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潘鲁生 殷波 ：关于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研究的再认识（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5-19 浏览量：0
二、“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中华传统造物艺术审美研究
审美，涉及一种文化或文明关于“美”的认知逻辑、创造法则和评价标准，其建立在特定的自然哲学与社会伦理基础上，见于形态、材质、纹饰等具体的物质形态以及实践过程、体验经验和判断评价，关乎“何为美”“如何创造美”“怎样评价美”，也涉及关于“美”的本质的终极追问，是从形态、经验到判断的系统框架。中华传统造物艺术审美研究，不仅在于把握造物本体与“美”的关系，如材质、形态、纹饰、工艺与“美”的联系，还涉及观念思想及其与社会语境的联系，并需对历史流变等做出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深入提炼和阐释中华民族在物质创造活动中所展现的独特审美意识及其语境、所凝练形成的审美范畴、具体的审美经验以及更广泛视野中交流互鉴的过程和影响，从而完成从本体到观念、语境、流变即价值的阐释。应该说，中华传统造物艺术审美研究，重点不在于描述器物形态或工艺，而是深入解读其形态、纹饰、材质、工艺选择背后所反映的时代、阶层、地域等特定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并将造物的形式美感与其所根植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结构联系起来，阐释“美”何以如此，研究特定的审美范畴和价值如何在特定历史社会语境中被建构、传播、接受和认同，以及如何影响造物的生产、创作和使用、欣赏，并把握其流变的动因和规律。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明清家具跨度数千年，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工具、建筑、服饰等物质载体丰富多样，所蕴含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深刻鲜明，形成了从器物到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庞大系统，相关审美研究需超越单纯的形式分析，进一步叩问“为什么这样是美的”以及“这种美意味着什么”等深层次的问题，并尽可能指向 “活着的传统”，把握和实现传统审美的当代意义。关于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审美研究，需尊重历史性和民族性，把握具体的历史语境或文脉，以特定的地理空间、民族聚落等构成的人文框架为依托，而非简单以西方“艺术”“审美”独立后的现代学科和学术体系来剪裁中国历史上蕴含于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中的审美实践和观念，也不能仅做知识形态和理论意义上的逻辑思辨，应在特定的人文时空结构中，从生命感性、直观的发生、发展以及传递过程出发加以把握。如，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文明发达，农耕劳作依赖自然节律，重视“家国同构”的团结协作，以实实在在的耕种劳作为根本，形成顺应天时、重视伦理、勤劳务实的社会观念和民族性格，不仅以“实用为先”的态度对待生产，也以之衡量文化，“用”与“美”因此具有一致性，“用”成为造物艺术的审美范畴，从目的、原则到实践规约、塑造了造物之“美”的形态、内涵、功能和风格。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之审美，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思想体系，与西方近现代以来“无利害”的“美”的内涵存在差异，富有鲜明深刻的民族特色、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发展的意义上看，中华传统造物艺术审美研究将成为构建“中国设计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为中国设计理论提供原生性概念和评判标准，从而不断传承和发展基于本土文化逻辑的美学精神。
（四）中华传统造物艺术技艺研究
传统造物艺术之技艺，主要是以手或运用一定工具对物质材料进行建构的经验，其中包含材料认知、工具运用、工序步骤、口诀要领等显性知识，以及心手合一的直觉智慧、社会礼制传统与自然秩序的转化表达等隐性知识，是一种身体化的认知与实践，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文化记忆与生存智慧。传统造物艺术之技艺通过物质重构、身体投射、精神灌注形成器物，从而以物的形式实现文明的延续。就物质、身体、精神三者的关系而言，技艺使社会礼制、自然生态观等抽象观念通过技术以物质符号实现和表达，使物质突破物理属性，成为精神载体；同时，技艺也将自然规律、伦理法则、物质特性转化为可操作的身体实践，促使伦理秩序肉身化；技艺因此是重要的衔接桥梁。关于传统造物艺术的技艺研究，包含技艺的本体构成、认知范式及主体和环境。