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不同于特定框架中的艺术作品，不能以一般审美对象视之，而应将其理解为审美体系，即将其审美经验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整合。在现代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审美体系虽然已经式微、瓦解，但根脉未断、底色未改，艺术乡建应不断反思其介入方式，协调当代艺术理念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张力。在艺术乡建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张力问题，也逐渐对介入方式予以调整、修正，总体呈现为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从强姿态到弱姿态、从实验场到生活场、从断裂到连续、从主导到协商的变化。不仅于此，还应积极构建既能体现本土审美体系主体性、自主性，又能发挥艺术乡建引领性的相处之道。艺术乡建可考虑与本土表达协商共同议题，如教育、养老、生态、环境等，以本土审美体系自身开放性为切口，共创共生一种关切着乡村生存发展的新的乡村艺术形态。

所谓“艺术乡建”，特指秉持当代艺术理念的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通过在地化的艺术实验重构乡村之美，激发乡土文明的现代价值。就其本质而言，艺术乡建乃是一种审美介入。不管是强介入，还是弱介入，如何“介入”一直是艺术乡建实践的核心问题，也是艺术乡建研究领域讨论、反思、批判的焦点问题。对“介入”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其所暗含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现代文明的优越感、改造性思维对乡村主体性的遮蔽等议题展开。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介入的立场、态度、价值观、方法可能造成艺术乡建与本土文化的紧张关系，对乡村传统延续与现代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尽管意识到当代艺术观念与乡土文化的颉颃，但并没有看到这是两种审美体系及其观念与话语的冲突，未能在美学层面深入考察当代艺术的美学观念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张力，切实地思考其纾解之道。

一、现代社会中的本土审美体系

自18世纪以来，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观念逐渐被接受，人们普遍认为，审美具有超越性，“艺术乃是突破人们日常生活范围的企图，它致力去发现、认定、把握那些我们觉其存在，但不如此我们便不知如何去把握的事物”。当艺术与日常生活相区隔、对立的时候，作为乡村生活文化的种种审美形态就会被有意无意地贬抑、忽视。而人类学家则认为，“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社会都会使用艺术来象征性地表达他们文化中的每一部分……艺术表现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不单是特殊的、被称为‘艺术家’的那类人才可从事艺术。……简言之，所有的民族都进行艺术表现，即创造性地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以解释、理解和庆祝甚至享受生活”。这也就是说，美的艺术、审美自律只是西方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任何民族都可能有其本土美学以及相应的艺术观念。本土美学大多有其体系性，方李莉称之为“文化团块”，认为里面有着“神经网络”，如果切断了也就没有了灵魂，要将对象放在网络的意义世界里理解。毫无疑问，中国乡村社会也有其本土美学，且具有体系性，对此，笔者认为史蒂文·莱乌托尔德的“审美体系”理论与方法可予以一定的阐释。

在《本土美学》一书中，美国学者史蒂文·莱乌托尔德提出了“审美体系”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包含着一种新的美学思想与方法，其要义在于将审美研究从“对象”转向“系统”，即“从一种面向对象的美学转向面向系统的美学，而不是局囿于‘艺术’这个概念在传统意义上所涵盖的范畴”，“审美系统研究方法力图调适美学与其它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将审美经验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整合”，“关注行为与力量，以及知识结构和意义系统”，强调审美与诸社会系统的关联，关注审美的情境性、群体性与认同性。简言之，将美视为体系性、关系性的存在与建构，而非特定“框架”中的对象。格尔茨等人类学家也曾提出类似的观念，主张将艺术、审美把握为一种“文化系统”，认为“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其实，如此而来的定义就算不是寥若晨星，也是相当少见的。‘美的力量’（无论它是任何一种技艺的产品或表现为任何一种形式）这个单纯的现象所提出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它安放在其他各种社会行动之模式中，如何将它含括到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面”。

