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女子从幼年走向成年的整个阶段，都在为自己的嫁妆辛勤劳作，嫁妆被视为自己经营的小家庭财产。刺绣作为体现女子四德之一的妇工，在婚俗中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也寄托着女性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精美的刺绣品作为嫁妆能获得婆家的肯定，并能在婚后成为被善待的资本。女性刺绣不仅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活需求，还隐含着潜在剩余价值的产生。本文以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绣庄从业者为研究对象，考察苏绣生产中的性别角色与艺术观念。

一、苏绣生产中的女性角色

刺绣是女性在礼仪上必需具备的一项手艺。对于广大的绣娘群体而言，刺绣就是生活，是伴随着她们出生、成长、创业的主要活动，这项活动已经融入到她们的生命之中，给她们带来社会地位的改变、家庭地位的提升、经济生活的改善。同时也正是因为刺绣成为一种产业，产业的兴隆给绣娘的身体带来许多显性或隐性的疾病，这些长期刺绣对身体带来的伤害，隐匿在苏绣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叙事之中，不易被察觉。

1.经验与告诫

清末女绣工沈寿在《雪宧绣谱》中谈到绣绷对身体的影响：“架不欲高，高则抬臂失平，久之胁掣而酸，至于痛。更不欲低，低则目趋近绷，背必俯，俯则肺气郁，久之内伤而外偻”。她的经验证明，正确的绣姿既可以有助于避免身体损伤，还能有效保护绣作。刺绣这门手艺不但关乎绣娘的刺绣技艺、创新观念，更是绣娘的身体长时间与绣绷、针线等协作的生活实践，在这种长期的身体实践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会被烙上深深的刺绣印记。沈寿因不分昼夜持续刺绣，长年累月久坐成疾，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二时而足，或起或行，稍间而复。”在此经验建议下，告诫绣娘要根据自己的身高和绷架的高度，调整绣绷的弧度，来让自己刺绣过程中更加舒适，减少身体上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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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根据经验调整绣绷（笔者拍摄于2023年）

2.刺绣对绣者身体的影响

要掌握精湛的刺绣技艺，需经过长时间的手眼协调实践，手拿针敝，眼观方位，心手合一，终见成效。在调研走访中，笔者观察了大量绣娘的手，这些手有着相似的特征，几乎都微微浮肿。绣娘的手与长期从事农事劳动的妇女之手有别，她们的手非常光滑，少有毛刺，这也是从事刺绣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中老年绣娘中，还有多人手背有年轻时生冻疮受伤留下的疤痕。苏绣艺术家姚惠芬告诉笔者，她们从小就帮助妈妈劈线、穿针、刺绣，冬天天气很冷也要刺绣，冻得手上长冻疮，很多人还因为冻疮痒就忍不住去挠，挠破后手上就会留下疤痕，长过冻疮的手一到冬天就会红肿。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冬天刺绣的室内环境比较温暖，但许多绣娘的手背还会浮肿。

据笔者观察，大部分绣娘的手指尖都比较细，指腹部分稍显粗壮，手背肉比较厚，从指尖到手背由细到粗逐步过渡。晨华客栈的老板马建华说：“薛金娣的手就像那个竹笋一样，一看就是做这门手艺的，她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可见，长期从事刺绣的绣娘之手是有共同特征的，当地人也认同这一套观点。对于男性做刺绣，尤其是没有经历童子功训练的男性，因手指粗、关节硬，在刺绣过程中会吃更多苦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镇湖的绣娘大都上学不多，但几乎所有绣娘都有戴眼镜，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学刺绣首先要会穿针劈线，绣品越细针和线用的就越细。绣娘每天从早到晚绷前刺绣导致用眼过度，几乎所有的绣娘都有干眼症，但周围的人都有同样的症状，所以并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当成一种眼部疾病，而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长此以往，绣娘的视力必定越来越差。在镇湖绣品街河边的民居中，笔者遇到一个77岁的奶奶正在家做刺绣，她告诉笔者她现在每天做6-7小时，但是收入只有40元。因为她眼睛还能看得见，所以能继续做放绣的活，而她身边那位67岁的奶奶就不能再绣了，缘由是眼睛不能聚光了，已经成老花眼。她们告诉笔者，老年人只要停针超过半年，就不能再继续刺绣了。一些年纪稍长的绣娘也如是说，她们刺绣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但是一站起来就晕，看不见远处，需要借助眼镜来矫正视力。笔者自诩为一名视力超群的青年人，在体验了两天连续绣制、每天穿针超过十次的刺绣工作后，眼睛就开始模糊、看不清针眼。而有经验的绣娘，在她们视力减弱的情况下，还是很容易穿过针眼。她们自述“即便不是看得非常清晰，通过自己对针与线的了解，凭借感觉也很容易将线顺利穿过针眼”。姚琴华的绣庄有一位绣娘，正值刺绣创作的黄金年龄，有一天突然眼睛看不见了，送去医院找眼科医生问诊，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后，建议她不要再继续从事刺绣工作，也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已经终止。

