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效与缺憾：北京特种工艺调查的成效评析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的特种工艺调查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搭建了良好的互构机制，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工艺大调查运动。关于此次工艺调查的性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称其为“特种工艺手工业调查”，明显能看出将特种工艺视为一个需要被规划、管理、发展和利用的产业部门来进行审视和改造。总的来看，北京市人民政府立足“产业”视域，将特种工艺纳入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宏大蓝图之中，实现了特种工艺的产业化转型，传承赓续了中华文脉。

一方面，开启了特种工艺产业化的先期尝试与探索。北京市人民政府通过接续调查，逐步摸清了特种工艺业的现存状况。1954年11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私企办公室发布《关于北京市特种手工艺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指出“特种手工艺共有19个类型，1843户，从业人员5756人，资金101亿元，其中雇1个人的1343户，占全业户数的72.87%；雇1至3人的326户，占全业户数17.6%；雇4至9人的149户,占全业户数8.08%；雇10人以上的只有25户，占全业户数 1.35%”，[36]基本廓清了特种工艺行业内部的组织生产要素，避免了调整规划工作的盲目性，为后续产业化提供了精准支撑。在此基础上，特种工艺调查直面该行业“分散的、作坊式的、自发的”生产组织问题，推动其从分散的个体劳动者逐步过渡到集中化的生产合作社，形成了对特种工艺规模化生产的初步探索。同年底，北京市通报特种工艺行业的合作化情况，“已组织起来17个生产合作社、2个供销生产合作社、1个生产小组，共有5046人，分属象牙、玉器、雕漆、挑花、刺绣、挑补绣、绒绢纸花、料器等类型”。[37]这表明特种工艺行业合作化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截止到1955年底，特种工艺行业合作化水平持续提升，共组织40个社（组），社员7298人，全年生产总值602万元，[38]实现了生产的初步集中化。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也带来了特种工艺品数量、质量及成本等核心生产指标的显著提升。如象牙合作社的产量比1954年提高了10%以上，质量比1954年提高了35%；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玉器合作社做芙蓉石人的工时减少了三分之一。[39]这些数据直观地反映出北京市特种工艺行业在组织方式革新后的新变化。特种工艺类型虽然总体有所减少，但产业规模稳步提升，营收大幅增加。鉴于合作社集中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北京市人民政府后又组建大型国营工艺厂，集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研发及统一化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协同体，完成了特种工艺行业彻底的产业化改造。

这场先期探索为北京特种工艺产业化发展奠定根基，影响深远。一方面，产业化探索使北京特种工艺实现了行业生机与活力的再造。特种工艺行业从濒危绝境转变为支援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年直接购买北京特种工艺品的有24个国家，出口总值达到346万多元人民币；1957年仅上半年，出口国家增加到29个，出口总值已达到212.5万元人民币，等于1956年出口量的61%，[40]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直接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后，这样的发展势头持续向好。1959年刊在《前线》上的文章《北京工艺美术的春天》同样展现了特种工艺行业恢复发展的盛况，“凡是历史上有过的行业，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生产......1959年计划产值将比1950年增加近300倍”[41]。另一方面，产业化探索为后续北京城市乃至全国特种工艺行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这场从个体技艺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先期尝试，彰显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手工艺产业化进路，最终实现了文化延续与经济复兴的双重价值，成为特种手工艺产业发展模式的早期雏形，不仅为改革开放后北京特种工艺的市场化转型筑牢了产业根基，而且为后续全国其他省市手工艺产业化提供了借鉴范本。

另一方面，保存发展了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市人民政府在高度重视特种工艺“产业性”的同时，也未忽视其“文化性”。众所周知，特种工艺作为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遗产，兼具产业价值与艺术价值。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虽对其开展扶植，但与其作用和价值比较，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经过1954年手工业调查后，提出初步解决办法，要求特种工艺公司今后“必须从保留和发扬民族艺术遗产出发，克服单纯业务观点，在扶植上应斟酌特种手工艺的特点”，“除经营一般出口的大路货外，还应发动老艺人生产艺术价值高的精品”，“应加强与艺术部门联系，取得设计新图样，试制新产品”。[42]

图4：《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

图5：著名的北京景泰蓝手工艺品六瓣九鱼吃草花瓶，曾中断生产二十余年，后由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恢复烧制。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教授郑可（左起第二人）参与联合研制。

对于上述观点，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王纯完全赞成，并特别强调“发展特种工艺对保持与发扬祖国民族艺术有特殊意义”，预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种工艺将有更广阔的前途”，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很好地注意特种工艺生产，保持和发扬其艺术性”。[43]拥有这样的认知并非个案，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同样加持“对特殊的工艺产品，在改造时应当加以保护，有些必须单独的加以保留”[44]的观点。这些基于传承民族文化根脉的认知，在1954年6月4日北京市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呼应、阐释与拓展，“富有民族艺术价值的特种工艺品不仅可以出口创汇支持国家建设，而且在发扬我国民族艺术及与各兄弟国家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45]因此，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呼吁：“必须认真地组织青年艺徒向有高等技术的民间老艺人学习。否则，某些特种手工艺，如不予以特别爱护，任其衰落下去，就会‘人亡艺绝，绝技失传’”。[46]随着保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获得的广泛认同，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注意提高改进特种工艺技艺水平，以探索更为有效的传承方式。象牙雕刻老艺人王彬和雕漆老艺人吴盈轩分别担任了市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和市雕漆生产合作社的技术指导。[47]这种做法既恢复了一些无人生产的特种工艺品，又增加了现有工艺品的技术指导力量。

