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 ”“神 ”之间：中国传统美学与人工智能美学的特征对比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参与审美实践的当下，“形” 与 “神” 的讨论同样适用于对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的美学特征进行探究。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已突破 “形似” 的边界，除了能完成传统的模式化问答外，还能创造小说、诗歌、戏剧等多样的高阶的艺术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 “神” 的维度，算法的不断迭代使得人工智能对文化艺术情感的算法定制已经完全升级到一个新的阶段，[8] 并且体现出与人类艺术创作中类似的 “气势” 与 “韵味”，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 “神似”。如前所述，尽管中国传统美学与人工智能美学都具有 “形” 与 “神”，但两者的 “形神论” 却不尽相同，可谓是各具特色、互有侧重。

（一）留白与充盈：意境创造 VS 概率组合

留白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指在作品中有意留下空白，供欣赏者在审美想象与情感投射中完成作品意义的生成，从而契合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的美学境界。虽然在不同时代与艺术形式中，留白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其背后所追求的意境创造却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经提出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的观点，强调 “有” 之所以能发挥效用，恰恰依赖于其中的 “无”。在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将这种哲学思辨运用到山水画创作之中，并提出 “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 的留白技法，主张通过保留画面大面积素白以营造空灵的意境。到了唐宋时期，这种留白美学更是发展到了巅峰。在绘画领域，王维在《山水论》中主张 “冬景则借地为雪”，强调利用空间空白塑造冬季氛围；南宋的马远、夏皀更是因作画如 “水墨西湖，画不满幅” 的留白构图而闻名。在文学创作中，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赞扬盛唐诗人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的超然境界。这种 “此时无声胜有声”“枯藤老树昏鸦” 的无言空白美学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在有与无的交织中，以 “形” 的空白引发 “神” 的生发，从而实现对 “情感生活中那些不可言传的方面”[9] 所进行的巧妙艺术呈现。

室内设计案例

与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留白、注重意境营造相比，人工智能美学则彰显出充盈且密集的特征，通过对海量美学元素的概率计算与组合堆叠，构建出丰富而饱和的美学感受。人工智能的文本与图像的生成依赖于 Transformer 的 “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 机制来处理用户输入的关键词，并从海量语料中进行扫描分析，根据概率来匹配各类表达，从而实现高质量内容输出。[10] 这种基于概率组合与关键词语义联想的生成逻辑决定了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 “以形补神”，即通过形式的完整和元素的叠加，最大程度确保输入关键词的意义得到凸显，从而弥补因概率预测和语义模糊而可能产生的理解偏差。以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诗歌生成系统 “九歌” 为例，通过对超过 80 万首诗歌进行学习，系统严格遵循传统诗词的平仄格律规范，并创新性地采用工作记忆模型，将用户输入的关键词预先写入主题记忆，在生成过程中联合读取记忆并辅以话题追踪 (topic trace) 机制，从而确保主题凸显、语义连贯与结构完整。[11] 笔者以 “离别” 为关键词，让 “九歌” 创作五言绝句，系统依次生成：“秋风吹远客，落叶正纷纷。今夜相思处，关山月半分。” 可以看出，人工智能通过密集堆砌典型的 “离别” 意象（秋风、落叶、关山、月），从环境氛围的铺陈，到视觉、空间细节的补充相互印证、彼此强化，形成了一种意象的 “双重确认” 机制，虽然不及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这种以声衬寂、以有写无的美学张力，但这种充盈、密集的意象组合方式，却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确保了主题表达的明确性和情感传递的直接性。

马远《寒江独钓图》

（二）克制与放纵：韵外之致 VS 符号穷举

如果说传统中式留白美学强调的是 “以无呈有” 的极简意境，那么中国传统克制美学则强调的是 “以曲通幽” 的含蓄智慧。追求含蓄之美的文化基因，首先植根于东方古典人格的内敛特质。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教化体系，通过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的修身准则，培养出中华民族含蓄自持的传统精神品格。这种内省而克制的情感表达范式，与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的哲学理念高度契合。这种对中庸之道的崇尚，不仅体现在中国情感表达的克制与节制之上，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表达中普遍偏好委婉含蓄表达的审美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将这种含蓄克制的哲学思想升华为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 的 “隐秀” 艺术创作理念，并指出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 和 “秀” 之间构成了一种 “形约神丰”“深文隐蔚” 的审美张力，蕴含于独特的美学表达之中，尤其以 “比兴” 的手法为典型载体。无论是《离骚》中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以草木凋零起兴，暗喻韶华易逝的生命忧思，还是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移情于物不言悲而悲自现，皆展现出中国传统美学 “言在此而意在彼” 的含蓄克制的特质。

