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红手艺人的身份开始得到更广泛层面的社会认同，不过仍然有待提升。21世纪初，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人们对女红文化的价值认知开始发生转变。与以往侧重技艺传续不同，非遗保护强调活态传承，注重技艺的具身性与其所依存的文化空间的共生关系。活态传承模式从封闭的家庭传习转向社会化传承，女性传承人通过剪纸、刺绣等技艺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媒介，从“家庭主妇”升格为“文化传播者”（图3），甚至实现向艺术家身份的转型。随着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女红手艺人也有机会被评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图4），还有专门面向女性的“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相关荣誉称号。当今女红技艺也正朝着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部分传承人走入校园向学生们传授技艺，成为专业教师受到人们尊敬。女红手工艺品逐步商品化，这其中不乏善于经营者，依托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带来相对可观的经济收入。这既折射出农耕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也反映出女性通过经济赋权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

▲ 图3 传承人俞君瑶在日本大阪世博会上展示苏绣技艺（姚惠芬 提供，2025年）

▲ 图4 山东省费县手绣非遗传承人卞成飞在沂蒙山前的农家院里，教当地妇女做手绣荷包（杨西彩 拍摄，2021年）

从非遗保护的视角审视女红手艺人身份转换与认同的价值，其本质在于通过社会认同激活文化传承的“能动性”，实现从“技艺载体”到“文化主体”的范式升级。荣誉称号的加持，使部分外出务工的女红手艺人返乡创业，提升了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重构了基于技艺传承的乡村共同体。总体而言，女红文化的当代转型既是传统文化现代适应的缩影，也是女性通过技艺转变身份的社会实践。

公共艺术的概念自20世纪引入中国，其发展不仅仅在城市，也拓展至乡村。乡村公共艺术的实现，不应该只聚焦乡村环境的改造，而应更关注对民间手工艺的延展与利用。然而，在当前的艺术乡建的实践中，存在艺术家自我的观念过剩、忽视乡民参与度、与原生态的乡村生活脱节等问题。公共艺术在乡村的开展，更应该注重与乡民的参与互动。在这一点上，女红在艺术乡建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女红文化的公共性在于它是属于生活的艺术，可被视为艺术化生活的一种方式，面向广大民众。生存于“乡野”之中的女红，尽管在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上受到社会制度与统治阶级文化的制约，然而它通过对地域民风民俗的贴近，能够最大限度地趋向于民众的审美习惯、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从而形成不同于宫廷、庙堂或文人文化艺术的独特意象符号体系^⑫。以剪纸为例，根据笔者调研，乡村妇女开始大量复制民俗剪纸纹样，通过装裱等方式处理以后，以单独艺术品的方式呈现。也有的民间艺人，用剪纸的形式表现当代的生活，创作具有民间风格的艺术作品，剪纸女红艺术正在渐渐脱离家庭式的民俗生活需求，“进入到社会化公共性的群众文化工作和艺术展览与图书出版等文化事务中”^⑬。张一璠的作品《钩织家园》以传统的钩针工艺制作，采用海洋垃圾回收后的纱线、棉线和铁丝等材料，表达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图5）。目前，“非遗研培”“民艺研学”等活动更是让部分女红文化得到传播，不断被公众感知和体验，成为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 图5 张一璠纤维装置艺术作品《钩织家园》（张一璠 提供，2023年）

总之，从非遗活态传承的角度来看，女红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扎根，实质是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解码。其意义不仅在于技艺的存续，更在于通过空间媒介重构“人—技—城”的新型关系网络，为非遗保护提供从“抢救性保护”向“价值再生产”转型的社区转化范式。女红文化从之前的以家庭私域空间为主，拓展至社区工坊、城市展厅等开放场域，是突破私域边界的活态传承，也是技术记忆的公共化保存，形成“技艺演示—互动体验—创意衍生”的立体传播链，构建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的模式。

工业化发展之路在本质上存在干扰和破坏“自然—人—社会”生态关系的弊端。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这一条道路发展，虽然能实现物质上的富强，却无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无法实现绿色生态乡村建设。相对于现代工业生产，手工生产方式尤其适合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生态性。贵州省的枫香印染技艺坚持使用板蓝根、栀子等植物染料，建立“种植—提取—废料堆肥”的循环链，实现了天然材料的循环。陕西省的千阳布艺合作社推行“碎布再生计划”，将边角料转化为拼贴画材料，提升了原料的利用率，推动了零废弃工艺的发展。无论从技术哲学还是从实践经验角度看，传统手工艺所体现的手工生产方式属于一种“生态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相比，女红不仅有低资金投入、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和小型、分散、灵活、易行、普适等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还具有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的优势，更具有维护生态整体性、文化连续性和人的完整性，调节文明结构“感性—理性”的平衡等深刻的文化哲学意义。自2013年起，贵州省启动“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锦绣计划”，发展女红艺术，该计划成为帮助贵州广大妇女脱贫致富、展现风采的重要平台，为传承民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闯出了新道路。目前，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农村建设的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新发展观，基于手工生产方式的传统手工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

女红文化与乡村旅游、研学的融合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激发着乡村振兴的创新动能（图6）。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女红的活态传承与小镇发展之间逐渐呈现出协同性规律，乌镇的女红街就是典型案例，呈现了“活态传承—生态保育—业态创新”三位一体的非遗可持续发展范式。在非遗活态传承的背景下，依托女红文化发展“指尖经济”，本质在于通过手工技艺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低消耗—高附加值—强韧性”的绿色生产体系。

▲ 图6 剪纸非遗传承人苗苗给参与研学的学员授课（王乔 提供，2024年）

女红文化在当代亦有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我们需要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阐发其文化价值，关注非遗传承人与现实生活具体而生动的审美关系，发掘女红文化的价值与活力，重新审视其艺术本质、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各方面的特征，高度重视其文化价值的拓展。只有全面探索与持续实践，才能实现女红文化符合当下社会的活态传承，从而发挥其文化价值。当传统技艺被重新解码，其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社群协作基因，将成为对抗工业文明异化的珍贵密码。未来需深度探索由手艺驱动的文化生态、业态创新与社区共生，为女红文化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