月，因老街场地设施陈旧，遂由政府牵头将大十字街道金井村苗族刺绣交易市场搬迁至苗侗风情园，升级打造成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图1），过去由民间手艺人自发形成的传统集市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新型市集，成为“非遗”与“创意市集”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案例（为便于后文论述，下文将“绣里淘‘非遗’集市”简称为“市集”）。
（一）从老绣集市到“非遗”市集
最初的老绣集市位于金泉湖公园外，后迁至草坪新村巷，是由附近居民自发形成的集市。集市的选址位于绣民聚集处，到了赶集的时间，巷子连着尽头的篮球场都是摆摊的位置。此时的苗绣主要作为商品化产物与日常实用品存在，其物质功能属性占据主导地位，与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功能性联结，老绣集市也具有浓厚的原始原生滋味。搬迁至苗侗风情园后，全新的绣里淘“非遗”市集与之前相比更具秩序性与公共性，这是现代城市文明传播所不可或缺的。地点与区域分配的变化使得固定商铺出现，过去由流动性较高的“地摊”所构成的传统集市过渡为“固定商铺+摊位”的复合型市集形式（图2），且商铺每日于固定时段营业而不受开集时间的限制，这种组织形式的变化为绣里淘“非遗”市集与其中“非遗”产品的宣传提供了便利。由此，前往市集的购买者不再受赶集周期约束，即便在非赶集日依然能在固定商铺中观赏或购买绣片，同时也避免了因摊主流动而导致的寻访落空情况。
图2 “非遗”市集中的固定摊位 作者拍摄 2024年
在开放时间上，老绣集市的赶集日为每周四、周五，这是绣民们约定俗成的时间。在升级为绣里淘“非遗”市集后，开集时间调整至周三到周六，其中周五为交易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段。这样的调整更好地配合了城市里人们的闲暇时间，而赶集日的保留使绣里淘“非遗”市集既有传统集市的原生属性，又与现代市场的经营思维相结合，能够增加大众接触和了解苗绣的机会，拓宽苗绣制品的销售路径。
（二）市集中的文化传播与创新实践
在市集中不仅有售卖自制绣片或其他苗绣产品的手工艺者，还有专门采买现成老绣片进行售卖或加工后售卖的摊主。在走访中，笔者发现部分老绣片及同类物品（如苗绣云肩）较多的摊主开启了线上直播的宣传形式，利用互联网实现多渠道的传播与销售（图3、图4）。市集的受众包括但不限于省内外的普通游客、收藏家、设计师等等，许多人千里迢迢奔赴凯里，只为感受民族文化的氛围。在此，空间媒介成了产生意义、生成文化符号以及人际互动不断平铺交织展开的场域，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与苗寨的连接也在这一方小小的市集中展开。
图3 售卖云肩的摊主正在直播 作者拍摄 2024年
图4 售卖云肩的摊主正在直播 作者拍摄 2024年
传统的苗绣与老绣集市在文化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中，成为凯里用以宣传城市的特殊地标，甚至成为其独有的文化符号。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建成与发展使其携带着城市的属性，并在与地摊文化的结合中对传统苗绣作出创新，使其与物美价廉的购买观念相适应，如绣片与挂坠、耳饰的融合等（图5）。对于不太了解苗绣的游客而言，多数人不会选择价格较为高昂的绣片，而是会选择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苗绣饰品。同样对手工艺人来说，织一块绣片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西江千户苗寨的一名绣娘曾介绍道：“花费一天的时间只能绣一段长8厘米、宽约4厘米简单的几何纹样。”然而，一张绣片却可以制作多种苗绣饰品，同时饰品定价合理（通常不超过40元），前往市集的游客往往乐于选择购买一些小饰品留作纪念。这时的苗绣在创作者与购买者的互动中，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们从“高高在上”的博物馆文物成为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佩戴的饰品、成为携带旅游记忆的纪念品。并且，市集上除苗绣外，还有苗族传统的土布百褶裙、蜡染服饰背包等，许多与苗族瑶族等传统民族相关的特色产品都会在市集上出现。这些原先只流行在闭塞村寨中的传统服饰通过市集走进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指引”下与现代都市的文化内核相融合，并体现在消费者的形象装扮上。长此以往，消费者对这类传统“非遗”产品的再创作也会传递给手工艺者，使其在创作中将新时代元素融入传统技艺，使苗绣焕发出新的风采。
图5 创新后的苗绣挂坠 作者拍摄 2024年
三、身体共在与“非遗”传播
手工艺是一种关键的具身传播实践，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双手与材料的直接互动使人的身心和谐统一，同时还促进心智上的认知构建与完善。身体理论认为，人类通过身体与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和交互，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化世界观。
