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文以乡村振兴为研究场域，以景观为本体，将景观作为一种生产力机制，提出“景观生产力”的概念，综合政治经济学、旅游人类学、景观人类学和文化遗产学相关理论，以乡村文化资源景观开发促进乡村总体复兴为目标关怀，对景观生产力的产生背景、生产机制和社会影响进行基础性本土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前者是景观生产力形成的原因，次者为景观生产的多元主体互动过程，后者为乡村振兴过程景观生产力的成效。

一、景观生产力的产生背景

景观生产力的生成是生产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与此相随，文化变成可增殖的资本，使景观成为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并在视觉表象占主导位置的后工业时代，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载体，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需求所在，也是乡村振兴所需的内容、途径和载体。

（一）生产力自身扩张的结果

人类历史是一部生产力扩张的历史。渔猎采集社会的生产要素为可再生的各类动植物；农业社会是以土地、农作物、驯化家畜和劳动力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工业社会，生产要素从土地、劳动力扩张到机器、厂房、能源等工业生产资料；伴随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升级，科学技术逐渐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进入了以知识和技术作为社会核心变革力量的“后工业时代”,这一阶段也被杰里米・里夫金概括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后碳”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被学者概括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社会生产力扩张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其最底层的社会逻辑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马克思曾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换而言之，科技与资本是孪生兄弟，资本的出现必然伴随科技进步的加速。不论是国家资本、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就其本性而言都是要寻求价值增殖。这种对资本增殖的追求，在空间上表现为对新的市场的不断开拓和占有；在时间上表现为尽可能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并因生理性边界限制转而追求不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载体上则表现为不断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者换一个角度而言，不断制造新的消费需求。

遵循上述逻辑，社会生产必然会从物质生产领域进入文化生产领域，文化成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的日益发展，文化生产已经不再是个体的精神创作，而成为日益复杂的社会化生产，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组成部分。我国的学者对文化生产力下过定义，认为“文化生产力是指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生产者利用和开发文化资源从而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和力量”。换而言之，文化生产力表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它是一种强调具身感受、情感共鸣的“体验经济”，需要“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环绕着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

文旅正是文化产业或者说体验经济的典型代表，景观则是构成文旅和体验的重要价值载体。就深层逻辑而言，景观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生成正是资本寻找价值增殖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文旅产业中，景观构成了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新的生产力。旅游学就明确地把景观视为“资源”，著名的景观学家梅尼也曾指出“同一景观的十个版本”，其中“景观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便是对文旅时代景观作为生产力的确认。景观正是在这个资本逻辑下成为价值载体，进而成为新的生产力。

（二）文化成为可增值的资本

“景观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在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景观重构实现价值增殖。这一重构不仅改变了文化的存在形态，也重塑了其价值实现路径。景观因而从自然或人文的存在物转化为资本运作的符号载体，其使用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审美意义被经济价值所吸纳。

文化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如风俗、信仰、语言、文字等，为族群或民族共享。在文化产业兴起后，文化成为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形成经济效益。“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强大的文化资本，也不等于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文化资源的优势如果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就不能促成文化产业的发展。

然而，文化和文化资源都具有弥漫性、非标性和公共性。乡村的文化和文化资源是乡村整体的组成部分，弥漫于乡村区域特色的自然环境中，与地理位置、生态气候一起构成了乡村在地性基本要素。而公共性和非标性特征则对于其景观生产力转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和活化乡村社会历史积淀下来的沉默“资产”。换而言之，乡村振兴要长效有序开展，就需要以制度性确权的方式，把乡村空间景观转化为资产作股，形成新型集体经济。如浙江兰溪诸葛村（亦名“诸葛八卦村”）以村民的古民居文化资源入股，形成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股东身份共享村落文旅开发经济收入。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乡村文化资源的空间形态，而且推动了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型，使村落文化或景观深度嵌入现代经济体系，转变为主动的经济增长引擎。

（三）景观作为文旅融合的新需求

正如麦康纳所言：“现代性战胜其他社会文化结构的最好的标志，并不是非现代世界的消失，反而是对非现代世界的人为保护和重构。”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开始对各种前现代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或是从中析出各种非现代的元素进行重构，或是把这些前现代文化从其原有背景中分离出来进行展示、观赏和体验。乡村就是相对城市这种现代性空间而言，需要被保护、展示，以满足游客凝视需求，安置现代性焦虑的一个很好的空间。在此逻辑下，乡村的民俗文化及其景观，都是现代游客凝视的对象，从而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正如“三农”专家温铁军所说：“当我们讲文旅结合的时候，乡村中的美景、风光和民俗文化都成了新生产力要素；当我们要发展旅游经济的时候，稻田湿地的萤火虫、山谷蝴蝶、青蛙、蜻蜓等自然界的万物，也都成了生态化发展的新生产力要素。”