绣娘在刺绣的时候一只手在上一只手在下，长此以往会导致左右背部高低不一。另一方面，刺绣时绣娘都会选择在阳光好的地方绣，其脸总有一边因为习惯的问题会更多的面向阳光，那一边脸就会出现更多的色斑，形成一种职业病。哪只手在上哪只手在下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和学习刺绣时的一些习惯有关。在学刺绣的时候学徒要和师傅面对面的对绷而绣，手和师傅是反着来的，最后会形成自己的用手习惯，有的绣娘也可以两个手轮换着来。姚琴华绣庄的一位绣女与其儿媳绣中闲聊，向她询问有没有推荐的祛斑霜，因为常年在窗边绣作，她的一边脸已经长出了较为明显的色斑。因为常年在安静的环境下刺绣，大部分绣娘性情平和，平时少受风吹雨淋天气的影响，皮肤看起来比同龄女性要光滑，皱纹更少，这也是刺绣带给女性有益的一面。

如前文讲述，绣娘在刺绣的时候，一手在绷架上方一手在绷架下方，来回穿针走线。绣作时，在上方的手要把胳膊肘架在绷架上一块竖着的移动木板上，这块木板的功用是防止上方的胳膊直接着力于绣面之上。长此以往，绣娘会形成高低肩，其颈椎、腰椎、尾椎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问题，有严重者会直接中断其刺绣生涯。笔者调研中发现，绣品街虽然有几家按摩店，但大部分的绣娘都不会去寻求按摩来改善身体不适。一方面是绣娘不舍得花钱，许多绣娘收入不低，但大部分都补贴子女了，对自己很严苛；另一方面是当地的女性思想还很传统，认为按摩是身体接触，心里接受不了。姚琴华绣庄的一个绣娘，也是因为颈椎问题没办法长时间高效的进行刺绣，无奈只能回家做记件的刺绣工作。颈椎问题是尤其需要关注的，从事刺绣的绣娘很多都常年戴丝巾和围脖，在修饰外形、增加美观的基础上可进一步保护颈椎。

为防止发生这些问题，绣娘刺绣时对左右手都要进行锻炼，主要是为了在多人合绣时不影响其他人，能更好的互相配合，也可对刺绣带来的身体上的损伤，例如高低肩、阳光长期照一边脸的情况进行能动性调适。

3.绣庄中的日常

绣庄的绣娘一天上班8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因日复一日的刺绣劳作，活动单一且枯燥，于是她们在一起会不断寻找新话题，一边聊天一边刺绣。在家接放绣活的绣娘，她们刺绣的时候还会用手机看小视频、听音乐来打发时光。曾经女性刺绣是为了排解生活的空虚，当刺绣成为一种职业后，绣娘们又选择各种业余活动来消解刺绣带来的枯燥时光。由此，刺绣在资本化生产与主体性需求之间持续调适，生成了乡村手工艺劳动在当代的时间哲学。

为了解绣庄的生产情况，笔者在姚惠芬老师的绣庄学习了简单的刺绣。在位于绣庄二楼的刺绣工作室中，7-8位绣娘在一起绣作，她们聊天以打发枯燥的刺绣时光，聊的高兴的时候就像唱山歌一样，笔者一度很想加入她们的对话，但无奈不懂吴音，只好作罢。晚上绣娘们都回家了，笔者和姚惠芬老师在一起刺绣，她用手机听戏曲相声，来打破这黑夜的寂静，消解刺绣的乏味。

