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牌信俗赋予兽牌图像以生命之本，为兽牌图形艺术的孕育提供了土壤之源，它既夹杂民间宗教信仰，又蕴含着绵远悠长的传承性。兽牌图像是驱邪招福信俗的物化载体，能够穿透空间的阻隔、地域的界限，激发闽台民众内心最深处的原生情感。兽牌图像艺术更是一种视觉符号标识，它不仅成为闽台民间信俗独特标识，更是宗教、文化传播的视觉载体，是闽台共同维系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纽带和情感寄托。

一、闽台兽牌信俗与图像造型

《新镌正式匠家镜鲁班经》卷之三秘诀仙机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载：“魇者必须有解，前魇禳之书，皆土木工师邪术。盖邪者，何能胜正!是所载诸法，皆句句真言、灵符妙诀，学者观者，勿得污手开展，各宜敬之。凡有一切动作起造完日，解禳之后，则土木之魇无益矣。如居旧室，或买者赁者，家宅累见凶事，或病或口舌或争讼，家中不和睦，梦魇叫，见神遇鬼伤害人口，生意淡薄，时常火发，频贼偷盗飞来等祸，败家丧命之类，并皆可禳，能转祸为福，百难无侵，则永远安泰矣。因累试累验，特此抄刊。”闽台区域民俗中的风水，又称“堪舆”“青乌”，是根据宅基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来推断吉凶祸福，并用以指导阳宅和阴宅的定向、定位、布局及营建的一种民间信仰。举凡建房选址时，房屋格局、坐向以及内部安排等皆有一定的格式，以求家业兴旺、人畜平安、子孙繁荣富贵。住屋除讲究风水外，还有诸多的禁忌，如居民遇有疾病、灾祸，往往归因于屋宅相冲之说。为挡煞制冲，祈求住宅平安，各式禳解物应运而生。这些禳解物俗称“厌胜”。“厌胜”最初是“一种基于天人感应原理的巫术，即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迎合’天象或者预言，或者用人主观能动的力量，和预言所言及的灾祸力量‘对抗’，以使两者力量互相抵消，从而达到清除灾祸的目的”。闽台地区传统古民居堪舆禳解多种多样，形形色色。从建房时的镇宅石到屋脊上的风狮爷、瓦将军，门楣上的门神、八卦符号、照镜、兽牌，入口处的照壁、刀剑屏、符篆等不一而足。这些堪舆禳解物依不同需求和情况而设置，以防止邪煞阴灵、鬼魅疾病、灾害等对人体及性命所造成的侵扰与伤害，进而祈求人身健康、居家平安、招财纳福。这也是闽台地区阳宅堪舆禳解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缘由。而其中的兽牌信俗深受闽台民众的青睐。闽台地区的兽牌信俗传统，其源头可追溯至《鲁班经》所载的“秘诀仙机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中关于兽牌的禳解仪式（图1）。“上阔八寸按八卦下六寸四分按六十四卦高一尺二按十二时两边合廿四气。”下补文字：“但有人家对近墙屋之脊，用此兽牌钉于窗顶上，不可直钉檐下，则对不着对面之冲。钉者须要准对，不可歪斜。钉不可钉于兽面，若钉当中，反凶也。今有图式，黑圈处钉钉之处也。取六寅日寅时吉，忌未亥生少。”福建泉州以文居《玉匣记通书广集》与福州集新堂的刻本文字说明均与《鲁班经》相同，都有标注钉钉黑圈处，只是绣像上的兽牌与鲁班经刊梓的兽牌皆未咬剑（图2）。

受民间宗教的功利性驱使，兽牌图像在兽牌信俗的发展过程中糅合道教的七星剑、八卦等辟邪图案，并发展成不同材质的兽牌。这些兽牌图像在台湾一些县志信仰民俗中有详细的记载，如《基隆县志》中记载：“驱邪招福避祸趋福，实人生之愿望，昔民间多有采取各种迷信方法以期达此目的，至今尚有因袭者，爱以常见者概述于下：驱邪二、兽牌：昔民家门上多悬挂画有狮头之木牌一面，上阔八寸，象八卦；下六寸四分，象六十四卦；高一尺二寸，意十二时；两边合二十四节气，成一上阔下狭之四边形。狮头貌甚雄状，颈旁有长鬣，眼大鼻圆，象征勇猛与威严，口衔七星宝剑，额正写‘王’字，表示驱邪之用。悬挂时，由道士开眼，常时亦有上香之举。狮牌之外，挂老虎牌亦用以驱邪，较少见，且多用于凶事。如与对面居户闹不和，此家即挂起老虎牌，以求灾祸降临对面一家，而对面家为防灾祸亦挂上八卦牌以杜防。实属无稽之迷信，今已少见。”

