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艺术学理论互鉴认识的新视域

“文明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汲取历史智慧，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共识。中外历史清楚地表明，文明互鉴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

回顾历史来看，艺术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亦是印证的体现。艺术学在20世纪初叶被引入国内并很快形成传播与接受之势，可以说艺术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处于中西文明互鉴认识过程中得以推进的。如若深究其经历的路径，则是在接受西学传播过程中衍生发展起来的，其中有着缘起、互鉴和形成的多元过程。起初，缘于德国的艺术学被引入国内，主要是作为推动新学教育师范学校课程的选用教材，即俞寄凡译介的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一书，此书当年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师范系列教材丛书之一种。1922年黑田鹏信的著述作为德国艺术学的转介在中国出版，与德国艺术学的出现仅相差16年，表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学术新思潮的敏锐接受。因此，俞寄凡译介此书的出版时间或可视为中国引入西方艺术学的发轫之年。近代西学东渐是以甲午战争为界，前期则以西书中译为主，后期逐渐转向日文中译，并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至于日文中译作为西学东传的一种捷径，这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即选择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式西学加以汲取，号称“西学为用”。于是，甲午战争之后，我国知识界深入总结了早期西学传播的局限性，并参考近代日本成功吸收西学的经验，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西学传播路径，即以日本为中介，转译和汲取西学知识。这类教材或书籍在译介过程中，所谓编译就体现出这一时期明确的互鉴观念。比如，俞寄凡所译的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始终强调艺术学研究中的一般性意义，即“一般艺术学”，这虽说是舶来品的概念，是由日本“移植”到中国的一个概念，但经过衍化注入了中国语义的有效译介，使之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认识艺术学及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是20世纪初建构中国现代艺术学的重要举措。

此后，借助西学译介之势，国内学术界开始寻求有别于中国传统艺术思想认知方式的艺术理论、艺术品鉴、艺术批评及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如宗白华于1925年自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开设“艺术学”讲座，留下《艺术学》和《艺术学（讲演）》两篇讲稿可为佐证。其中，不仅清晰解读了德国艺术学的学理路径，还结合中国传统艺术思想，提出了“艺术意境”理论，推进了王国维的“境界说”，被誉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学的奠基人。又如，另一位重要奠基人马采，是中国现当代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40年代他撰写了《黑格尔美学辩证法》《论艺术理念的发展》等六篇艺术学散论，提出“鉴赏便是创作，创作便是鉴赏”的观点，被称为“马氏美学辩证法”。40年代后期，马采从德国观念论美学转向李普斯的审美移情说，发表了《释移感》《论美——从移感说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并将李普斯的“生命感情”与中国画学“六法论”中的“气韵生动”联系起来，用一种跨学科的观点开展对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中国美艺讲演录》《顾恺之研究》《王维研究》《孔子与音乐》等论著。同时，他还根据20世纪初国外学者的理论，提出应深入研究艺术学，将美学与艺术学区别开来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其观点鲜明，阐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形成了艺术学理论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多位艺术学传播者及其著述中关涉中西文明互鉴的阐述值得关注。如张泽厚1933年出版的《艺术学大纲》是国人首部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思路的艺术学专著，将艺术学归入文化形态考察；陈中凡1943年发表《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提出艺术科学（Science of art）是艺术研究的基础，强调艺术学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此后，“艺术科学”概念被广泛用于国内艺术研究领域。艺术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也契合了中国近代人文学科现代转型的需求，展现了中西文明互鉴的交流与碰撞，以及中国艺术学理论在吸收外来思想时的独特创新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下形成了中国艺术学发展的特有路线，具备接受与独特的学术品格。而这一点也正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术特色。诸如，学术思想史研究亦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发轫，以章炳麟、钱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用现代学术视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开始将学术思想史研究与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在此背景下形成中国艺术学，可谓是“西传中融”“中学自立”，即中国艺术学的形成是以西学为研究方法基础，以中学为学科阐释指向。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并融合了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与艺术学的思想脉络，因此本土化进程中自然融入了西方古典艺术哲学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故而中国艺术学学科建构始终体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中国艺术学在文明互鉴中发展，基础理论、交叉理论、应用理论和分支理论研究已成型，具有中西合璧特征。新版学科目录调整后，须充实研究内涵与外延，涵盖史论评管传研究，揭示艺术学规律，推进跨界融合，如艺术考古学、艺术人类学、艺术伦理学等等。总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艺术学也关注到域外比较研究，其富有活力与潜力的学科，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当然，中国艺术学百余年发展取得的成绩，其理论和方法多源于西学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学东渐”再次全面影响中国学术界，艺术学界亦不例外，西学为主体的认识论持续高涨，学术思潮、观念及方法形成匹配的学术架构。当今艺术学理论研究出现的种种迹象值得反思与再认识。

