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价值共创：非遗赋能乡村文创设计的实现机制

从长远来看，要走出上述困境，将非遗这一优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资本”，再转化为可以让乡村脱贫致富、提高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文化红利”，是一项事关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期性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离不开科学有效的保障机制的建立。

（一）建构“非遗+设计”的多主体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协调的关键是必须精准地解决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全流程中的利益关切，平衡各主体诉求，明确权责边界，最大限度地消解多元主体的对立关系，通过制度设计解决“谁应获得什么”与“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为非遗的价值转化奠定合作基础。

1.建构有契约保障的收益分配模式

按照现代契约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共识，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收益分配模式。从实践来看，较成熟的有三类模式。

一是知识付费模式。主要表现为以设计师为主体的文创开发者向提供知识咨询、技艺经验支持和实际帮助的非遗传承人或当地原住民，按约定支付一定的费用。常见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具有文创开发价值的传承人作品或核心技艺，协商后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前引已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秀芳剪纸作品侵权案，就属此种。二种是签订协议，文创开发者按采购订单向传承人或社区付费。位于湖南通道的侗脉文创公司与当地文坡村合作创立的“梭说”轻时尚文创品牌，就是公司按侗锦素围巾每件售价600多元支付费用，织娘每人每月收入达3000多元。

二是版权分成模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双方共同享有，且使用者要根据约定或法定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经济报酬。也就是说，设计师与传承人合作共创的非遗文创作品，其版权由双方共有共享。在实际中，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版权共有，销售利润按协议分成。另一种是版权共享，合作主导一方向另一方支付基础费用后，再按作品收益阶梯分成。湘西花垣县苗绣纹样项链“三七分成”之争的解决方案具有典型性。

三是公益合作模式。主要指建立出于公益而非商业目的的合作，通常表现为企业或独立设计师，对非遗传承主体或社区的设计帮扶。中南大学针对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瑶族文化发起“瑶族长鼓文创”精准扶贫与文创公益项目，就是免费向江华县政府提供设计方案，政府再依托企业和非遗传承人进行文创产品开发。截至目前，这一合作机制已成功助推当地瑶族长鼓制作技艺的产业化发展。

2.搭建资源匹配的平台化协调机制

“非遗+设计”的文创开发，其本质是对文化治理权的再分配，其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文创开发者（企业、设计团队）、文化持有者（社区、传承人）等。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政府注重社会效益，文创开发者追求商业效益，文化持有者关切现实收入。协调这些多元利益主体，关键是提炼他们的共同诉求，促成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话语转换。

大量实践显示，依托乡村文化资源，建立资源匹配的在地化“政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协作机制，是平衡主体诉求行之有效的方式。作为一种“组织协同”，这种“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离不开关联主体的“体系建构，协作为营”。政府提供制度保障，企业打通市场渠道，高校注入创新引擎，村民或传承人成为参与者与受益者，从而构建一个价值循环体系。在十八洞村，由当地政府引导,国有独资企业中车株机联合湖南工业大学和十八洞村苗绣合作社共建的“苗绣国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就通过构建“企业为龙头，村民为基础，合作社为纽带”的联合机制，推动了非遗资源向文创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近年来，苗绣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1500万元，完成了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的跃升。

（二）建构“乡土性”符号体系的文创适配机制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非遗与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及信仰体系紧密相连，构成乡土文化的重要基因。这就意味着对非遗资源的当代转化，要立足文化整体性，深挖非遗的地域特征与文化意象，构建符合乡土历史脉络、生态格局的文创体系，避免符号化、碎片化甚至异质化的过度开发。也即，对乡土符号的挖掘与利用，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形式，还要关注其价值观、文化观、自然观等深层问题。“乡土符号”何以适配，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从物态、需求、意义三个维度来审视（如图1）。

图1  “乡土性”符号体系的文创适配机制

1.物态适配：建构多感官的“新形象”

通过现代产品的物理属性，把非遗自然属性中的某一部分转译为适应现代价值体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如文字、图案、色彩、材质等多感官的形态。这恰如本雅明所说，“通过使用和对它的感知。或者更确切说：一些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被接受。”具体于文创，即在传统形象的基础上，通过视觉和触觉等形式层面的建构，创造一种具有文化新鲜感的形象。