在兽牌悬挂仪式及相关信俗中，诞生了用于驱邪招福的兽牌图像。这些图像包括兽牌与其他辟邪符号的组合，以及采用不同工艺和材质制作的兽牌。这些图像不仅是对兽牌信俗融入民间生活视觉印象的真实记录和艺术实践，也是民众对兽牌信俗传统理念和行为认同的具体化和创造性表现。它们是兽牌祭祀仪式及民间习俗的一种独特、有形无声的载体。兽牌在闽台区域建筑里是一种禳解类的图像符号，而这种“符号的原始功能——即在最初就具有的将经验构成某种形象性东西的功用”。随着闽台民间信俗的发展，兽牌图像的大小不再严格遵循《鲁班经》的规定，而是根据门楣、墙体等能够起到驱邪招福作用的地方，选择不同材质和规格的兽牌（图3）。这些图像不仅融合了闽台宗教造像符号的特点和长期形成的匠作习惯，还兼具规范性、自由度和世俗化的匠作特征。在民间多神信仰的影响下，兽牌图像在民间宗教图式的组成和样式方面吸收了其他宗教艺术的特点，如中国台湾安平的兽牌图像。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区域民间辟邪图像艺术如饕餮造型，并结合所处时代的工艺特点和表现技法，融入所处地域的审美、民间信仰和民众家庭需求，进行了重组和创新。这造就了兽牌图像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显性的符号标识（图4）。

图3 闽南地区木雕八卦兽牌 作者拍摄 2025年

图4 中国台湾地区运河路23巷16号水泥饕餮造型兽牌 作者拍摄 2025年

二、兽牌图像工艺与区域分布

从闽台区域兽牌造型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单纯的狮（虎）兽面，二是狮（虎）兽面衔剑。闽南兽牌的造型主要以兽面，或兽面衔剑为主，分布在厦门、漳州、泉州、潮汕等闽台区域地区。这些兽牌的造型工艺特征与闽南民俗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闽台区域的传统建筑中，灰塑兽牌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工艺，且数量分布在沿海居多，这与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中的灰塑工艺有关。灰塑，又称“灰批”，是闽南传统建筑固有的一种装饰工艺。灰塑以传统建筑中的灰泥为主要材料。灰泥由蚝壳灰（或石灰）、麻丝、煮熟的海带，有时加入糯米浆、红糖水，搅拌、捶捣而成。将灰泥捏塑成形，可以在灰泥中直接调入矿物质色粉，也可在半干的泥塑表面彩绘。灰塑是湿坯制作，较砖雕、石雕有较大可塑性。灰泥干硬后色泽洁白、质地细腻。在闽南传统建筑营造中，灰塑多用于住宅、庙宇的身堵、水车堵及山尖规尾等处，如屋檐下的水车堵，常用类似于高浮雕样式的灰塑，塑造山水、人物、花鸟等各种题材的景物，再施以彩绘，精彩夺目。灰塑因未入窑烧制，坚硬度不够，较易风化褪色。山墙规尾处的悬鱼、惹草、窗楣以及匾额等，也常以灰塑装饰。闽南地区的漳州东山以及泉州晋江等地，灰塑兽面衔剑的兽牌造型居多，这与其地处沿海蚝壳灰等灰塑原材料索取便利之外，也与沿海渔民因海上作业不可预见的危险性所带来的对民间信俗的虔诚有关（图5）。《台北市志》民俗信仰载：“对身体精神及事物之俗信，驱邪：一、兽牌：民家门上，常见悬挂一面驱邪逐凶之木牌，其上面画有狮子头部。狮子画得极雄壮，头旁长鬣，眼睛大而鼻圆，一见而知其系象征勇猛、威严。其口衔有七星宝剑，额上写‘王’字，以示驱邪。除上述兽牌之外，另有驱邪用之各种牌。牌之形状有梯形、矩形、圆形、八角形等，其中八角形则由来于八卦，画有八卦图。牌上或写‘对我生财’‘镇宅平安’等字。此外，亦有印在纸上、画在壁上、用白灰塑制者等，又有悬挂刀枪之类。此类木牌之悬挂，须由道士‘开眼’。平素，人家也有上香拜上述‘狮牌’。狮牌以外，另有虎牌，多用在凶事。即如与对面居户不和，向之悬挂虎牌，将使灾祸降落于对方，如是作为咒诅之用。对方为防灾祸，乃亦须悬挂八卦牌云。”由此可见，除了木雕兽牌，闽台地区在建筑立面上灰塑兽牌与粘贴纸印兽牌图像的传统由来已久（图6）。