苏绣不仅是一种积丝成作的技艺，更是一场以身体为媒介、以时间为变量的具身化实践，体现了丝线在经纬间纵横的时间轨迹。在持续的穿针引线中，绣娘因长期凝视而视觉疲劳，指骨与掌指关节因重复性微动作出现慢性劳损，颈椎与肩胛在静态前倾姿态中产生结构性形变，这些微观层面的生理损耗，反向塑造了她们的针法节奏、色彩偏好与图样选择，这种消耗也让绣娘的艺术观念、针法语言、日常心情等都隐藏在绣品的最终画面中。刺绣这门艺术展现的是时间的价值，更是女性身体高度参与的一门艺术，女性的生命参与到刺绣中，不但是体现指尖的技艺，更是眼睛、面容、骨骼，甚至是包含血液在内的全身心投入的艺术体现，它既是对女性劳动时间的计量，也是对女性生命时间的铭刻。丝线在此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载体，而被转化为身体经验的外化骨骼，丝线的经纬在身体的律动里展开，绣面的完整度取决于女性身体在资本时间规训下的可承受阈限。由此，刺绣超越了传统美学中“技艺—绣品”的二元叙事，更是进入“身体—时间—资本”的三维图景。

二、苏绣生产中的男性角色

刺绣一直以来作为妇工、妇德的重要内容，被界定为女性的社会空间。苏珊·曼在评论女红时，贴切地总结了清朝盛时刺绣之于妇女的功能：“刺绣这一被尊重的工作，或可作美学追求，或可作社交场合，或可作繁重、肮脏体力劳动后的片刻偷欢。妇女之于刺绣的暗喻表明，一些人视刺绣为需要做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职责完成的标志。”即便刺绣作为女性的职责与权属空间，但在这一约定俗成的空间内，也有容纳进来男性的视角。刺绣行业中的男性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他们以多种不同的角色参与到刺绣行业的发展之中，帮助和保障行业的有序发展。女性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提升的同时，离不开家庭内部男性的支持和贡献，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付出，却帮助女性绣者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难题。男性的视角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是男性进入传统女性的刺绣生产领域，参与了刺绣的生产创作。另一方面是绣娘的爱人、儿子、女婿等男性，他们主要承担了刺绣之外的大部分工作，包括装裱、销售、家务劳动、养育后代等等，更有甚者会参与到刺绣的创新及推动行业发展的工作之中。

1.男性与绣稿

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观念浓厚的社会中，男性进入刺绣生产领域的事情罕有听闻。最早进入刺绣领域的男性是明清时期的文人阶层，他们创作的绘画被作为刺绣底稿，直接影响到绣品的最终样貌，绣画体现的是文人阶层的艺术观念，是一种以刺绣针法语言对文人画的直译。刺绣与文人画的结合，使刺绣突破了传统的象征意义，也正是因为男性文人阶层的介入，刺绣能从日用品跻身于艺术品的行列，被上层社会认可和推崇。究其缘由，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女性阶层知识水平的提升，在诗书画领域的修养让她们可与男性文人阶层进行对话，这种交流互动将原本属于女性之间私人社交活动的刺绣，延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推动刺绣发展成了闺阁绣，对顾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顾绣”的出现，离不开大量男性的助力。苏州醋库巷绣祖庙内供奉的行业祖师，是一位叫顾名世的男性。顾名世为嘉靖年间进士，其多位家族女眷擅长刺绣，尤以次孙顾寿潜的妻子韩希孟为最。韩希孟在刺绣上取得的成功，除了她自身的天赋和后天努力，也离不开其丈夫顾寿潜的倾力支持。夫妇二人一画一绣、相得益彰，因顾寿潜是董其昌的学生，得到董其昌的欣赏，才让韩希孟的在寻求刺绣底稿的时候有更多选择，其作品更易得到文人圈的认同，进而奠定了露香园顾绣在历史上的艺术地位。

沈寿在探索中西方艺术文化融合时，受到西洋画的影响很深。作为第一位出国考察的刺绣人士，她受其丈夫余觉、画家颜文梁的影响尤为深刻。沈寿早期的绣稿多是民间绣稿，中期采用颜元和王剑秋等画家设计的国画稿，那幅被慈禧称作绝世神品的《八仙上寿图》绣作，乃余觉委托颜元绘制。1909年后沈寿开始用摄影和写真做绣稿。其夫余觉擅长书画，他们婚后夫唱妇随、绣绘结合，沈寿负责刺绣，余觉挑选刺绣绣稿还兼顾对外销售的工作。余觉擅长结交朋友，与颜元、颜文梁父子交情深厚。据颜文梁回忆，他最初学习油画时临摹的第一幅油画作品，即为余觉从日本带回。1913年沈寿在同立绣校授课时，颜文梁在同校授西画课。这期间，在颜文梁的帮助下沈寿开始创作《耶稣像》，意大利琪杜雷尼的作品《荆棘冠冕》被作为《耶稣像》的绣稿。两人通力合作，苏绣《耶稣像》取得巨大的成功，最终于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回国后的余觉曾对颜文梁说起国外拟订购四十万美元的绣品的情况，说明此时苏绣在西方有巨大的市场。

