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范晓颖 方李莉:艺术乡建的本土美学实践(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6-04-12 浏览量:0
三、从手工艺复兴到新中式生活方式:文化转译中的本土美学
乡村日常生活本身是蕴藏本土美学的生动场景,也是滋养手工艺的土壤。手工艺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与审美理念,隐含着中国人情感结构中具有连续性的精神传统。手工艺复兴是对乡民日常生活的重建,其内核是中国文化样式和中国审美哲学的回归,它借由心物合一、物我共感的思想,构建了一种新型审美体验,生成新中式生活方式。那么,传统手工艺如何重建日常生活进而重塑本土美学?这是笔者在下文探讨的问题。
(一)手工艺的复兴带来新中式生活方式
高速城市化进程迫使人们过度追求速度和商品化,传统的手工艺曾遭遇濒临消逝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为传统手工艺复兴带来契机。据统计,目前,江西景德镇陶艺从业者约12万人,福建莆田仙游家具和木器从业者21万余人,山东潍坊风筝从业者约2.2万人,云南鹤庆新华村银器制作从业者约2.76万人,云南南华刺绣工人约5.6万人,江苏宜兴紫砂壶从业者10万余人,江苏苏州镇湖刺绣手工艺人8000余人。这些数字表明,传统手工艺已经在乡村悄然复兴。手工艺不仅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还可以投射与塑造人的心灵。费孝通早年在考察手工艺从业者时指出,手工艺不但不摧残人性,还完善了人格。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认为:“手工艺是最具人性的工作。”钱穆指出,手工艺也是成全人性和社会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手工艺人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手工艺在本质上走的是艺术之路。方李莉指出,手工艺帮助人们重新找到自我在生活中的定位和价值。孟凡行认为,手工艺强调“体悟”,需要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同时在场,它具有“重新召回感性的强大力量,获得对生命的整体感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手工艺是一种高度精神性、具身性的实践,也是一种兼具修身与养心的实践。人们在从事手工艺的过程中,可以达到物我两忘、身心合一、心物合一的美学境界,手工艺为人们提供了唤醒“新感性”的可能。在处于“加速社会”与“倦怠社会”的当下,一些人试图短暂逃离城市的内卷,一些人试图从追求物欲的生活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总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追寻手工艺所带来的慢生活、品质生活与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借由物来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之一。手工艺的复兴为新中式生活方式的生成提供了契机。
(二)新中式生活方式重构本土美学
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改变了乡村的经济结构、人文景观、审美观念、生活方式等,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更承载了深层的文化和美学意蕴。这源于手工艺将生产劳动中的审美性与艺术性结合,具身体验手工艺的过程给予人独特的审美体验,使人获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正如景德镇陶艺复兴,复兴的不止于器物本身,还有器物所承载的审美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样的新中式生活方式将艺术纳入生活,将艺术纳入人类文明的价值体系之中理解。鉴于此,笔者认为,手工艺复兴所催生的新中式生活方式,是一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归依,追求完整审美经验与生命经验的生活方式。
那么,为何手工艺会如此令人着迷呢?笔者通过田野工作与具身实践,发现手工艺作为一种生产实践,能够为人带来心流体验。“心流”是指人在全神贯注做事情的过程中,身心合一的一种高峰体验。心流可以给人带来专注的快乐,激发“精神负熵”。特别是,智能时代人类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身体感知与情感感知成为人类抵抗机器异化的最后武器。人们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向对审美体验的追求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手工艺获得心流体验成为人们唤醒感知力的有效方法,日常生活也由此增强了艺术性与意义性。