问题一，“国际接轨”这是过往被议论的学术核心话题，从学术评价到评价体系的建构这样的认识已成为共识，唯“国际化”为引导学界追逐的目标。其遵照执行的方式均参照“国际化”标准，如QS排名、SCI和SSCI索引位列排名等等，这些措施虽有助于阶段性提升学术亮眼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要知道“国际化”评价标准并非中立，多少都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和功利性，甚至远离本土、远离现实，这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况且，在过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文艺术研究热衷“国际化”所凸显的西方价值观也十分明显，无论是在话语、概念、术语，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依赖遵循西方范式，这必然带有西方学术的“主体性”色彩。要知道过分迷信“国际化”也会被异化甚而反噬，从而使我们步入西方学术后尘而难以自醒，难以自拔。相比自然科学而言，人文艺术学科的研究应该更具主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和现实性，其复杂性远非“国际化”标准所能包容。毫不客气地说，“国际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我们自己人文艺术研究的自主性、自信性和自强性。我们的研究想要拓展自身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深度，是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学术的研究视野和路径，必须在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纳入自主性。应从关注研究问题的本土性、原创性、深刻性和现实性出发，而不只是以研究路径和方法等技术路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由此，人文艺术研究应确立“自主、自觉、自为”的主张，强调母语表达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及自主知识的支撑力，以体现自身文化艺术传承的公信度。

问题二，“理论旅行”异化现象，是中国学界以及艺术学界中比较普遍的存在。诸如，西方学术观念建构的学术和话语体系冲减了对本土问题研究的现实效应。诚如，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解释，描述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并特指东方理论进入西方后演变为“西方化”的过程。一度时间里，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大量借助西方学术观念，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西方理论及研究范式，甚至挪用其研究框架与路径结构，形成“西方化”倾向，表现为研究思路与方法、理论框架与阐述，研究立论与求证，均以西方为参照，实现对接。其罗列域外理论模型比比皆是，全盘照收西方艺术思潮，导致理论失语症和强制阐释等问题突出。换言之，即便是西方理论被本土化转介，也常常因文本不兼容而产生分歧。因此，需要警惕“理论旅行”效应，避免冲减本土问题研究，的确具有现实意义。话说回来，理论传播与学术发展，是必定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情境的，脱离本土认知，逃离探究和解决本土现实问题，其理论终究将在旅行中消亡。萨义德提出“理论旅行”旨在为现代学术提供跨学科新思路，而非强制理论的变异与再变异。在理论借鉴与传播过程中，须守正创新，结合本土实际，表现出鲜明特点，避免盲目为西方理论寻找栖息地。

随着对西方理论的深入理解与批判性思考，中国学术界正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将西方理论话语转化为既能彰显民族特色，又能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理论话语。中西艺术学理论互鉴须以适应中国现实需要为准绳，既要保持开放包容，又要坚持中国特色与实际需求相结合。同时，须培养崇敬学术的求实精神，以开放态度审视和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凸显当代理论的融合性。特别是针对中西艺术学理论互鉴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我们需要确立再审视和再认识的立场，这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局限性进行批判性反思，关注西方艺术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的分析。