图5 闽南地区灰塑兽牌 作者拍摄 2025年

图6 台南市“吴隆发纸店”出品《狮子啣剑》 西川满旧藏 李躬恒供图

笔者田野调查发现，闽台区域地区所有的兽牌在形态上都具有以下三个固有的共同特征。闽台区域的兽牌都是与传统建筑融为一体，置于建筑门楣上是避“对面或有兽头、屋脊、墙头、牌坊脊”凶煞。兽牌具有颧骨高突、犬耳、凸眼、宽鼻如狮、獠牙、鱼嘴等动物合体特征。卷髯与口含利剑没有规律可循，威严中透着柔美，整体趋向写实，狮首特征明晰可辨。兽牌没有过多色彩装饰，唯有在木版年画中才有色彩的呈现，有别于云南、贵州、楚雄地区的原始虎首吞口五种色彩造型的功能（表1）。

表1 兽牌图像分布一览表

三、兽牌图像艺术符号表象性与功能

苏珊·卡纳斯·朗格（SusanneK·Langer，1895—1985）是当代符号论美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她不仅继承了人类文化符号论的传统，还对其进行了深化与发展。朗格主张艺术是生命形式的符号化表达，强调艺术符号的指称与标示功能。她明确指出：“我敢断言，这种符号所传达的是一种概念，它能够延伸至与该概念相符合的任何具体事物。”这表明，符号能够揭示不同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事物的属性，并展示符号与其指示对象之间的习惯性联系特征。关于兽牌图像的起源，尤其是《鲁班经》中所记载的兽牌图像，已无法考证其真实性。因此，这些图像中的兽牌形象应被视为虚构的、比拟式的意象描述。兽牌所具有的避祸招福功能与民俗仪式相关，这些功能和仪式富含意象，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达。为了传递这种巫术式的、充满意象的宗教情感和认知感受，需要借助具象的物化载体。因此，兽牌图像成为承载这些表象和功能的艺术符号。

（一）兽牌图像艺术符号的表象性

在探讨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表象性符号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原生性偶像符号，这些符号在仪式、巫术、神话、宗教和艺术等领域中具有显著地位。朗格的理论指出，这些领域均属于表象性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在早期艺术与巫术的关联中，可以观察到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属性的认知通过“图像化”的方式得以表达。这种表达不仅体现在原始岩画中的狩猎场景和傩舞面具的凶神形象上，还反映了远古图腾崇拜的痕迹。这些图像化的符号蕴含着神圣和神秘的意涵，被认为具有与原有物象相同的功能与神性。先民们借助形象作为中介，以探索自然的微妙之道。这一过程是对不可理解物象进行神化的过程，其手段便是将其图像化以便可视化和可解释化。物象的神化即其图像化，涉及人的观察、思维、表述及想象。例如，闽台民众基于不同动物的物象创造出合成图案，如集“犬耳”“凸眼”“长鬣”“阔鼻”“凸眼”“咧嘴”“獠牙”和“王”字于一体的兽面，象征着阻挡与吸纳所有恶煞。符号能够指称各种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且把某些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这些事物的性质揭示出来，也即符号标示了符号与它所指示对象的一种习俗联系的特征。此外，兽牌图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图案的抽象化，整体给人以神秘感。这图像蕴含巨大的原始力量，成为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展现了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图7）。

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难以分离。每个民间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都承载着特定的民俗功能。民间美术的造型和图像是一个民族或群体集体智慧的创造和传承，统一体现了集体的思维和意识。这些艺术作品的图像所指示的不仅是描述性内容，还是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其符号形态的历史性演变与共时性变异，折射出不同文化群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这些思想观念被群体乃至个人所接受，使得传统美术图像在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化圈之间更易理解，甚至无需解释和转化。

（二）兽牌图像艺术符号的功能

符号化功能涉及通过仪式将崇拜者的神圣与神秘观念进行符号化表达。在远古时期的仪式产生后，巫术、原始宗教、神话、艺术等人类的表象性符号相继出现。苏珊·朗格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巫术产生于原始宗教之中。宗教是人类生命之本质形态的一种逐渐性的构想。这促进了人类对各种对象、行为和事件深入理解的能力。朗格指出，神圣的事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珍贵的，它们的价值源于宗教性的使用之中。