其中，技艺本体涉及材料特性及选择、工具与设备运用、核心制作流程和关键技术节点，即深入工艺本身，从材料、工具、流程、技术诀窍等方面加以实现，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技艺本体具有纵向的历史发展演进与横向的地域特色、风格流派，包含起源与发展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变迁及相应特征，且因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差异形成独特流派和风格。就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之技艺的认知范式而言，涉及“为什么这么做”的深层次逻辑。其中虽包含从现象观察、类比推理到实践验证的基本过程，或以口诀加以固化，或形成一定禁忌，成为包含文化隐喻的技艺经验体系，但传统造物艺术之技艺的认知范式迥异于西方主客二分的逻辑，主要通过“物我共生”的实践建立对世界的理解，是“天人关系”的具象化实践，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如，尊重材料本性和身体经验，主张体知合一，主要通过感官训练传递默会知识，并以器道相融为最高境界。因此，相关审美研究需从思想、文化层面把握技艺在认知与实践构成的核心。传统造物艺术的主体和环境研究，在于回答“谁在做、在什么环境下做”的问题，涉及匠作体系与文化生态。对于官营匠作或行业私营匠作，需研究传统工匠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行会组织、技艺传承方式、生产组织形式，考察历史上的工匠管理制度、贡品制度、质量标准等；对于女红等，则需研究社会伦理、习俗等产生的影响。总之，中华传统造物艺术技艺研究，不止于对具体技术、工艺的记录与复原，更需在物、技、人、境的系统关系中对技艺的构成、动因、影响等做出整体把握。
（五）中华传统造物艺术造型与形态研究
造型，主要是就材料施加工艺，创造具有特定结构的物质实体的过程；形态，是客体呈现出的视觉形式、审美特征和象征意义。二者的区别在于，造型包含创造的过程，即主动塑造形体的行为与结果；形态主要是存在的状态，客体呈现的整体样貌特征；造型重在三维空间的实体构建，如空间结构、轮廓走向、比例尺度、体量关系等，形态是综合的视觉表象，包含形状、色彩、质地、纹饰、结构、光泽等视觉要素和具有文化隐喻、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造型是功能实现的基础载体，形态是功能的文化延伸与感知体验。二者的基本联系在于，形态是造型的结果。中华传统造物艺术造型研究，重在梳理把握中华传统造物艺术造型的构成法则、工艺实现、文化影响和类型谱系。其中，造型的构成法则，涉及人、器相和的比例尺度，用以诠释礼制、自然的对称与均衡，线条把握的曲直韵律，空间功能与意境的虚实相生以及模化组合、仿生造型、因材施艺等，往往依据功能需要、材料特性、时代审美等灵活运用，形成形、理相洽的东方造物智慧，在建筑、家具等领域形成独特的造型逻辑。造型的工艺实现，涉及材料、工具和工序；具体在器物造型方面，包括“塑形”成型与“塑纹”装饰，塑造器物的主体轮廓或在已成型的器物表面创造附加视觉效果，讲求因材施艺、器用相适和工法互渗，形成不同材料领域相应的造型工艺体系和风格特征。由于造型的工艺实现遵循料尽其性、工循其理、器成其道的原则，相关研究可按材料体系，对核心工艺与造型实现的互动机制做出分类解析。关于造型所受的文化影响，主要涉及天人观念、礼制宗法、人文思潮、民间信仰、技术伦理等。如，天人观念中阴阳相济、天圆地方、五行生克等对造物结构、材质、色彩产生影响，礼制宗法对体量、型制、纹饰产生影响，人文思潮的比德思想、色空观念等对形制、纹饰等产生影响，民间信仰对吉祥纹饰等产生影响，技术伦理中节用尚简的原则、材美工巧的辩证等也影响造型表达。此外，域外文明交流也对传统造物艺术的造型产生影响，如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佛教艺术的本土化等对器皿、服饰、建筑等形制、色彩、纹饰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关于造型谱系，可依据功能、材质、纹饰、时代进行分类。其中，功能可作实用器具、赏玩清供、宗教法器、民俗礼器等分类，纹饰则包含原始信仰、礼制符号、自然装饰、吉祥范式。从历史发展来看，时代风格演变的主要特点在于，史前仿生抽象，商周狞厉厚重，汉唐雄浑饱满，宋明清雅精微，清代工巧繁丽，相关研究也可依据具体分类逻辑展开。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形态研究，可以从物理形态、形式法则、精神形态等层面展开。相关研究的物质基础，是历史上留存至今或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各类具有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实用品、陈设品、建筑构件、服饰首饰、文房用品等。从器物本身可见、可触、可测的物质性存在，对其材质、结构、造型、尺度、色彩、肌理、装饰纹样等物理形态特征进行分析、记录、分类，形成具象的形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形式美学法则，研究造物艺术中的比例、节奏、对比、调和等形式美规律，把握视觉感知、审美规律和设计逻辑，探究物理形态组合背后遵循的视觉艺术规律。由于不同时代、地域、阶层往往在形式语言上具有鲜明特征，形式美法则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应用偏好与演化轨迹，因此需研究把握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审美风尚和视觉表达逻辑。