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杂交与别现代理论

巴赫金首次提出“杂交”一词，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认为任何语言在传播过程中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彼得·伯克基于文化的杂交对象、杂交过程和杂交结果三要素，提出了“文化杂交”这一概念。[1]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杂交正不断经历着“开始—结束”的循环过程，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特征。从文化融合来看，依托特定的条件与场所，文化传播、文化互动、文化实践最后形成了文化杂交。文化强调的是时代性、独特性和主体性。不同时代，文化发生着交汇与承续，不同地域与历史，形成了多元主体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当代中国设计学的文化建构，需要充分重视文化的这些特性。别现代理论的诞生为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学科发展与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别现代承接后现代的时空形态，注重从当下入手，关注现实问题，从未来视角出发，制定独特的文化发展策略，体现出极强的系统性与理论张力。同时，别现代所具有的本土化与国际视野，在当下快速嬗变的文化背景中，有利于从整体把握当代中国设计学的本质特征。别现代，既是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也是方法路径；既是价值导向，也是现实意义。借助别现代理论，结合文化杂交的全球性现象，本文寻求社会形态的全新认知与表现方式，在不断创新、替换与解构的过程中，建构具有前瞻性、创造性、跨越性、民族性的中国设计学发展路径（图1）。[2]

图1 文化杂交、别现代与当代中国设计学之关系示意图

（一）文化杂交的理论内涵

文化包含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有形文化是指看得见的传统文化，无形文化则是指在潜移默化中经过数次互动与实践形成的各类新的文化产物。文化，既可以是一种习俗，又可以是一种语言；既可以是戏剧表演，又可以是文学体裁。无论哪一类型，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与融合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与理解，都会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与价值。文化是链接民族意识、唤醒民族记忆的关键。拉康在其镜像理论中提出，主体性的建构要依托于他者才能形成，要不断借助他者来对自我进行认识，打通不同主体之间的连接，才能在文化杂交的过程中保留主体性，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创新、自我替换、自我解构。[3]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才能得到满足”，两个自我意识在发生关联的同时，是意识主体和他者性共同产生行动的过程，从而对一个统一体进行了双重化。[4]文化不可能以单一独立的身份存在，必定要在众多文化的交往与关联中不断转变与融合。因此，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必定会存在他者性，要依托他者来不断对自身进行认识与完善，两者相互依存，同等重要，才能形成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与方式。

文化杂交存在于各类生产活动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有形产物。当前快速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杂交，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里，文化深刻影响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潜在价值，不同的地域与语境造就了不同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异。传统的文化传播止步于面对面的方式，而当前的文化传播借助于快速的网络，在无形中扩大了文化杂交的对象与受众面。因而文化杂交已经从二元杂交转向多元主体杂交，受到大众的关注。但在杂交过程中产生的边缘性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文化杂交的过程中，“认同”一词常与杂交同时反复出现，可以说文化杂交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过程。早期众多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杂交的过程是从属文化效仿主体文化从而达到认同和杂交的目的，是单向的行为过程。而费尔南多·奥尔蒂则将文化杂交的过程定义为“文化互化”，认为文化杂交是互相影响的，而非单方面的从属或归化。吉尔贝托·弗雷雷同样认为杂交过程中的各种主体是平等的，并将其认为是文化的“相互渗透”。在文化的不断杂交与渗透过程中产生全新的文化，也是巴赫金重点强调的一个杂交作用，即“克里奥尔化”，从而促成了新学科的出现与发展。[5]与此同时，当下的文化杂交已呈现“去稳定”和“去中心”现象，即打破传统的固定结构，转向流动结构，同时消除任何的中心地位，在不同的文化和观点之中来回穿梭，客观地从不同视角来看待事物。[6]