闽南地区，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其历史和文化深受南方巫觋文化的影响。自汉代至清代，闽南地区普遍存在着“信巫尚祀”的传统习俗，巫道崇拜就是其中一种。由于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闽台地区均属于闽南语系文化圈，这使得该地区的厌胜信俗呈现显著的发展。兽牌的设计细节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狮头或虎头的形态凶猛，巨口张开，尖锐的牙齿外露，这与《鲁班经》中描述的兽牌相吻合。该设计不仅展示了艺术价值，还突出了其作为守护神灵象征的重要性。此外，在闽台地区的兽牌图像符号中，每个符号都代表了特定的信俗功能。例如，“犬耳”符号象征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镇煞功能；“王”字、“凸眼”“长鬣”“阔鼻”“凸眼”“咧嘴”“獠牙”等猛兽特征符号，代表着强大的抵挡恶煞的能力；“七星剑”符号象征着强大的驱魔能力；“八卦”符号则是道教重要的法器之一，具有化煞和挡煞的功能。特别是将八卦符号配置于狮头或虎头前额的做法，在视觉及文化层面上增强了兽牌的神秘感与力量象征。“符号具有一种构形功能。这种功能是符号的一种原始功能，即在最初就具有的将经验构造成某种形象性的东西的功能。这一功能包括对实体的确定，包括把事实或存在于思想中的那些类似于现实的幻觉成分加以系统化的种种活动。符号的这种功能，朗格又称之为符号的‘接合’功能或逻辑表现功能，因为符号可以把种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图8）”。

兽牌图像艺术符号的表象性，就源自不同的厌胜物可以叠加组合，这些厌胜物被设计出来，是要强调它们的符号力量，满足原动的欲望以形成巫觋信俗文化。它具有有机整体性的特点，表象性符号中的一些基本要素离开了其整体结构就没有独立的、稳定的意义。兽牌的造型来源于殷夏文化的图腾，宋人罗苹在《路史·后纪·蚩尤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象为贪虐者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这类巫术性的“人面饰”，广泛流行于泛太平洋文化区，其功能是辟恶和御敌。后逐步演变成“吞口”的造型。至今多像水瓢，有的直接画在葫芦或瓢之上。这就是古书的“匏”，《老子》谓之“朴”。原来它主要是纪念伏羲（匏羲）、女娲（女瓜）或槃瓠（壶芦）的，但是作为苗人英雄祖先的羲蜗（人首蛇身）、槃瓠（犬形），跟蚩尤（蛇形或牛形）、共工（雷神，蛇形或犬形，猴形或鸡形）在历史的进展中有“合流”的趋向，这就可能组合出“兽面—人面”或龙形、虎形的辟邪灵物吞口。很显然，吞口的功能就是辟邪、镇宅安民之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吞口在少数民族中逐渐演变为具有巫术色彩的傩戏面具或称之“老虎牌”等。在汉族中，吞口具有的辟邪功能逐渐被收入运用在建筑堪舆禳解中，并对其规范具体尺寸，功能只有一种，避“对面或有兽头、屋脊、墙头、牌坊脊”凶煞，被注以兽牌名称。此时的兽牌与吞口虽然名称有所区别，但将《新镌正式匠家镜鲁班经》中所刊印的兽牌图像，与福建泉州以文居《玉匣记通书广集》中的兽牌绣像加以对比，可以发现，虎首造型特征与吞口较为接近。明末清初之后，随着闽台区域民间的崇狮信仰，兽牌的造型也在逐步变化，狮首的特征开始出现，并在闽台区域流行和传播。

结语

闽台传统建筑堪舆禳解兽牌造型艺术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的现象。它的出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中国传统堪舆禳解的吞口文化在闽台地区与闽南民俗融合流变后，涌现出的闽南区域风格兽牌造型。它们不仅是闽南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闽南人民传统文化和信仰的体现。探究发现，这些兽牌造型艺术与闽南地区的民俗信仰、建筑风格、宗教观念和堪舆理念密切相关。它不仅为闽台区域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闽台区域民众寻求平安吉祥的象征和心灵的慰藉与寄托。本文以艺术人类学的符号论为支点，对闽台民俗、建筑风格以及堪舆禳解兽牌的造型特征进行梳理研究，揭示出兽牌的造型特征是吞口区域化流变的结果，是传统建筑堪舆禳解类而非建筑装饰，且两岸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明晰可辨。综上所述，闽台传统建筑堪舆禳解兽牌造型艺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这些艺术形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闽台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两岸一脉相承的同源文化。

陈斌，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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