更进一步，需触及物理形态和形式美学背后所承载的“看不见”的文化观念、哲学思想、情感表达和价值体系，包括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与社会规范、象征与隐喻系统、地域文化与族群认同等，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层精神结构、集体无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念，阐明传统造物艺术在精神层面的构成。综上，形态研究不仅仅是对器物外在形式的描述，也并非单纯的器物欣赏或工艺描述，更是通过深挖形式背后所凝结和表达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规范、审美情趣，并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与内外环境的互动关系，从而透过“物”去洞悉其背后的人、时代与文化逻辑，形成关于中华物质文明生成逻辑、精神内核及其现代意义的探求与反思。
（六）中华传统造物艺术文献研究
传统造物艺术文献研究，主要包含对相关历史性的原始文献、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研究文献和当代发展中的田野调研文献的梳理和阐释。由于传统造物艺术研究所包含的实物和文献两个维度中，实物不乏残损或传世品少等局限，文献能补全技术细节和思想背景，具厘清思想流变、恢复技艺流程、把握跨文化影响的作用。传统造物艺术文献研究涉及的原始文献，首先是经典造物专著，如我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北宋李诫编修并由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标准《营造法式》、明末宋应星著的综合性科技巨著《天工开物》等。同时，典章制度与史书中，包含工艺记载，如正史类《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新唐书·百官志》《明史·舆服志》等记载手工业管理、职官制度、贡品清单、礼器规格、舆服等级等；政书类《通典》《唐六典》《大清会典》详述官府作坊，如唐代少府监、宋代文思院、清代造办处的组织架构、职掌、物料来源、工匠管理、产品质量监督体系。还有相关文人笔记与杂著，有的是工艺实录，记录文房、家具、瓷器、漆器、刺绣等具体工艺与审美品评，如宋代米芾《砚史》、苏易简《砚谱》，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黄成《髹饰录》，清代朱琰《陶说》、丁佩《绣谱》等；有的是技术见闻，包含对工具改良、材料特性、创新设计的观察与思考，如沈括《梦溪笔谈》、张应文《清秘藏》、李渔《闲情偶寄》等。在地方志与风俗录中，也包含工艺记述，如方志中，蓝浦《景德镇陶录》、孙珮《苏州织造局志》等地方文献详载陶瓷、丝绸等区域特色产业的原料、技术传承、工匠流派、行业习俗、贸易情况；风土记录中《荆楚岁时记》《武林旧事》《帝京景物略》记录节令民俗器物、市井百工产品形态与使用场景。此外，图像图谱类文献，如明代类书《三才图会》包含大量器物图谱，辅助理解器物形制；《芥子园画传》虽为画谱，其设色法、纹样规律对研究装饰艺术具有参考价值；《清明上河图》、敦煌壁画等古画、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直接反映器物使用环境与形态细节。匠作则例与工部档案也是重要文献，如清代《内廷工程做法》《圆明园则例》等记录皇家工程用料、尺寸与工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等档案，详载宫廷器物的设计指令、修改反馈、制作过程。科技与医学古籍包含相关记载，如《本草纲目》对颜料、金属等矿物，染料、木材等植物，胶、角等动物材料的记载，为研究材料学提供了依据，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包含纺织工具、农具设计的内容。历史文献中包含造物思想、技术规范、审美体系，需要从训诂学和版本学切入，科学客观地加以研究。在研究类文献中，20世纪以来的学术积累十分重要，如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田自秉的工艺通史等。同时，需注意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如李约瑟的科技史研究等，拓展跨文化视角，并不断吸收考古研究发现。此外，传承发展中的传统手工艺口述史、匠人访谈等需实时跟进，作为田野文献加以研究。总之，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文献研究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包含文献学基础上的版本校勘、训诂考证、辑佚与辨伪，也涉及科技史、艺术史图像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且文献记载、考古出土实物与匠人口述史可作相互验证，从而深化文本研究。
作者简介：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首席专家。殷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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