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质兼备：中国电影与寓教于“影”

如果说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等观念是古人对宇宙本体的认知，那么中庸中和的理念则显现出古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生精神。这一理念反映出他们超越偏向、避免极端的思想认知，追求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这始终影响着中国美学的情趣韵致。细究开来，传统中国总是将美的认识与道德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孔子和儒家学派确实特别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受之影响，这一认识论已然成为中国美学精神的基础思维，直接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创作与发展，促成追寻“审美超越”的中国美学精神的形成。诚然，中国艺术往往强调“文”与“质”的双轨并置：一方面重视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强调语言与技巧的探索；一方面又反对浮艳之空文，对那些脱离实际、徒尚虚华的作品嗤之以鼻，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尽管两者皆被看重，但受先秦诸子的影响，“质如皮，文如毛”的认识始终占有上风。“质”作为内容层，是艺术的第一性；“文”作为形式层，是艺术的第二性。两者对立统一且主次分明，形成了主流的艺术审美认知。

中国电影同样依循中国美学精神，追寻“审美超越”的影像之道。中国电影人很早就意识到电影的语言之美，认为“电影是件包含最广、魔力最大的东西，在美术上论起来，电影除了音的美之外，无论‘色彩’的美，‘线条’的美，‘动作’的美，统言之，无论‘天然’的美，‘人造’的美，都能在银幕上有调有序地表现出来”。软性电影论者更是主张发挥电影“奇特的表现法、创造的描写手段” ，认为电影“离开了它原来的本质，变成了只有畸形的凶恶的灵魂，而没有美丽的肌肤的怪物”。尽管如此，中国电影在整体上并没有彻底沦为只注重形式的游戏，而是始终重视对“道”的承载，强调电影的媒介效果，重视其“审美超越”的价值，使之表现出反复言说无形之道的叙事意图。这也与中国传统文质兼备的文化需求相一致。

（一）家庭伦理

传统中国的社会伦理中，存在着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伦理——家庭伦理。可以说，“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尽人皆知”。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育组织，还是一个由血缘维系的，涵盖了政治、经济等功能，承载着情感、记忆、思想的社会存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价值的沿袭，尤其是建立在道德情感基础上的家庭价值观的沿袭。中国电影常常寓教于“影”，以影像的方式传达家庭伦理观念。譬如，《孤儿救祖记》（1923年）在聚焦一个家庭曲折遭遇的同时，体现了传统的儒道美德和团圆美满的亲情伦理观念，饱含中国“悲喜相宜”的审美内涵与“团圆美满”的价值取向。

自《孤儿救祖记》开始，这类题材的中国电影便将伦理精神和家族文化深深地镌刻其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影像叙事旨趣，显现出家庭伦理的叙事审美倾向。从《故都春梦》（1930年）、《姊妹花》（1934年）、《太太万岁》（1947年）、《中华女儿》（1949年）到《喜盈门》（1981年）、《人生》（1984年），再到《喜宴》（1993年）、《那山那人那狗》（1999年）、《海洋天堂》（2010年），直至近几年的《地久天长》（2019年）、《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年）、《你好，李焕英》（2021年）、《脐带》（2022年）等，这些电影总是立足于家庭的悲欢离合，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人伦亲情。其中，《脐带》讲述了儿子带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寻找“家园”的故事，阐释了儿子与母亲之间难以切断的脐带关系，重新审视了家庭伦理的时代意义与生命内涵。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的枷锁已然松绑、绝对的父权开始退位、新的时代命题陆续显现，但以家庭为核心、以道德为牵引、以团圆为结局的叙事模式已然成型，成为中国电影的典型叙事范式和表达路径。

（二）社会伦理

在家庭伦理之上，则是能够显现出群体价值与集体意志的社会伦理观念。作为“入世”的现世哲学，社会伦理观念始终影响着国人的处世观念与社会认知，继而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审美意识，成为传统艺术的叙事指向。中国电影袭承了中国美学的超越精神，表现出寓教于“影”的整体叙事倾向，显现出“总天下之心”的社会伦理旨趣。在早期的电影人看来，“中国的文化是重信义，尚和平，讲仁爱……电影便应运用这种材料，表现于民众面前，加强他们的信仰，引起他们的感慕，显露民族的优点”。追溯起来，早期中国电影表现出“教化社会”“表现人生”“教育人生”的思潮，是与传统中国重视人伦精神的观念一脉相承的。早期电影创作者以“良心主义”为尺度，在作品中显现出“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这在《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松花江上》（1947年）、《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万家灯火》（1948年）等影片中皆可显现。其中，《万家灯火》作为呈现了一个时代发展缩影的电影，以普通家庭的生活状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展现出现实的窘境，也以彼此“靠得更近些”的伦理温情进行心灵补偿，让人感受到“温暖真切的人情味”。