（一）“非遗”传播的具身性
谈论到传播问题中的身体迷思之时，首先不可避免的要回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他从统一人类经验的四重纬度出发，强调了“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反思与重构了身心关系，“从具身的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其次，为了实现和凸显“非遗”的艺术与审美的内容，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非遗”美学的研究，让“非遗”摆脱单纯的“静态”传承，脱离简单的复制性传播与传承。比如学者高小康指出“非遗”是“过去生活历史在社会发展和历史传承中演变、凝聚、升华而转换生成的心灵化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一个文化群体特有的意向符号、地方性知识、想象力和情感体验，也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同时他认为，对“非遗”美学的研究旨在揭示挖掘民间文化的审美价值，发掘传统生活记忆蕴含的美学意蕴，并推动其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实现审美层面的回归。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身体为媒介，从无形的技艺到有形的呈现皆离不开这一媒介。学者向云驹认为，“非遗”必须以身体为其基础，即所谓“艺在人在”，所有类型的“非遗”都与身体有关，身体可以成为“非遗”分类与认知的逻辑起点，这也就是学者季中扬所说的“非遗”的身体亲在性。身体的亲在性与主体性也是“非遗”身体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主体性是指身体既是“非遗”感受与认知的中心，也是展示与交流、传承与传播的中介。在此视角之下，绣里淘“非遗”集市里的手艺人与购买者便承载着这一意义。手艺人将基于身体实践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转化为可供欣赏、使用并带有意象符号的物品，传播给亲临市集的受众，而在身体亲在的情况下这些受众便接受了带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思想传递。
（二）处于“十字路口”的市集
笔者认为，“创意市集”属于具身传播与离身传播的“十字路口”，既规避了一对一、面对面传播的不经济性，又避免了艺术品在社交媒体中沦为符号的浅层传播。同时，“非遗”是一种依赖群体交流的艺术形式，具有集体性与共享性特征，其审美体验并非通过静态观看获得，而是需要个体以“沉浸式”身体参与的方式深入感知与体验。这种身体的“亲在性”体现在多审美感官的参与。目、耳、鼻、口、舌都直接参与到审美体验当中，可以去看、去听、去闻、去触碰、去品尝等。处在市集中的顾客们，在挑选商品时可以随意拿起已成型的织物，用手去触摸凹凸起伏的针脚，还能嗅到老绣片上的独属时间的气息；在将绣片改造的挎包、传统的苗族服饰在身上比画时，仿佛能看到遥远寨子中人们的生活景象。在购买商品时，摊主还会积极地向顾客们介绍他们感兴趣的物品上针法造型所代表的含义。在笔者挑选挂坠的时候，摊主主动向笔者说明机绣与人工刺绣的区别。经由比对可以发现，人工绣的针脚起伏更为明显，或许有个别的针脚不甚完美，带着点毛躁，却比整齐的机绣展露出更多的人文古朴之味，也能感受到刺绣人下针时的姿势与情感，这说明了身体经验的传递不仅会在师徒传承中流动，也会抵达审美主体的心灵之中。在顾客不多的时候，摊主们还会在一旁的小桌子上继续制作饰品，人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苗绣、苗绣制品的制作过程。当陌生的社会距离边界被模糊后，便能更充分地体验到市集带来的人情味和“非遗”产品细节带来的吸引力。
（三）苗绣作为中介物的双重传播路径
手工艺人创造出来的手工艺品成为传播的中介之一，苗绣也成为手工艺人之技艺的承载物，而后借助消费者的购买来弥补其本身无法到达世界各地的原始缺陷，即克服了其身体在场限制所带来的传播时空局限。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除了口头传统外，苗族刺绣则是苗族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苗绣始终都具有传播中介的属性，苗绣图案也包含了许多古老而神秘的符号，记录和传播着苗族的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等。当历史进程发展到大众传播时代，新型市集的出现使苗绣再度中介化，前往购买和体验的游客将蕴含着苗族上千年文化内涵的苗绣带离凯里，带回家乡分享给自己的亲友，这时苗绣的传播就成了“临场感”“沉浸感”消散的离身传播。