文化杂交在不断的文化交互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现象，彼得·伯克将其总结为四种可能的趋势。一是“文化同质化”，这里的同质化并非指相似的同类文化，而是融合了全球不同地域的语言、艺术、文学、风格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文化大熔炉，在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将其重组，产出全新的文化价值，是对于文化的再创造过程。二是“反全球化”，在经济与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全球化普遍依托先进的技术来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人作为文化杂交的受众主体，部分地区出现了忠于本土身份的反文化现象，这种人为干预阻止文化融合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发展与融合的速度，但不会影响文化杂交的最终目的。三是“文化的复语现象”，即“同时参与世界文化，又保留本土文化”，能够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先进前沿的世界文化，在双层文化中来回灵活转换。[7]四是“全世界克里奥尔化”，克里奥尔化常用来描述“文化创作的过程”，并逐渐扩展为文化的“接触、互借和混合”。[8]

正是在这种灵活多变的杂交过程与杂交结果的转换中，人们不断探索对于文化的最佳接受与融合方式。自古以来，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从未停下脚步，在物质经济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时，杂交文化必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者。为了不断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未来的杂交文化必将长期处于流动、转变、交替之中，其过程是漫长和复杂的，结果与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二）别现代理论的缘起

“别”在《辞海》中有着“分类、另外、差别、异样”等解释，因此别现代的主体建构也应具有极强的差异性、分类性、特殊性等特征。别现代的主体建构是别现代理论中最具重要性、整体性、支撑性的内在属性之一，是用来指导实践并加以完善自身的重要构成，区别于当下各类的思维与影响。

从其建构初衷与目的来看，它作为学术思想欠发达的解决路径，能够从根源上审视当下问题的真实面貌。旨在通过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与行为方式，形成求异性思维和独立思想，从而改变当前审视、看待、评价事物的角度。最显著的标志是当前快速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使得学术思想明显落后，并呈现出了较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原创性与主动性思维欠缺，缺乏团体性质的学术流派，以至于学派思想无法继承。理论指导实践，思维推动实践，长期沿用西方方法论及思想体系造成人们的思维麻木，缺乏建构主体性思维的活跃性。换句话说，原创性与主动性是学术流派的灵魂与支柱，并能够给予事物唯一性，使其能够长期存在于某一时代下。二是思维惰性与不自信。对于本土文化的挖掘力度不够以及大量崇洋媚外的思想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长期求安稳的心态造成了思想的禁锢，进而造成思想凝聚与理论升华的止步不前。此类情况下，为了寻求真实的“现代性”，别现代理论的建构与出现显得更具价值、更为关键。[9]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别现代衍生出了不同的方法论。从别现代的理论构成来看，始于时间的空间化，衍生出发展四阶段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哲学四边形、中西马我、“消费日本”理论、英雄空间理论等数种理论分支来对应不同学科需求，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从发展四阶段理论来看，分别为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更新超越期。从和谐、冲突到交织进而超越自身，分别对应了现实事物在进行“别现代性”转变的一系列过程。[10]从别现代整体的占比来看，别现代作为承接后现代空间的历时与共时形态，所承载的后现代时代特征与空间特征也更为显著。进一步从后现代的审美和认知角度来分析，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将后现代文学的本质定义为“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认为后现代建筑是“‘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并存”，并拥有多元、含混、历史等重要特征；[11]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更是将文化称为一种“内向的运动”[12]。同时该时期涌现了一批如韦恩·布思、肯尼斯·博克、马泰·卡林内斯库等的多元主义者，并已经出现了“文化杂交”等变异性现象，如“滑稽模仿”“解定义”“超文学”“新新闻主义”等，呈现出了极强的辩证关系……[13]以上众多的现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已经初步呈现出别现代所具有的多元杂糅的显著特征。但其对于主体性、深度性、历史性等方面的缺失还需要别现代来进一步完善与重建。