新中式生活方式将地方文化认同、慢生活理念、感性生活、生态美学等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的审美经验更加丰富与多元。审美经验逐渐积累并深深地融入生活,人们逐渐将对美的追求内化为生活态度,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涵自然地再生、延续。换言之,传统手工艺在日常实践中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体验中,还绵延在日常生活之中,并非美的刻意教化,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具身性实践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在云南南华开展的艺术乡建,到目前累计培训绣工3400余人次,带动109名残疾人和2000余名绣娘就业,该学院师生与彝族刺绣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共同研发彝绣图案200余种。绣工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了传统的刺绣技艺,生发出新的“彝绣文化”,拓展了彝绣相关产业。这种美学内化的过程,并非仅仅是历史的陈迹,而是生机勃勃的活态存在。
上文提及的高校师生与彝族绣工是艺术乡建的先锋人群。景德镇三宝村、进坑村、湘湖村等村落因陶瓷手工艺的复兴,也吸引了漆器、银器、夏布、玻璃、木作、皮革等多种手工艺的群体与艺术家所组成的先锋人群前来。此先锋人群“就是率先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艺和理念进入景德镇,与当地手艺人一起激活当地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将遗产资源改变当地文化生态与社会结构的人”。他们在乡间过着田园般的新中式生活,其所创造的不再是脱离生活的艺术品,而是具有艺术感的日常器物和有意味的生活方式。他们将生活本身艺术化,将生活变为一件“大艺术”进行经营,并产生了涟漪效应,吸引现代都市人体验重建日常的新中式生活方式而回流乡村,这形成本土美学的重构。
新中式生活方式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是对中式传统审美的内化表达。这种内化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方式,促使人们超越单纯物质层面的消费,而探寻内在心境与审美经验的传达。人们借由具身体验重返传统的集体记忆,并生成直觉的本能,这种具身实践能使人们重新感受日常生活的意义,即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四、从审美介入到审美自觉:在关系重塑中重构本土美学
本土美学不仅依赖于抽象的观念性解释,更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之中。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传统乡土熟人社会所具有的亲密性与稳定性逐步瓦解。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传统乡土熟人社会互助、信任的情感纽带被异化为利益分配关系。因此,重新修复人与人断裂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前文提及的空间建构、仪式与文化展演重启、手工艺复兴,最后都指向关系的重塑,进而重构本土美学。艺术乡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审美经验内化的必然指向。
(一)从他者的凝视到关系重塑
在艺术乡建初期,艺术家多是以自身对美的理解以及对乡村的臆想来建构乡村,满足的是外来“他者”的审美需求,乡民往往处于“被忽略”“被凝视”的客体位置。这是外源型艺术乡建的特点,或者说是处于审美介入阶段的艺术乡建的特点。尔后,艺术家以艺术协商的方式与乡民共创乡村空间。通过重塑乡村空间,重启仪式与文化展演,复兴传统手工艺,乡民深化了对本土美学的认识,以此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传统的关系。
只有把乡村视为家园共同体,而不是单一的艺术乡建的客体与对象,关系重塑才能真正地开启。在这一过程中,乡民的地方性知识、审美体验与生活经验被重新唤醒,并在实践中被转化为创造力。与此同时,审美介入阶段的旁观者变成主动叙事者。这一转变是乡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乡民对自我文化认同的确立,乡民实现了审美自觉,走向内生型艺术乡建模式。
随着艺术家与乡民协作的持续深入,新的关系进一步在文化空间、艺术事件中塑造并沉淀。重建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为艺术家与乡民的共同在场提供比较稳定的契机,让个体分散的日常生活重新凝结为新的公共生活。仪式与文化展演及手工艺复兴将乡民新的角色与分工公开化,使其在共同体中成为显现的、可见的。这开启了关系重塑的契机。
羊磴艺术合作社的“乡村木工计划”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乡民的审美而不是预设的美学框架进行思考与创造的计划。艺术家与当地木匠协商制作有趣的木家具,调动木工的创作热情,为熟悉卯榫结构的木工找到施展手艺的空间,并重寻当地木作的美学特色。与此同时,木工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是被认可与被欣赏的,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这使其重燃自信,激活了创造力,也恢复了其作为本土美学实践者的身份。换言之,木工与艺术家共享审美经验,进一步巩固了乡建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当然,木工与艺术家在互相认可与欣赏的共创过程中,也重塑了他们的关系。