三、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再探究

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与发展需明确“三大体系”的建设目标，充实中国特色人文艺术学科的核心价值，避免过度西方化。学科建设、学术建构与话语采纳的基本落脚点应是中国化的，以解决中国人文艺术问题为主体，体现“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的宗旨。学科体系建设需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利益形成合理布局，突出本土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稳定与变动的统一中推进其生长。学术体系建构则是“三大体系”建设的中间环节，涉及研究对象、研究目标、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及分支学科相互照应的关系，构成对学科学术研究的强力支撑。话语体系的采纳体现学术前沿的活力度，代表研究立场与导向，触及研究成果的事实评判，须通过理论话语传达来呈现，实现学科任务与目标，满足当前及长远研究的需求。这三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进言之，“三大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体现有中国特色的人文艺术学科的发展规划。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发展将会严重滞后，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困境。事实上，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问题，近些年时时被提及。比如，2022年笔者参与的全国艺术学名词审定工作，就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起初我们推荐300余条名词，可刚一发布就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怎么就没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名词体现呢？的确，问题就出在采纳采信知识资源主要是西学知识库中的条目，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大家习惯所致。西方艺术名词可谓林林总总、数量繁多，对于理解当代艺术观念、知识体系和现实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这些术语及其包含的思想精髓都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对艺术探索理性凝练的成果，积淀着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智慧，反映出艺术精神及理性思索的深度与广度。同样，译介到国内后需重新释义，涉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翻译互动与传播。名词定义的理论基础具有国际性、广泛性和交互性，如何对外来艺术学名词进行释义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须将研究视野从艺术认知、语言表达拓展到世界文化及多学科整合。此外，还须从国内拓展到世界，重视中外语言符号转换及国际学术话语引入过程中的文化与艺术内涵真实传递的问题。名词定名须确保规范，定义须有学科发展意识，二者均须科学、规范的整合性学科知识，形成系统规范。

质言之，名词定义的背后，其实正是反映学术与学科发展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名词一起呈现在其语言、文化、传统、思想和观念上。例如，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文与道概念，是文质并重，这可以从儒家经典著述中找出许多根据，尤其是文与道所体现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包括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核心。究其根源在于其形成的历史悠久且脉络清晰，早在战国时期《荀子》中已初见端倪。有研究文献统计，关于“道”字，在其中涉及高达数百次，其中有32篇言论，均有对“道”进行的思想阐发。荀子要求文艺要符合“道”，论道“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认为文艺创作的归旨具有“明道”的意义。而后，汉人杨雄崇尚道之自然，曹丕提出“文以载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进一步明确“文而明道”的思想，强调“道”通过“文”显现。术语一般具有系统性、单义性、定义性等特征，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文与道”或“文以载道”作为艺术学名词定义，须命题判断，不能抛弃其阐述儒家处理客观规律的原则，其传播与赓续价值形成中华文化认知世界的基本观点，强调概念的辩证、释义、延伸等术语意义。语言术语的学术性、社会实践性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基础，先贤提炼的概念赋予术语学术传承的力量与意义。

最近，在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编制建立中国自主人文学科评价体系中，这类问题已经被高度关注，尤其强调学科、学术和话语的自主性，要求借鉴域外学术思想时做到“丝滑嵌入”，引证与佐证贴切合理，针对性明确。呼吁逐步破除“以西律中”的现象，转变言必西学为模板的研究架构，高度重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性”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仅是对古今艺术理论的全面梳理与融会贯通，更是将古典艺术理论与当代理论有机结合，实现思维方式与话语表达的衔接，使古典理论有效参与当代艺术理论体系之构建。

从理论实践的角度看来，“当代性”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体系建构中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其意义在于深化古典理论的阐释，重塑其现实传承价值。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须剖析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形态的内在规律，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性，并关注艺术的时代特征。具体到艺术分析，应尽量运用中国传统艺术概念和语言，以中国人熟悉的形式解读艺术现象。同时，当今艺术的多元化形态已突破传统艺术认识论的价值边界。由此可见，在艺术学体系建设中，既要传承民族性，又要以创新思维赋予其“当代性”，这正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的关键所在。

自然，“三大体系”建设还须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因其提供了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把握艺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新时代背景下，艺术学理论应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创新发展。纵观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从新世纪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应对文化艺术思想发展上各种挑战的坚强后盾。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立足中国当代现实需求，是首要任务。同时，须立足中国传统，坚持中国本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发展潜力与时代特色，梳理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概念，尤其是核心艺术话语，回应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需求。

再者，要贯彻“两个结合”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双向互动，促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提出的“两个结合”确有深意，这触及了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严峻课题。对此，文艺理论家仲呈祥解释说，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要做到“两有”，即“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还必须实行“两与”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此实现传统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宗旨和目标，是被新时代文化建设和艺术实践反复印证了的真理。故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展现出更加深沉的历史魅力，让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培育出的富有中华文明独特意味的文化艺术价值，延续发展出独特的精神境界，在不断整合、融合、创新、升华中长盛不衰，以此推进艺术学理论创新体系的深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