苏州刺绣研究所在1961年成立创意创作设计室，专门为苏绣进行底稿设计，绘制苏绣底稿的画家中有多位男性。徐邵青出生于苏州，作为著名的苏绣设计大师，他善于绘画还精于鉴赏，投身苏绣事业后创作了大批绣稿。1955年，他调任苏州工艺美术研究室副主任，在从事苏绣设计的50多年之间，创作了上百幅绣稿，创作了包括绘画、刺绣、缂丝底稿在内的大量的艺术作品，有70余件他设计的作品被作为国礼。他的绣稿将绣者自身构思融入进行二次创作，从绣工的角度出发，让绣工发挥刺绣针法的最佳表现能力，体现肌理、丝光等独特的刺绣语言。1979年，徐邵青因突出贡献被轻工业部评为第一届工艺美术家。

杨守玉认为“善刺绣者，必善画缋”。古吴绣皇公司的创始人沈德龙曾就职于苏州刺绣研究所设计室，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绘画系，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底，其办公室至今还挂着多幅他早期的油画作品。基于油画实践基础，他尝试将绘画的规律融入刺绣之中，通过丝线交织达到色彩叠加的效果，以此来表现光影之美。这种创新尝试让刺绣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在家庭装饰开始盛行的时候，具有欧洲风格的油画备受消费者亲睐，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西方油画为画稿的刺绣作品，沈德龙这种“扬传统，汇中西”的刺绣作品收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他的创新得到任嘒闲大师的肯定，后将其收入门下成为关门弟子。

2.参与刺绣的男性

查找文献发现，乾隆时期已有男性参与到刺绣的工作中。甚至有“迨至清乾隆间，顾绣半多男性为之，不仅女也”的记载，指出乾隆年间有许多从事刺绣的男性。除此文献有记载之外，目前没有其他相关记录证明此时从事刺绣的男性数量较多，也无法求证其真实情况，但有少量男性进入刺绣生产领域是有迹可循的。据载，明万历丙辰年间（1616）有位名叫阳伯的进士，精通诗文书画又通晓百工技艺，至苏州后便慕名学习刺绣，且绣工超过一般绣女。此事在清代王士慎的《池北偶谈》中亦有所记，更称其为苏绣史中罕见绣郎，难能可贵。足以证明从事刺绣的男子并不多见。早期进入到刺绣生产阶段的男性，多是因为身体因素。一些有身体残疾的男性因难以从事其他体力劳动，只好进入女性的生产领域，承担一些家庭内部的简单劳动。刺绣作为一个可在家庭内部完成，只需手眼协调进行生产，不需要太多体力支出的劳动，成为身体残疾男性选择的工作之一。后来逐步出现了从事专职刺绣的男性，民间戏称绣花男人为“花佬”，可见男性选择以刺绣为业，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苏绣研究所的顾文霞大师收了一位名叫顾家翘的男性徒弟。顾家翘原是研究所一名染线工人，虽从事染线工作，但他勤奋好学，富有创新意识，染线工作之余倾力研究刺绣技艺。2007年他终于正式成为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一位男性绣工。还有另外一名男性绣工也曾经在苏绣研究所就职，他就是上文提到的，现在古吴绣皇的创始人沈德龙，他不但在苏绣绣稿设计和针法传承创新方向取得了成绩，还通过企业化运营将苏绣的品牌进行了大范围的传播。

现代社会包容性很强，男女平等思想被强化，一些传统的职业界限逐步被打破，个人职业的选择有更大的空间。绣品街上开店的付健是一位青年传承人，作为男性，他在人物肖像绣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新生代中，也不泛一些男性刺绣从业者。其中薛金娣的儿子张雪，在大学毕业后从设计+刺绣的角度出发，研究针法创新绣品题材，对新材料的运用创新产品表现形式，更通过跨界的形式，将苏绣延伸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领域，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笔者对张雪进行过多次调研访谈，他不但对苏绣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在苏绣的文化传播和品牌建设上勇于探索，于刺绣技艺传承和刺绣生产上也亲身实践。对于进入女性生产领域这个事实，他坦承自己经受了许多非议，传统的观念虽日渐淡薄但还是普遍存在，鉴于自己对苏绣的热爱，他表示会坚定地走下去。

