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基于文化认同的维度，创立基层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文化认同是构建基层自治组织的关键因素。例如，梁漱溟所提出的民众“互助性组织”强调以传统儒家伦理秩序为依托，从而在精神层面“拯救”乡村，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即使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许多人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仁”“孝”等礼俗观念却根植于每个国人心中，以此为依托创设基层组织也许更具有凝聚力。虽然儒学与这种互助性自治组织可能并不适配如今的乡村社会，但仍能为我们提供一定借鉴。

在东西常村，村民们建立起“骂社火委员会”，制定相应组织章程和长期发展规划，明确组织结构和成员的权利义务，对乡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目前存在的不良风气进行集体研讨，并将其作为下一次社火活动举办的主题；同时，“骂社火协会”也能以规范的民间组织为单位，积极争取政策、经济方面的支持，避免陷入“散兵游行”的窘境，推动社火文化在更广泛的层面获得认可和保障。

可见，当行政治理手段可能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有助于实现村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基于文化认同来创设基层自治组织，涉及村民动员、文化传承和组织建设的整个过程。通过这种方式，村民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协同治理模式，从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二）基于组织制度，将非遗传承人转化为基层自治组织管理者

非遗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传承与发展最重要的是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社火”的组织者俗称为“社火头”，意为村内有声望且不受村内领导管辖的人员。每当社火进行前，他们同当地村干部一起承担活动组织和部署人员的责任，对村落事务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东西常村的“社火头”不仅承担着组织活动、管理社火委员会的责任，同时也是经由文化部门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其身份兼具民主性和合法性。

非遗传承人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区影响力，在承担文化传承传播责任的同时，也兼具文化引领的作用。将非遗传承人逐步转化为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者，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还能作为官方与民众上传下达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有效地缓解了乡村人才短缺的困境。对此，当地政府应鼓励传承人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与基层自治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代表性传承人逐步融入管理角色；为传承人提供管理培训和领导力发展课程，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组织、协调和决策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传承人在参与基层自治管理时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培养传承人的文化自信，使他们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能够在基层自治组织中持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三）基于非遗实践场所，引入乡村事务进行集体评议

当我们在探讨“骂社火”所创造出的公共领域时，往往会涉及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戏谑表达。范长风在谈及艺术戏谑与公共领域时认为，“骂社火关心公益事业，此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提供者既是国家，也是建制村，仍然没有跑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问题。村民通过艺术性辱骂要求村官有所作为，这又与村庄政治连为一体。尽管头面人物不直接参与戏谑活动，但他们必须倾听舆论并且付诸行动。”“骂社火”进行过程中，人们通过戏谑的、相较于暴力反抗更为“温和”的表演形式，将地方性政治或管理缺失等问题（如干部的不作为、贪污腐败等）引入艺术表达的场域，这既是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表现，也是他们对乡村治理“稳中向好”的一种渴望。

乡村治理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村民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非遗原本就以文化空间的形式存在着，不仅承载着历史和传统，更是现代社会中促进民主参与、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工具。这些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让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和解决集体问题的沟通领域。如若“骂社火”能够给予当地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治理或评议权力，那么与之相似的集体节庆仪式、演出剧场、香会庙会等也可以效仿其创造出具有一定公共性和公开性的空间。将乡村事物引入非遗实践场所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是文化和民主层面的深化。通过对其的建设和利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够给予民众意见表达、社会交往的渠道，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