除了上述基于苗绣中介化的离身传播外，在市集中还有现如今常见的线上传播。作为市集具身传播的补充，销售者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嵌入直播、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当中。不论是有较多同类商品的摊位还是有丰富苗绣品类的商铺，销售者既是商家也是模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苗绣作品的展示平台，用身体之美衬托苗绣之奇，更是在穿着中重现苗绣最原始的作用——作为服饰上的装饰。在笔者走访期间，一个专门售卖苗绣云肩的摊位正在做直播前的准备，摊主先是用直播设备（手机）扫看摊上的货品，随后将手机架在摊前，自己逐一将云肩拿起放在肩上展示。在讲解的过程中，摊主还会向收看直播的观众讲解其制作的年份、使用的绣法等，也会根据观众的留言展示合乎他们想法的云肩，并根据云肩形式、造型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搭配建议。这是市集中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直播间”，由摊主承担起多项身份；有的店铺则有较为专业直播设备，并在直播时有助理在一旁传递收拾商品，这些直播往往更流畅、更具商业性，不仅能够展示店内的大件苗绣制品如马甲、土布上衣、传统裙子等，对苗绣制品的讲解也更加详尽。
除了直播以外，在社交媒体普遍流行的今天，有不少商家和游客会通过社交媒体对市集进行宣传。不了解苗绣、苗族文化的游客们，在初见这种隐于粗犷市集中的精美艺术品时，都会被眼前的奇观所震撼。许多游客乐于佩戴或穿着从市集上购买的精美服饰拍摄照片或视频，并将其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使得许多未曾见过这般光景的网友们神往，将绣里淘“非遗”集市加入自己的旅行计划中，以此实现口碑传播的良性循环。彼得斯曾在一个访谈中提出，身体不在场的交流就缺少某种马丁·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和善意，并且无法确定交流是否有效。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找回身体、找回传播的临场感而舍弃突破时空的中介化传播，因此，笔者认为“非遗”市集当下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进可接受承载着苗族文化的苗绣作为中介的传播，退可回到亲身感受苗绣技法，与手工艺人面对面交流的具身传播中。
四、美学本质与“非遗”传播
凯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辖县级市，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族分布以苗族为主体。根据《后汉书·南蛮传》所描述的苗族先民“三苗”“好五色衣服”来推测，最迟在战国时期，苗族刺绣就已产生了。苗族刺绣作为苗族服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无数苗族女子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已成为苗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和文化艺术品。自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贵州省大力开展针对苗绣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族群对刺绣认同的消解、传统刺绣经济赋能不足、苗绣传承人的极度匮乏等困境"。
（一）苗绣的艺术特质
苗绣起源于远古时代苗族同胞在生产、生活中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好事物的希冀与追求。在表现形式上，苗绣色彩选择大胆，多呈现五彩斑斓之像。苗族妇女喜爱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她们把肉眼可见的色彩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调配，而不照搬固有的色彩搭配，并且还将色彩赋予美好的文化意义。在技法上，苗绣技法种类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分为平绣和凸绣两大类，平和凸的结合为所绣图案造型的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能让人们在丰富针脚的变化中体会其中的文化意蕴。丰富的技法既是中国刺绣技术发展的记录，也是对苗族人民手工艺才能的肯定。在造型上，苗族的图案造型建立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巫神文化之上，其纹样大多有着丰富的含义。苗族先民在主观情感的驱动下，将对自然形态的感知与想象加以整合在头脑中形成具象意象，随后通过朴素的艺术手法加以表达，使其外化为独特的艺术作品。因此，其中除了最原始的宗教自然崇拜外，还包括着族群区分、道德伦理、社会变迁等象征符号。同时苗绣多用于装饰苗装上的领子、袖子、肩部、围裙、裙子等等，也常在自织自染的土布上进行刺绣，土布与刺绣的结合别具风格。苗绣饱含苗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逐渐成为族群文化宣传的符号，其中蕴含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崇拜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民族文化与艺术表征的结合，也使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苗绣。