由此，发展景观生产力最终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内容、载体和途径之要求所在。通过激活乡村沉睡的文化与生态资源，景观生产力不仅重塑了乡土价值的实现路径，而且是乡村振兴多元行动主体实现其“复兴乡村、连接城乡、促进共生共荣”目标的内在要求。这和方李莉所提出的“后农业社会”概念一样，“景观生产力”概念也意味着一种可实践的社会行为，一种更为绿色生态和文化深度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当景观成为生产力的时候，关于景观的生产而非景观本身、景观被观看的方式而非观看对象成为分析的重点。景观生产力的生产涉及三类主体，分别是乡村文化持有者内部主体、介入乡村文化资源景观开发的外部主体（包括权力主导的行政主体；资本主导的企业主体；技术主导的专家主体）以及旅游凝视主导的市场主体（游客）。乡村文化资源的景观生产是通过三类主体多元互动实现的。三类主体的多元互动符合景观人类学有关 “地方建构—空间生产—（意义表征）—景观共生”或者“一次景观—二次景观—三次景观”之景观生产机制的研究框架，由此构筑了良性的景观生产力的生产。

（一）景观生产立足于社区主体的“地方建构”

根据景观人类学的论述，所谓的“地方”（place，亦翻译成“场所”），是立体性扩展开的生活世界，是因各种社会关系而编缀着多种多样“意义”的世界。因而，“地方”承载着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对亲密的社会网络、生命情感和意义、共同社会记忆、相同的族群与神话起源。在某种意义上，“地方”等同于“家园”，赋予生活于此的人们“认同感、关系性及历史性”。因此，所谓“社区的‘地方建构’”，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在这片土地上长时段经营、积累和建构起来的地方社会或“场所”，它们是最具乡土本真色彩的，是乡村的“一次景观”，这种原生的乡土文化和景观为景观生产力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生命、故事、情感于此延续，继而景观也不断叠加和丰厚。“人塑造景观，景观亦形构人。”广袤的乡村景观是人与环境一起构筑的“人文生境”,是由人与自然、超自然互构而成的符号和意义的世界。这样的地方或社会是包含了“世界想象、历史叙事、人性论及本体论的‘广泛综合’”，包含了“天地人神，也包括人自身（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这种经由乡村主体与环境持续性互动而形成的“一次景观”，饱含着乡村民众对大地的感情和经营，具有一种视觉美学上的统一感，并在时间过程中呈现细腻的变化，以景观形式诠释出乡村的生命力。在文旅情境下，景观人类学中所说的这种以乡村民众为主体的“地方建构”，成为了第一性的文化资源或景观。

诸葛村村内一景。拍摄：王悦

（二）景观生产的张力来自外来主体的“空间生产”

在景观人类学中，“空间”被视为为了达成目标而划出的资源领域。它对应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标准化、制式化的生产方式。换而言之，资本的扩张使得乡村成为资本实现增殖的生产资料，其生产方式趋向于把一个乡村的生态空间作为单纯产业规划开发的资源地。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之“空间表象”的内涵一致，景观人类学中的“空间生产”亦代表着自上而下的秩序构想，与乡民原有生活世界自下而上的日常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

政府、资本以及专家作为乡村的外来主体，往往携带有“配置性资源”和“强制性资源”,因而在乡村景观生产中常常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支配权。专家对乡村进行营造时，也往往采用由外而内、单向度、强制性的景观开发思路，而忽视了村民自身的需求，忽视了当下乡村景观生产的地方性和主体性。他们对村落景观的解读或者生产，形成了乡村的“二次景观”。比如，浙江金华兰溪诸葛八卦村的核心景观——“太极阴阳鱼形”的钟池，就是在文旅开发中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的结果。钟池（亦名“钟塘”）原为诸葛大公堂前一椭圆形的水塘，为了更加符合“诸葛八卦村”这个名字，将水塘填埋了一半，形成现在的阴阳太极图形制，水池对应八卦图的阴，空地对应八卦图的阳。（图1）

图 1   经由政府、专家主导生产后的凸显诸葛村八卦形制的空间形态

（三）景观生产离不开游客凝视的“意义表征”

游客凝视具有符号性，已有的村落“景物信息”为游客提供有关村落景观的符号认知与旅游目的地想象，游客依据这些景物信息去往相应的旅游目的地，去寻找符合心目中符号认知和想象的旅游“打卡点”。在此过程中，游客参与了乡村景观的“物理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即表现为规模性的拍照、打卡、购买相关的旅游纪念品或者说“景观复制品”，形成“物理再生产”，并在不同的媒介和平台对该乡村景观进行定义、评价、建构，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从而促成该旅游目的地及其景观的“社会再生产”。只有经由游客对其进行认同、表征和传播，景观生产才能得以完成。反之，失去游客凝视的景观，则无法最终实现景观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游客经由凝视对村落景观及符号所进行的“意义表征”，是乡村景观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图 2   游客拍摄和传播的诸葛村的“八卦羹”