3.刺绣之外的男性

在刺绣生产之外的领域还存在另一种男性的研究视角，即男性如何通过自身的贡献，保障刺绣生产的顺利进行。在以刺绣为业的家庭中，男性的角色已经从支配型丈夫转向了互助型丈夫。

绣娘的父亲、丈夫、儿子、女婿等人，他们多不直接参与刺绣生产，但是他们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姚惠芬的爱人俞宏清，在她创新传承苏绣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俞宏清毕业于中文系，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因姚惠芬对刺绣的热爱，俞宏清在婚后潜移默化地被刺绣文化感染，在这种长期影响下，俞宏清开始认真地对待关于刺绣的一切，持续收集整理关于刺绣的文献资料，阅读与刺绣相关的书籍，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对苏绣的研究关注日益增强，他会在生活中主动寻找与苏绣有关的历史资料，在一次闲逛时，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旧货摊上有两本国营厂时期的针法集，于是马上购回研究，这些材料对姚惠芬总结创新针法帮助很大，也让她能关注到其他地区刺绣针法的绣制技艺，并能将之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个过程中，夫妇俩将刺绣这种文化实践活动与理论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成为姚惠芬在创作《骷髅幻戏图》时进行突破的前提条件。家务劳动会让手变的粗糙进而导致绣品表面丝线毛糙，因为姚惠芬需要每天刺绣，不能干太多家务劳动，俞宏清几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此外，关于姚惠芬的绣品销售、文化商业等活动也都是他在打理。可以说，在丈夫俞宏清多方面的支持下，姚惠芬的刺绣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姚琴华在镇湖街道开设绣庄，她和儿媳负责刺绣、监督绣品质量进度的工作，儿子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繁重的家务都落在了她丈夫身上。其丈夫包揽了除刺绣之外的所有工作，两岁多的孙女因为是爷爷全职看护，已经是孩子最喜欢也最依赖的家人。除了照顾年幼的孙女、买菜做饭，他还要负责绣品的装裱装框工作，甚至连客户的维系沟通都是他在管理。姚建萍老师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女婿虽然不参与刺绣的生产，但是他们都深度参与了刺绣的创作运营工作中。虽然这些男性看似没有参与刺绣生产，但他们对苏绣生产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从性别的角度来讨论刺绣的生产，无疑不能回避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与当代刺绣生产现状之间的碰撞。在外，女性靠刺绣撑起一片天，为家庭创造经济收入，男性则退居幕后，做好辅助工作。回到家里，情况可能会发生转变，这是远离商业市场的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得到保留。在做一些家庭重大决策的时候，还是遵从丈夫为一家之主的原则。这个现象说明，父权文化在性别平等主义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日渐式微，但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

三结语

在镇湖场域，绣娘凭借其所掌握的传统技艺完成从“家庭副业生产”向“家庭经济核心”的角色转换，成为区域价值链的关键节点。该转换不仅重构了家庭的收入结构，也驱动了以刺绣为核心的地方产业集群生成。大量绣庄、公共服务机构与辅助业态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兼具生产、交易与知识传播功能的产业生态系统。

在此系统中，刺绣兼具经济实践与社会联结的双重属性。绣娘通过刺绣劳动将家庭单元嵌入由乡邻、姻亲与血缘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并以持续的经济互动不断再生产与强化这一网络。刺绣生产遂演变为一种“关系—劳动”过程，各环节行动者依循既定惯例履行角色职责，其劳动贡献直接形塑最终绣品物质形态，从而维系生产网络稳定与品质标准。进入当代语境，苏绣艺术从传统工艺品拓展为文化创意产品。绣娘将个体艺术理念转译为针法与色彩的微观实践，在技艺惯习与创新意识之间展开持续的劳动实践，实现传统技艺与当代美学的话语融合。

镇湖刺绣业的兴起重构了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传统父权制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刚性二元结构被刺绣经济的持续渗透而日益松动。刺绣劳动在家庭场域中取得核心地位，使女性由依附性再生产者转化为关键性经济主体。相应地，男性角色亦由支配型丈夫转向与女性“互助共谋”的协作伙伴，形成了以刺绣价值链为核心的新型性别协商机制。苏绣商品经由生产—流通—消费的完整链条实现价值变现，并成为家庭生计的首要来源，从而在实践层面验证了刺绣产业对性别权力关系的再均衡功能及其在女性经济赋权与性别平等进程中的显著正向效应。

欧爽，工信部工业和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工信部工业和文化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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