（二）市集中的“新”苗绣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资本的介入，接触到都市文化的苗族年轻人为了能在城市中寻求到认同感，自愿脱下了繁琐的苗服；加之异文化对苗族文化的入侵以及现代便利多样的成衣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渗透苗寨内部，如今的苗族年轻人将对苗族服饰的需求转化为内部消费，只有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如婚礼等才会购买和穿着。观念与需求的改变使苗族服饰的生产数量减少，并且在经历了80年代的少数民族服饰收购热后，老绣片、苗绣服装更是少之又少，苗绣呈现出“衰老”的面容。但实际上，资本的加入和市场的建立拓宽了苗绣制品的传播，也让其在适应市场之时做出了不少的改变。
从绣里淘“非遗”集市来说，在政府的统筹宣传下，开市首天其成交销售额便达182万元。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不少的年轻人也跟随父母加入到了苗绣的行业中，年轻血液的加入使苗绣的呈现形式更丰富。目前，市集中仍有整块老绣布在售卖，但更多的是吸纳了地摊文化后出现的创新商品，如巴掌大小可以装裱的绣片、老绣片与银饰底托相结合的饰品、绣片制成的小包等等，这些手工艺品都不是简单的随意拼贴，而是根据绣片上图案的含义，尽可能截取完整的样式进行制作。比如在市集上很常见八宝袋（又称葫芦袋），其形状为葫芦状（图6），所采用的绣纹多是有吉祥含义的祥云、麒麟等等。这种蕴含美好寓意的实用性物品成为不少首次接触苗绣的游客的首选，其中体现了如今许多年轻人通过“吉祥玄学”找寻精神安慰的生活方式。此外，许多苗绣服饰被分解成外形简洁的马甲、外套、裙子等，虽然不可避免地消解了苗绣服饰一部分原本的使用价值与意义，但发展伴随着改变，如果苗绣要走出苗族走向世界，那么不可避免自身传统文化内涵要与当下生活方式、审美方式不断适应结合。
图6 葫芦形状的小袋子 作者拍摄 2024年
结语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路径有着多种选择，“创意市集”这一能同时实现具身传播与中介化传播的互动性文化空间正在兴起。从绣里淘“非遗”集市这一案例来看，首先商铺的固定与经营时间的延长有助于保留了文化本味的秩序性公共空间吸引更多游客的前往；其次“创意市集”作为一种新型的集合式艺术传播形式，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所需要的身体亲在与主体性的要求，同时还能实现突破时空限制的广泛传播；最后，凝聚苗族文化的苗绣，其文化内蕴仍然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无论是传统苗绣还是与现代市场结合后创新制式的苗绣，不变的依旧是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三者的结合促成了苗绣在绣里淘“非遗”集市中的传承与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绣里淘“非遗”集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前身本就为凯里市一处村民自发形成的传统集市，有较长的历史；绣里淘“非遗”集市的创立只是政府基于城市规划，对传统集市进行规划管理的一种形式，即便绣里淘“非遗”集市不建立，凯里市的老绣集市同样存在并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因此绣里淘“非遗”集市的核心在于当地村民自古以来对苗绣的热爱与传承，这是后续借鉴绣里淘“非遗”集市运营经验时所要注意的。虽然绣里淘“非遗”集市的成功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但其仍对“非遗”的新时代传播具有参考意义，它提醒着人们需要重视“非遗”自身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只将“非遗”作为吸引顾客消费的噱头，要真正做到将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传播给社会。
张雨桐，广西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张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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