一是视觉建构。主要是通过对传统的图案、色彩进行再设计，建构符合当代审美观的视觉新形象。在图案上，在收集与筛选代表性和典型性乡土纹样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设计元素，对这些图样进行解构乃至重新整合，从而生成一种似传统又非传统的创新图样。在色彩上，则应从人文底蕴、审美诉求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把握色彩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比如，藏族对白、蓝、红、黄、绿五色的钟爱，苗族盛装以青黑为底，再配红、黄、白等艳丽之色的做法，等等。其二，要在充分结合当下流行色彩的基础上，将这些颜色作为底色或者填充色进行再设计，以满足消费主体对色彩的喜好。

二是触觉建构。这是继视觉之后最直接的文化感知通道，它通过材质、肌理、温度、重量等物理属性，往往给予消费主体更多地方情感的联结。比如，竹子、木材、藤条、织布、果壳、棕叶等常见于乡土的材料，就因承载更多的民族技艺、手工温度，在与现代工业材料结合之后，更易勾起人们关于“乡景”“乡情”“乡韵”“乡味”的情感认知。贵州遵义赤水开发的竹编时尚单品热卖可以说明。

2.  需求适配：建构价值重构引领的“新内容”

需求适配指根据消费主体的行为习惯与认知水平，重构产品的功能属性与体验方式，使非遗文创以某种合适的社会功能，融入个体日常生活。“设计价值的实质在于功效性，不产生功效就不存在价值”。非遗文创如若没有足够吸引力的“功效性”，是难以获得消费主体的价值认可的。所以，面对非遗的价值转化，不能局限于对它原有之义的固守，而关键是创造适应当下消费需求的新内容。近年来，“国潮文创风”的主要掀起者是Z世代的青年力量，他们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强调沉浸式体验与社交互动的结合。为此，需要围绕“国潮消费”加强价值引领，在警惕国潮泛娱乐化的基础上，从情感、功能和生态等多个维度，实现非遗文创和消费主体的正向连接。

湖南江永县女书生态博物馆推出的国家级非遗女书文创“破圈”而出，就是通过建构价值引领的“新内容”，实现了具身实践与情感共鸣的双重满足：以“女性力量”为精神内核，一方面，打造刻有“自有”“独一无二”女书字符的戒指、耳环等文创产品，呼应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引发年轻女性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以胡欣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还手把手教学，让消费主体沉浸式体验女书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参与制作女书漆扇、穿戴甲、刺绣手帕等过程中，将女书符号转化为可参与的叙事，并收获创作成果，形成了“看见—了解—传承—转化”的“差异性”内容闭环。“文化消费从物的功能层次进入物的精神层次，消费者追求时尚潮流，借助符号、媒介来自我定义，彰显文化消费的‘差异性’”。

3.意义适配：建构可跨文化理解的“新系统”

意义适配是指在创新产品形态、满足消费诉求的基础上，将非遗背后各具地域特征与民族个性的地方叙事，转译为符合中华民族“价值观、文化观、自然观”的可跨文化理解的意义系统，最终形成具有文化认同感和时代生命力的精神共识。在这里，因非遗生成的具有“差异性”的“新系统”是可以被跨文化理解的。云南丽江古城区的“东巴纸坊”文创店，通过设计参与将具有“纸寿千年”称号的东巴造纸技艺和东巴文化，巧妙地转化为《东巴纸典》《东巴纸言》和手工本、书信纸等文创产品，将东巴文化以更为通俗化的方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场景，深受包括“东巴”在内的当地纳西族的认可和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设计师借助设计为消费主体提供的“象征新身份和具有新意义的物品、服务和系统”，只要足够巧妙，完全可以激发购买者的文化认同。2025年6月，由四川一方文旅公司与成都简阳前锋村联合出品的农民画花帽子等系列IP文创，之所以在“小红书小红村大会瓶行宇宙社会创新节”现场成为顶流打卡符号，并受到小红书5000+曝光量的导流，其原因就在于赋予了花帽“种草”的情节，使消费主体产生了对乡土文化的意义共鸣。

（三）建构符合伦理原则的“人—机”调和机制

面对现代技术的嵌入，确保非遗文创“文化价值”稀缺性与独特性的关键，是平衡文化生产过程的人机关系。但如何抉择，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即我们如何“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马克思说，价值的创造与实现是以“人的内在尺度”为依据的。依此，“人—机”调和机制，亦不能脱离这一范畴。

1.充分发挥创作者的主体性价值

生产的标准化意味着去个人化，这是现代产品的突出特征。但是，区别于日常产品遵循“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非遗文创要坚持表达某种具有地域和民族显示度的文化特质。这个“特质”，其实就是“人情味”。有人的情感参与，即便是标准化的生产也并不妨碍其文化价值。许多纪念品之所以表现出一种过度或是矫饰的情感，实际上是因为“生产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作为一种符号，一个能唤起回忆、联想的重建线索……它们是用来怀旧的”。非遗文创产品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标准化生产，而在于其是否被赋予了足以“唤起回忆、联想的情感线索”。而“情感”源自“主体”的用心参与，也即创作者主体性的发挥。