人工智能情感算法机制注定了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前提下与中华传统含蓄克制的审美取向有截然不同的逻辑表达。含蓄克制之美的核心是来自情感的具身体验和社会文化的规训，正如《毛诗序》所强调的 “发乎情，止乎礼”，这种含蓄克制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被称为 “审美之馀味，美感之精神留存”[12]，正是源于人类情感本身的复杂性与情感外在表达和内在实质之间关联的不确定性。“馀味” 得以生成，“精神” 得以延宕，皆因艺术创作者在 “形” 的克制与 “神” 的饱满之间形成了一种错位的美学张力，为审美活动留下了丰富的解读与体悟空间。然而人工智能由于缺乏具身的社会体验和对情感的真正理解，其借助情感计算实现的 “情感表达” 本质上仍建立在对人类情感表达符号的观察、识别与系统性解构之上。这种基于穷举计算和规则学习的算法推演的技术路径天然地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中 “义生文外” 的审美传统，使得人工智能的创作输出不可避免地偏向于 “义溢文内” 的直白铺陈、放纵直接。尤其是以 Sora 为代表的跨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将这种直白高饱和的情感表达方式推向极致。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系统能精确捕捉文本中的细节描述，并将其有效转化为视频内的视觉元素。这种情感的具象化呈现与符号意义之间的精准映射虽然极大地压缩了作品的 “神韵” 与诠释空间，但也造就了一种情感极度外放、直抵感官的超真实表现主义美学。

圆明园四十景 部分

（三）真善与幻觉：价值锚定 VS 算法迷雾

求真向善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求真” 意味着要超越表象，叩问本质。从审美客体来看，求真体现为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的去伪存真，是一种 “度物象而取其真” 的美学主张。从审美主体来看，求真体现为 “独抒性灵”“知行合一” 的审美实践，强调要以本心映照万物，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拒斥虚伪与矫饰，做到 “形” 忠于 “神”。早在《周易》中就已经提出 “修辞立其诚” 的观点，指出文辞应当真实无妄地传达作者的德行、情感与思想，由此也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中 “诗品出于人品” 的核心观念。[13] 在这一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 等种种中国传统审美判断方式，强调艺术作品不仅是技艺的呈现，更是主体人格、情志与精神气质的真实表达。而 “向善”，则是更加强调美的教化功能与社会伦理价值。《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孔子这种 “美善统一” 的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取向。在这一审美标准下，中国传统美学尤为重视艺术、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深度融合，强调文艺应具有明确的伦理价值导向功能。正如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中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这种 “文以载道”“陶冶性灵” 的审美追求，不仅内化为中国传统美学对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也由此衍生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核心评判标准。

不同于中国传统美学中追求 “真善美” 的统一，受技术的局限性和输入的提示词与情境等多重影响，人工智能会做出并不符合其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并自主编造与现实无关的事实信息，[14] 即产生所谓的 AI 幻觉。一方面，在预训练阶段，训练数据自身存在的偏差和噪点可能会导致模型在内容生成时重复、放大这些错误或偏见，从而输出与现实相悖的结果，即所谓的事实性幻觉。[15] 例如，2024 年谷歌推出的多模态大模型 Gemini 就因训练数据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表征偏差，以及算法模型微调过程中引入的 “非技术性矫枉” 的反向干预，使 Gemini 在生成历史人物的图像时严重背离史实，引发了巨大的批判。另一方面，在算法对齐阶段，人工智能系统被开发之时往往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16] 特别是当用户的文化资本被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并重新编码时，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机制就会陷入一种基于用户迎合算法偏好的闭合循环，生成的内容也可能牺牲了准确性，转而带有 “讨好性” 的偏见。于是，当人工智能被攻击者恶意使用，如对提示词注入攻击 (Prompt Injection) 时，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忽略先前的指令和内容审核准则，生成虚假或有害内容。[17] 因此，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过程犹如不透明的 “黑箱”，其产出之 “真”，受限于训练数据的质量与覆盖范围，常常因数据中的噪声与结构性偏见与现实偏离，导致所谓 AI 幻觉的频发；其表达之 “善”，则因其内在价值判断的薄弱与伦理自觉的缺失，易于沦为效率至上原则下 “上行下效” 的机械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