羊磴艺术合作社的“说事室”项目,采取艺术家与乡民一对一聊天的形式。这是对乡民日常生活世界的再发现与再认识,曾经冷清的说事室变成一个充盈着生活与生命故事的能量场。艺术家与乡民彼此因为真诚打动,敞开心扉。艺术变成一种“会面状态”,对话本身成为艺术。在此基础上,乡民逐步将自我经验、生命感知纳入地方文化书写与叙事,如乡民与艺术家共同创作了“羊磴十二景”。艺术家从“局外人”转为“局内人”,乡民从艺术乡建的“他者”变成艺术乡建共创者与主动言说者,这也是双方心灵彼此滋养的过程。由此,艺术乡建成为关系修复的桥梁。
(二)从关系重塑到审美共同体的生成
乡民的意识与角色的转变,表明艺术乡建成为主体性重塑与关系重塑的过程,形成情感共鸣的过程,是审美共同体生成的过程,更是构建家园共同体的过程。换言之,审美既是个人感知的体验,也是集体情感维系的纽带,乡民通过共同的审美经验形成稳固的审美共同体,人与人和谐共创关系是形成稳定共同体的情感保障。
关系重塑为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性条件与基础。协商式的共创形式改变了乡村的社会关系格局,使乡民从被忽略、被凝视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文化的共创者与守护者,进而重塑了乡村内部的关系结构与认知结构。艺术乡建把分散的个体经验转译为众多参与者可共同感知、可分享的符号与场景,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协商、共同展演,个人的情感被嵌入集体叙事。当共享的经验被反复实践,形成相应的时间节律时,情感共鸣会促使新的主体关系结构趋于稳定,审美共同体开始真正地生成。这具体表现为共同体内部形成可协商的审美语言与评判体系,人们开始讨论什么是美的等问题,并协调彼此的行动与关系。据此,共同体内部的审美共识生成,并成为公共生活的一种柔性规范,为乡村共同生活重新赋予意义与尊严,使乡村生活从原先的生计安排转化为情感与价值选择。
由此,艺术乡建不仅生成新的审美经验,而且推动家园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如在贵州村T、“南坡秋兴”活动中,乡民主动参与文化展演,本土文化和美学元素被重新整合,乡民主体性身份也在日常生活中被不断重构和强化。进而,艺术乡建中的多元主体在超验和实在的链接中形成一个共鸣空间,超越了日常经验。其意义不单纯是改变了艺术自身的策略,而是创造了新的情感联结,重塑了情感结构。
总之,艺术乡建不单纯是一种社会实践,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新范式。艺术乡建中的多元主体持续互动与交流,通过审美共通感联结形成情感共同体。这种兼具符号象征性与实体性的情感共同体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审美共同体,以此形成审美认同。即通过审美认同实现国家认同构建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通过其独特的审美认知和审美表达机制凝练出中华美学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说,审美共同体的形成借由关系重塑而完成,艺术乡建的过程不只是本土美学重塑过程,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文化空间再生产、仪式与文化展演的再造、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关系的重塑作为本土美学的实践表征,重建了日常生活,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剧场化与艺术化,成为日常生活革命和文化重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基于后农业文明语境,艺术乡建的价值在于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赓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建构意义化的、有人文内涵的新中式生活方式。这召唤着新的文明形态的生发,进而重构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
本土美学不是表面的浮华装饰,也不是一种审美幻象,而是融于日常生活的可观、可感、自在的审美场域。艺术乡建是具身性认识本土美学的过程,亦是重构审美经验
的过程。由此,不仅人人都是艺术家,而且人人都是美学家,从“单向度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审美的人”。这种觉醒带来一种独特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的叠合,展现了乡村美好生活的图景。
作者简介:
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
范晓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