一是对于非遗技艺经验不足的设计师，必须在充分了解乃至亲身体验和学习非遗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经验和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意设计。因为“真正的知识来自于与实物打交道的过程。工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但它的价值不只是局限于那些经过提炼的经验。”也就是，设计师在从事非遗文创设计之前，不能不系统性地理解、认识甚至把控此项非遗的运作机制。

二是作为非遗传承人，在现代技术潮流中也要不断锤炼自己的技能以及适应新技术的能力。阿米特·佐兰（Amit Zoran）和利娅·比希勒（Lea Seydoux）在一项利用数字化技术制造工艺品的实验中发现，在制造过程中，只要工匠对制造过程进行部分控制，“有意识地去实施，效果几乎是治愈性的”。2017年，中南大学成立乡庐古法造纸坊，当时生产制作的一批“雪花楠竹纸”，就是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结合的实验产物。在实验过程中，两位来自隆回雪峰山乡村的造纸传承人，以《天工开物·杀青》造纸工艺为原型，在遵循斩竹漂塘、煮楻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等古法步骤的基础上，于最后的透火烘乾环节，探索采用了现代碳钢板水箱“焙纸”技术。之所以如此，本是为避免校园对明火的安全限制，但实验成纸的绵韧、平整和润柔的高品质，反而让我们取得了烘焙质量与产出效率更好的意外之喜。不得不说，“以匠为媒”的设计介入，为释放非遗的当代价值创造更多的可能。这也进一步表明，对于传承人而言，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技术体系，并非对传统的“背叛”，而是更好地延续传统。

2.坚守技术伦理的文化价值

现代生产技术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为文化消费的普惠性奠定基础。90后湘绣青年传承人刘玉珍提到，“一个巴掌大的熊猫，熟练的绣娘手工要绣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的智能机绣一台机器一个星期可以生产几千个。”这说明“技术让繁重变得轻易，从而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这是当代世界法则之一。”只是，它也因粗制滥造、同质化竞争等不良市场行为的产生，而备受批判。其实，技术本身并非消极，而主要是掌握和主导技术的创作者，是否遵循人与技术理应遵守的伦理界限，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是要积极地释放现代技术的价值能量。比如，对于湘绣底纹绣制、陶器素坯成型等重复性高、耗时长的基础工序，数字化编程技术的精密性与智能性，明显具有手工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推进非遗资源化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在文化基因的筛选、重组和重构等方面，也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二是警惕技术反噬的伦理底线。现代技术并非万能，它在解决非遗文创的核心关切上——“文化特质+情感共鸣”，明显有其局限性。比如，因瑶族支系众多，受到族群迁徙的影响，纹样的支系差异性，需要以学者的扎实学术研究为前提，并非技术所能区隔。又如，苗族蜡染的基础工序，包括在真丝绡上雕刻仿蜡染纹样可通过激光切割技术实现，蝴蝶妈妈、阴阳鱼等传统纹样也能以光刻机印制完成……但蜡染工艺中，点蜡、染蜡、色蜡等环节，则仍离不开传承人个体经验的发挥。

余  论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非遗赋能乡村文创设计，既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的务实举措。然而，事物的发展通常有两面性，一面是机会，一面是危机。乡村文创繁盛的同时，一方面，因商业资本的无序竞争，不免有沦为一场关于伪创新的狂欢的可能性。“文化贴图”正在很多地方上演，视觉文创充斥各地乡村旅游纪念品市场。另一方面，短视频时代，非遗陷入了“数据凝视”与“文化空心”的困扰。流量就是销量，非遗文创的价值评判权让渡于短视频平台观众。“做得好”不如“拍得好”，于是“镜头”开始反作用地影响一切。这些无疑都是需要突围的新问题。本质上说，非遗赋能乡村文创设计是一种重构乡土性的文化实践，只是这种重构并非简单的元素堆砌或挪用，而是对乡村场域内价值观、文化观和自然观的创造性转化。概言之，不管是非遗赋能设计，还是设计介入非遗，因两者融合而被建构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规范，既要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但也不能完全背离它原有的乡土传统。乡村文创设计，要围绕“‘农耕文化+乡村振兴’‘品牌文化+工业设计’‘体验文化+数字经济’”来提升乡村产业的附加值，从而达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的目的。

作者简介：邓昶，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龙思妤，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