从别现代的特征来看，独有的文化体系与审美标准是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部分。当前别现代所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杂糅多元。这可以说是别现代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即杂糅了中西方不同地域、时代、文化、历史所诞生的“现代性集合体”。约翰·汤姆林森认为现代性拥有最基本的“模棱两可性”（ambiguity），指社会形态、文化现象（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化等）、历史阶段、时新的观念，与前文后现代中的“不确定性”有着相似之处。[14]（2）问题意识。别现代的问题主义与问题意识是别现代看待事物的独到之处，对于事物的批判是事物发展成长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对象涉及文化作品、文化现象等，不仅是对前面的现代、后现代进行审视，也是对别现代自身的批判与超越。[15]如王建疆对于“囧”的审美、“消费日本”、英雄空间以及艺术形态等的批判。[16]（3）学派建立。学派的建立有利于同类思想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朴学”作为一种基础学习方法，强调注重考据实证，又要多元。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事物“不确定性”与人的主体性。弗雷德里克·詹明新（Fredric R. Jameson）认为后现代延续至今并不存在特定的文化风格，而是一种分期概念。“借用威廉斯‘宰制性文化’‘新兴文化’与‘剩余文化’来对文化进行分类，强调时期过渡产生的新文化是原有文化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从过去延续至今，而非全新的文化。[17]从别现代所关注的问题与视角可以看出别现代正将原本单一具体的关注视角转向社会问题与中国发展相关的涵盖面，这也符合别现代理论从萌发到广泛应用的发展过程。

正是这种杂糅、不确定性的文化发展，不断突破人们对别现代的定义与认知，形成全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对于当下快速信息化的社会而言，人们需要快速适应各类文化的进步与转变。当下的首要工作是完善别现代的主体建构，并探寻具有我国特色的别现代体系与发展路径，建立“中国文化”，使别现代能够充分体现现代价值与意义。

（三）别现代理论的价值创造

作为创立至今只有11年左右的新理论，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与艺术切割理论已经初见成效，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本体性与价值性正在不断介入我们的生活。当前众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影响上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是艺术创新与跨越发展。这一方面较为突出的是“跨越式停顿”理论，该理论是王建疆教授基于“跨越式发展”理论提出，核心是继承与创新。看似两个矛盾的词语实则内在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有了创新，才能继承，在继承中创新，从而形成新的流派，是一个不断更新、自我超越的反复循环的过程。[18]例如，关煜（2017）以美术作品为例，阐释了作家在进行长时间的模仿绘画之后，进行一段时间的间歇和停顿，并展开内省反思，在此期间不断突破自我创作壁垒，发展出独具个人色彩的绘画风格与创作立足点，也对应了别现代原创性的核心观点。[19]王建疆（2017）以建筑与文学为例，阐述了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跨越式停顿的特征，而艺术流派的出现就是跨越式停顿的直接成果。[20]

第二是批评意识与理论视角。批评意识作为文化、学科、历史等发展的必要一环，能够清晰明了地指出存在的不足，发现某些领域落后于时代，并反映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其能够及时被发现并被修正，更有利于整体发展。在当下国内赞美的大环境中，虽然提出批判性的观点有点格格不入，但其带来的历史与多元价值是无法比拟的，也是十分稀缺与必要的。例如，罗小凤（2020）利用别现代的新维度视角，对中国新诗被赋予的“现代化”“后现代化”等时代化标签进行批判，认为中国新诗应是多元的、交织杂糅的状态，而非单一标签和理论可以解释的。[21]关煜（2021）基于别现代的视角，对过去众多“抄袭”的中国艺术进行批判，以“别现代”为其冠名，达到求真、求实、求新的目的。[22]这也正对应了别现代的艺术切割理论的价值与表现方式。

第三是审美方式的转译与改变。当下的审美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美丽和幽默的外在表现，出现了戏谑、娱乐、怪诞等题材。当前市场上《人在囧途》《人在囧途之泰囧》《港囧》等作品在全新审美语境下都获得了成功。全新的审美语境融合了西方审美形态，凝聚了人生境界、风格趣味、样态精神等多维因素，进一步展现了审美向大众文化、中和文化转变的过程，形成了我国自身的审美立足点，对之后的艺术创作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3]

综合上述对于别现代现实价值与意义的梳理，本文肯定了别现代对于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虽然别现代整体的概念与意义较为模糊，但它在推动各类文化发展与艺术学派的形成上显现了巨大的价值。当前我国设计学的发展正处在关键转型时期，对于别现代理论的移嫁与应用，是基于我国本土的现实情况，对过去、外来以及未来进行合理的杂糅与预判，是推动中国设计学全面建构与转型的有效路径。

吴文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高水平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设计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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