中国乡村社会的审美体系是一种本土的审美体系。一般来说，本土审美体系扎根于“传统”“社群”与“日常”，既是历史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也是群体日常生活的意义表达。其一，“传统”意味着本土美学不刻意强调创新，而是具有源远流长的审美延续性。本土审美在某种程度上从未超出被给定的历史。从节日庆典、民间艺术到人生礼仪等，基本都具有代代相承性，尽管有新的审美元素融入，但传统的历史文化仍起着基础性的框架作用。传统或历史不是本土审美的负担累赘，相反，是其赖以存在发展的资源。究其原因，“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本土审美体系深度嵌入且形成于传统历史生活，本质上是安排、指导生活的一套实用性美学系统。其二，“社群”指涉着本土审美体系以认同与共享为内在追求，而非以自我表现为动力。在西方，“自由主义将自我进行了一种非历史化的处理。自我成为了独立存在、独立发展和独立完善的存在者”。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自我并不是社会文化的关键词，“在儒、释、道交融并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中，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抑制’‘自我舍弃’‘自我消解’‘自我牺牲’的‘精神性’”。关系交往、人伦秩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不管是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还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都揭示了这一点。相较于城市，乡村社会拥有着更为完整的、更多的传统社群组织，本土审美体系的社群性土壤还在。本土审美体系指向认同性审美，社群通过周期性、节律性的本土仪式或习俗等审美符号共享着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以塑造文化共同体。“审美认同是艺术类型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结盟，通过审美认同，群体就意识到某种艺术类型是代表了‘我们的’或者‘他们的’艺术、音乐和文学。于是，艺术类型的边界就变成了社会的边界。”其三，“日常”表明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的连续性。本土审美体系立足于本土日常之中，这是统合了历史、传统与社群的生活语境。审美的体系性意味着审美与生活是不分的、互融的、连贯的，审美内嵌于一整套社会生活模式之中，“审美体系涵盖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问候习俗到食物准备、社区组织以及宗教仪式等，它们都比‘艺术’这个术语通常被认为所包含的内容宽广得多”。审美根植于广阔的民间文化系统与地方系统中，并不存在脱离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审美经验。进言之，本土审美体系附着于乡村生活有机体，并不设置另外的审美空间，也无需审美判断，乃是一种可直接感知、体验的生活。审美人类学一直致力于突破精英主义美学观念，阐述本土日常审美经验。本土审美活动从未从生活中“逃逸”，也未曾高于日常生活，本土民众欣赏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以及祖祖辈辈的生活记忆。美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是同一的，事实上一旦背离了生活的逻辑，本土审美也就难以存在了。

一言以蔽之，本土审美体系强调审美的关系性与功能性，以系统性思维理解本土的美学形态，建基在本土生活模式的连续性、整体性、原生性经验，包括本土的审美意识与观念、审美经验与审美表达等多个层次。长期以来，在西方美学、城市话语的贬抑下，本土的美学形态或被淹没或被认为是不成体系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这其实是缺少对于民众生活的了解，忽视了民众的审美自觉性与审美能动性。本土有着自觉的审美意识，也有其系统的审美表达，并形成了独具地方性的审美经验，这些共同汇聚成了本土美学。在代代延续的生活系统中，民众不仅懂得何为美，而且能够基于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去表现美、传承美，美并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而是民众生动具象的礼俗生活。正如向丽所说，“乡村不只是实体空间，而是生存空间、思想空间和审美空间叠合共生的复合型文化生态系统”。传统乡土社会早已形成了完整的“本土审美体系”，有着自身的一套美学逻辑。徐国源将其称之为“乡土的逻辑”，认为讨论民间审美文化必须从乡土地理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进入才能找到“真谛”。一些扎根于乡村田野的学者早就意识到艺术与社会生活模式的关联，张士闪考察乡民艺术时指出“村落文化系由多种文化象征符号组成，并外显为村落生活常景与村民内部知识”；周星也以各地灯俗为例提出“首先应该从它们在各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功能与意义去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基于“中国文化基因、中国乡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去深入理解把握本土审美体系。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本土审美体系经历着剧烈冲击，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地方与国家等多重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甚至瓦解、消散。这是现代性逻辑的结果——现代性意味着同质化、普遍化，致力于消除地方、抹杀特殊、制造边缘。然而，吊诡的是，现代性全球化不仅没有完全消灭地方，反而激发了本土意识，促进了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本土身份的反思与本土文化的认同。对此，姚文放早就指出，“全球化浪潮的袭来恰恰激起了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使之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表现出对于本土文明的崇尚和固守”。全球与地方并不是简单的同化与被同化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构建的复杂双向关系，即“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与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相互渗透”，罗伯特·罗兰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本土性在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重新审视自身、重塑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被强调与放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文明的他者凝视又使得本土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感。基于启蒙主义、进步主义的“文明”往往预设了落后与先进之分，即西方高于非西方、城市高于乡村。正如亨廷顿所批判的那样，“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对本土文化的“凝视”往往带着文化优越感以及现代文明的刻板印象与偏见，视本土文化为劣等的或落后的。这就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在面对作为主流、中心的现代文明时容易文化自卑、自我矮化，甚至在现代文化同化的压力下被迫或主动放弃自己的传统与习俗，以适应主流文化的标准。此外，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国家意识形态会以现代文明为旗帜对本土文化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为了促进社会整合，建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当本土的生活模式、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国家倾向于选择标榜进步的现代文明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主流文明的价值观，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以“文明”的名义规范、改造、提升。无疑，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本土的自卑与自否。

然而，现代社会的本土审美体系虽看起来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审美体系完全不起作用了。在中国当代乡村社会，本土审美体系在吸纳外来文化元素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走向一种混杂型文化，其遵循传统、塑造社群、融于日常的基本逻辑并未有实质性的更改。也就是说，其内在根脉未断，仍然深层次地影响着乡村社会。如果不把握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强势的现代文明为何在乡村社会有时会“失灵”，也就无法理解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

作者简介：

季中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张  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