中国电影时常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其中。谢晋电影更是极具社会伦理意识，成为集中反映中国电影审美内涵与伦理之美的典型存在：《舞台姐妹》（1964年）闪烁着普通百姓之间相互慰藉、彼此关怀的人性光芒；《天云山传奇》（1981年）、《牧马人》（1982年）、《芙蓉镇》（1987年）显现出平凡世界中人物的理想人性与道德光芒。这些影片以特殊的时代为背景，具有一种深层的社会伦理式的审美尺度。时至今日，中国电影依旧重视人伦意志，闪耀着真与善的光芒：《流浪地球》（2019年）呈现保卫家园，演绎团结与牺牲的精神；《满江红》（2023年）展现匡扶正义，阐释忠诚与礼义的道义；《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023年）体现守护正义与家国的理念……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社会伦理观念成为评判善、恶的尺度，同时，它们作为国人的审美标准之一，始终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叙事旨趣与价值表述。

（三）自然伦理

如果说儒家形塑出“入世”的理想价值，并以君子人格规训“内”（家庭）与“外”（社会）的伦理认知，那么道家则建构了“出世”的价值体系，并以“道法自然”为法度指向自然伦理的确认。两者直接参与传统中国对于美的判断与感知。后者更是作用于传统中国的艺术创作，使之显现出浑然天成、生气周流、返璞归真的生命境界。这不仅关系着艺术创造的方法与对象，也决定了艺术的价值旨趣与内在品格。中国艺术“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凝聚着中国人对生命本体与价值观念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中国电影的所载之“道”亦与之密切相关，显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旨趣，以及重视生命秩序、崇尚返璞归真的自然精神。

中国电影向来不缺乏对于自然伦理的审美表达。早期中国电影中的自然“被纳入了重视道德教化的话语体系”，《狂流》（1933年）、《春蚕》（1933年）、《丰年》（1933年）等影片中的自然景观成为与现代化都市相对立的存在，隐含着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这些影片的自然景观里集中显现出农民群体的生活图景，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电影作品同样显现出自然伦理化的倾向，无论是《万水千山》（1960年）、《英雄儿女》（1964年），还是《春苗》（1975年）、《金光大道》（1975年），都以自然比德人物，表现出彼时的电影人建设山水、重整河山的理想愿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自然景观则呈现出文化性的一面，《黄土地》（1984年）、《青春祭》（1985年）、《野山》（1986年）、《孩子王》（1987年）、《红高粱》（1988年）等影片身上皆裹挟着本土意识与文化传统，它们在凸显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充满着重新审视文化价值的力量。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对自然伦理的阐释未曾断流，并且更为多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对游牧生活的礼赞，透露出对生态文明破坏的哀叹；《冈仁波齐》（2015年）对朝圣之路的关注，显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追求；《阿拉姜色》（2018年）对藏地民俗的展示，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命真谛；《草木人间》（2023年）对人物命运的捕捉，揭示出人生与自然的微妙呼应关系。不言而喻，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关乎伦理。孔子和老庄所代表的儒道两家可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两者都“试图建构人的现世伦理哲学，或与社会伦理相洽，或与自然伦理相洽”。事实上，伦理哲学是中国传统的一条根脉。作为中国艺术的审美超越，它成为中国艺术建构美、生发美、体验美的重要一环，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既“入世”又“出世”的人间情怀。中国电影依循中国美学的精神，追寻“审美超越”的影像之道，并转化为一种寓教于“影”的伦理趣味，试图达成求真、兼善、言文的内在统一。

结 语

中国美学精神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产生与价值尺度确定，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源与原动力。事实上，中国各门类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这些相同或相通之处，往往与中国美学精神的基础思维密切联系。在电影美学家巴拉兹看来，“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诚然，美具有文化的典型性。中国电影的影像品格更是与中国美学精神密切相关，它关系着中国电影的审美认知，更决定了中国电影的方法实践。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美学精神的内涵，才能了解中国审美的文化密码，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创作出更具民族风格和审美风貌的电影。

作者简介：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丁明，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