另外，倡导老艺人与各方面互助合作，注意培养新一代的手工艺人。1954年11月上旬，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曾连续召集北京市特种工艺公司、市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等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决定打破传统的艺徒培养成规，首先在生产合作社内试行培养艺徒。原来，这种革新是和特种工艺合作社实行的计件工资有关。“计件工资”是以完成的合格产品数为计量依据，师傅要带徒弟，就需要付出时间去教徒弟，这样会影响自己的收入，结果就出现都不想招学徒的局面，致使合作社内青工徒工严重缺乏。面对如此紧迫的情势，中共北京市委大胆作出在“生产合作社内培养艺徒”的决定，规定培养新艺徒的必需费用，“按照培养名额由市特种工艺公司在订货价和加工费中计入，由合作社负责具体安排”。[48]这样一来，就解除了老艺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加之合作社的不断鼓励，老艺人都开始积极传授技艺，中等技工和学徒工的技术得到显著提高，如“第一玉器合作社有12个中等技工学会了做珊瑚等精细活，8个中等技工学会了做松石活”；在培养学徒工方面，成绩更显著。通过讲技术课、技术鉴定等方式，“象牙、玉器、雕漆、珐琅等合作社中50名学徒工达到了过去学习三年才能达到的技术水平”。[49]老艺人和美术家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丰硕成果。中央美术学院郑可教授同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制造景泰蓝的技工紧密合作，恢复了曾经中断生产二十多年的景泰蓝手工艺品六瓣九鱼吃草花瓶。[50]技艺的改良与创新给特种工艺行业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特种工艺品频繁亮相国际博览会，并受到广泛赞誉。通过上述方式，北京市人民政府逐渐明确了保存发展特种工艺文化遗产的方向与路径。

如上所述，在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北京城市的特种工艺调查工作圆满完成，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工作过快过急过粗，对特种工艺行业生产组织的变革，特别是“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问题”“产供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从而致使部分特种工艺产品的协作关系被打乱，生产受到影响。例如，“景泰蓝”行业中“烧蓝”的工序多为大户，实行公私合营；而“打胎”和“掐丝”的工序多为小户，走了合作化道路，因联系不够，协作关系曾经一度被切断，双方均发生过停工现象。[51]又如，因产销关系理顺不恰当而影响产能的事例也不少。挑补花业入社的66户编成了6个生产小组，生产上仅有中百、特艺两个公司各7000元的任务，不足产能的 50%。[52]对于这些问题或不足，北京市人民政府通过接续调查后迅速加以解决，并将“问题和意见”纳入特种工艺调查报告之中，为后续调查与改造找到抓手。

同时必须强调，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老艺人的保护和对青年学徒的培养工作，虽然有所重视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艺人与熟练工的安排问题”。前述的“合作社内培养艺徒模式”，虽短期内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但并未提及老艺人和技工教授艺徒时给予必要的津贴或补助。更有甚至，“有些老艺人仍和一般社员同样参加生产，未能给予钻研技艺和创作的机会。”[53]上述情况，对于保存特殊技艺、交流技术、创造新产品以及培养艺徒等方面是很不利的。实际上，关于艺徒的培养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建议各行业进行长远规划，给予学艺期间的艺徒合理的生活补助，以促进他们学艺的积极性，但当时并未落实到位。对于特种工艺行业的这些普遍问题，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主任白如冰将其纳入《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之中，并辟有“保护和提高特种工艺问题”专章，在全国城市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上予以通报，为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全国名艺人代表会议作了思想动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特种工艺调查中，存在“（特种）工艺美术”与“手工业”概念混用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历史惯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处于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党和政府无暇对手工业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精确分类，未能形成对特种工艺清晰的概念界定，导致持续沿用早期宽泛“手工业”的统称；二是现实境遇。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充满动态变数，致使特种工艺行业出现过局部调整，有的停止生产或转业。类似的频繁调整进一步模糊了“（特种）工艺美术”与一般“手工业”的边界；三是语境变化。使用场景的差异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二者的混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为凸显民族文化特色，通常会特别强调“（特种）工艺美术”属性，如建国初期频繁在国外主办的工艺美术展会。而在对外经贸发展报告或国民经济统计中，为接轨国际核算标准，又需将其纳入“手工业”管理体系。直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些行业的分类和管理才逐渐走向清晰统一。

结语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开展的特种工艺调查，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其成因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可以说既是复兴特种工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推动特种工艺调查过程中，倡导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继承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生动地再现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务实作风，从而实现了特种工艺产业化转型，揭橥了特种工艺产业化的大旗，为北京城市特种工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当然，因调查过程中隐喻着强烈的政治、经济诉求，从而使特种工艺的艺术价值功能遭到削弱，政治、经济功能愈加凸显。尽管如此，北京城市特种工艺调查积累的经验与方法，对新时代传统工艺复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任谢元，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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