图 3   小红书上游客直接用AI生成诸葛八卦村

尤其是在当下，基于互联网的数码传播，图像、声音、视频、文字四位一体，极大提高了游客参与乡村景观意义表征的广度、速度、强度。如兰溪诸葛村基于村落的传统和历史，经过一定程度的“空间生产”后，确定以“诸葛八卦村”旅游符号定位来推广和营销自己。这一定位转型，最终就是经由广大游客在互联网上对“八卦村”的不断表征而得以实现的。（图2、图3）在形形色色再创的“景物信息”中，兰溪诸葛村又不断被叠加上“江南古村落”“古老神秘”“华夏一绝”“八卦奇村”“静谧”“迷宫”等符号群，从而完成了兰溪诸葛八卦村的意义表征和景观生产。（图4）

（四）“地方建构—空间生产—意义表征”的多元主体交互的景观共生

上述基于社区主体的“地方建构”、外来主体的“空间生产”以及游客凝视的“意义表征”，并非线性地、单向地作用于村落，而是以动态、循环、相互作用的方式产生影响。在现代文旅情境下，这是一种多元交互的景观生产力的生产过程。换而言之，乡村的“地方建构”是旅游开发的“原材料”；政府与资本等外来主体，则依据市场逻辑对这些“原材料”进行选择、编码和重组，生产出符合消费需求的旅游“空间”；而游客自身是空间生产的目标受众，其“凝视”又反过来进一步完成景观表征和传播，并对空间生产和地方建构产生深刻影响，形塑景观的最终形态。“建构—生产—表征”三者互为因果、彼此关联、交互作用，最终催生出一种既非全然传统、亦非完全商业化的“景观共生”状态。

图 5   景观生产力生产机制下的景观共生

兰溪诸葛村的钟池就是在“地方建构—空间生产—意义表征”的多元互动下，演化为空间层叠和意义杂糅的共生性景观。在钟池层叠空间的底层是村落传统的公共生活空间层；中间层由旅游标识、旅游设施和规定游线构成的旅游消费空间层；上层则覆盖基于游客感知和符号解读的凝视意义空间层，三层空间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对村民而言，钟池有日常浣洗衣物、交流信息、蓄水降温、应急消防的现实意义；对钟池阴阳八卦的生产者而言，它是景区的卖点，是八卦村品牌的核心符号；对游客而言，它是象征古老神秘的奇观。三种文化意义的杂糅共生，使得钟池在失去部分传统的纯粹性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由此，社区主体、外来主体和游客基于“地方构建—空间生产—意义表征”的互动和融合机制，最终实现了乡村的“景观共生”，乡村景观生产力的生产正是在这样多元主体互动交融的景观共生中实现和完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三者互动引发的村落变迁存在内在的历史辩证性。一来，中国历史上的村庄自身就存在着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变更的过程，当下所谓的“传统”，也都是在历史特定情境下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二来，自上而下资源占据式的“空间生产”，如果能够充分注重乡村原有的“一次景观”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与主体，将新的“空间”与老的“地方”进行协调和融洽，那么这种空间生产就是有延续性的创新、有历史依据的叠加，潜藏着“景观共生”可能，并在历史过程中成为地方建构的组成部分。兰溪诸葛村钟池的“太极阴阳鱼形”的空间生产就具备此种属性。

当然，无论是村民、政府、专家、资本还是游客，在多元互动的景观共生中，都需要被辩证地去看待，防止对不同主体加以本质主义地刻板化或者浪漫主义的想象。对村民而言，一方面，他们是村落的主体，是地方构建的主要实践者，持有村落相关的记忆、故事、情感和生活经历，构成乡村地方性特征和历史延续的基础所在；然而，另一方面，在狂飙激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村落的衰败和城市的崛起使得村民对城市形成一种膜拜心理，通常表现在修筑新房时自发地拆除老建筑，兴建西式小洋房，从而破坏了传统村落景观，在这个层面上，村民成了剔除自身传统村落文化的“践行者”。对地方政府而言，具有文化自觉、改变工作思路的村干部，他们能引领前述村民重新发掘地方传统、营造社区自身，使得村落传统建筑遗产以及文化景观得到保护。至于游客，如前所述，他们是村落景观生产最后得以完成的意义表征和传播者，只有通过游客的定义、表征与传播，才真正完成了乡村的景观生产。但需要警惕的是，“游客凝视”的符号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正向地实现村落景观生产的完成，也可以负向地主导东道主对自身景观生产的“市场性”趋同，最后导致旅游景点的“网红化”的短效性、虚假性和同质性。

概而言之，村民、政府、专家、资本、游客等多元主体在景观生产中既有对立矛盾的地方，但亦存在主体间性、互动交融的空间。乡村文化持有者作为“地方建构”的起点，赋予景观原真性的文化内核；行政、资本、专家主体通过规划、投资与设计完成“空间生产”，将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识别的旅游景观或产品；而游客的体验与反馈则构成“意义表征”的关键环节，推动景观持续调适与再生产。乡村经由多元主体的“地方建构—空间生产—意义表征”交互机制得以完成当代文旅情境下的乡村“景观共生”。

林敏霞，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