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持续加剧着人类知识的离心运动和人类记忆的遗忘过程，在此之际，数字文化遗产发挥着整合人类知识、守护人类记忆的重要枢纽作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性和数字载体共同具有普适、关联、承载、耐时四种效应，是不同文化主体实现深层交流和持久互鉴的保障因素。剖析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及其与数字语言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数字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互鉴潜质和文化拾遗功能。

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明显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有力提升了人类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骤然加剧了人类知识的离心运动和人类记忆的遗忘过程。为此，身处信息时代的人类需要积极致力于知识的整合与记忆的守护，以制衡上述负面效应。

数字文化遗产事业，以其在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两个维度上具有的显著关联效应，具有如上所说的反向制衡作用。以历时眼光看，“遗产”维系的传统与“数字”维系的当下在此融为一体；以共时眼光看，“文化”所维系的多样性、差异性、分散性，可借助数字技术提供的机遇实现共享、联结和交流。可以说，数字文化遗产在人类整合知识、守护记忆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对此，也可以从文明互鉴和文化拾遗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数字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互鉴潜质

数字文化遗产以“数字语言”，或称“计算机语言”为载体，这种语言具有逻辑化、抽象化、标准化等特性。以数字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可以跨越空间障碍、学科壁垒、载体差异等现实问题而得以共享。共享，是实现深层交流和持久互鉴的保障因素，但从实现共享到实现交流互鉴，还存在距离，也需要条件。交流互鉴需以理解为前提，当涉及不同文化主体时尤其如此，因为存在语言、文字、民族性格、社会习俗、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理解过程中会造成隔阂。而文化遗产普遍具有的艺术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隔阂。因此，剖析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及其与数字语言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数字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互鉴潜质。

（一）文明互鉴的内在潜质：艺术的特性及其效应

美国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其11卷本（共15册）巨著《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也译作《世界文明史》）中论证了艺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渗透性。杜兰特在开篇写道：“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①杜兰特归纳的上述四点，是最具核心地位的文明要素，是显现于无穷纷杂的文化现象之中的四种因子、导向和驱动力。继而，杜兰特把艺术列为了文明的心理条件（与文学、科学并列），认为它反映了人类对美感和美妙事物的追求：“艺术的出现是由人们从事美化事物而开始。”②在对“文明”一词做补充定义时，他说：“‘文明’一词在本书中解释为：社会的组织和文化的活动。就内容来说，意为实际的习俗与艺术或民族的体制、习惯和艺术的总和。”③杜兰特还明确点出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广泛渗透性：“艺术是美的创作，它以一种近似美丽与崇高的形式表现出一种思想或感触，进而唤起男女双方原始的喜悦。这种思想可能在生活的每个旨趣上俯拾可得，这份感触也可能在生活急流的起伏中呈现。”④杜兰特关于文明诞生条件的论述，尤其是将艺术视为文明心理条件的见解，深刻表明了文化遗产何以普遍具有艺术性。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心理是一种不仅存在于个体之中（个人心理），也存在于群体之中（社会心理）的内在动因。这一动因发显于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之中，发挥着协调、装饰、促进甚至支配的作用。小到个人的发型、妆容、服饰、仪态、谈吐、举止、才艺、居住环境、生活器具，大到一个族群或国家的语言、文字、饮食、服装、建筑、城市、习俗、节日、社交（邦交）礼仪、社会风尚、名胜古迹、宗教文化等，都有艺术的施展空间。

相比于经济、政治、伦理、知识（科学从属其中）等其他文明因素而言，艺术是最能与个体亲近也能造福社会、最能唤起感性愉悦体验也能融入理性智慧的一个。艺术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的渗透性参与，以及它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发挥的辐射性关联效应，共同赋予了它对人类文化记忆的强大承载能力。

文化遗产学者经常论及文化遗产的艺术性⑤，由此确认了艺术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广泛渗透性——如民族传统中的歌舞、曲艺、手工艺、舞蹈、服饰、建筑；青铜器、玉器、陶器、漆器上的铭文和图案；建筑物、遗址、岩穴、坟墓中的壁画、雕塑、工艺品；书面文献中的书法、绘画、篆刻等。文化遗产普遍具有的艺术性，赋予艺术文化遗产——它本身就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的重要性。艺术文化遗产的特性，取决于艺术自身的特性，尤其是它的直观感受性、互动交流性、文化渗透性和审美现时性，这四种特性分别赋予了艺术及其数字载体以普适、关联、承载、耐时四种效应。

1. 直观感受性与普适效应

艺术的直观感受性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艺术的古老性或原始性，即在人脑尚未得到良好发育、智力水平不高的年代，原始艺术就已成为先民与其同类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或许直接造就了它的直观感受性，因为若非如此，原始艺术就很难发挥交流的用途。骆小所在《艺术语言学》中论证了艺术思维与原始思维之间的惊人一致性，尤其是二者对具体形象、直观感受、感情联想的高度依赖，这与注重概念推演、逻辑关系、理智联想的现代思维相去甚远⑦。

“艺术无国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张，该主张常被如下三种论调所声援：其一指向艺术的价值，认为优秀艺术品的价值可以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受众广泛认同。其二指向艺术的语言，认为艺术的语言是一种不必借助于翻译便能完成表达、实现交流的“世界通用语”⑧。其三指向艺术的效应，认为艺术因包含对普遍人性的体现而能够在全人类范围内引发愉悦、共情和感动。关于艺术效应的普遍性，已有许多论说。法国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 arta）中将艺术视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途径之一（与科学并列），并认为“人在艺术上表现基本原因与基本规律的时候，不用大众无法了解而只有专家懂得的枯燥的定义，而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通的人的感官与感情。艺术就有这一个特点，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把最高级的内容传达给大众”⑨。俄国小说家、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在《艺术论》（What is Art?）中论及艺术具有“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特性”时，也强调说这得益于艺术具有的直接感性力量：艺术是追求幸福者“必需的一种交际手法，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⑩，“它不应当传达只有接受过某种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的情感，或只有贵族、商人，或只有俄国人、日本人，或只有天主教徒，或佛教徒才能理解的情感，它所传达的情感应当能够为每一个人所理解”⑪。丹纳所说“诉之于最普通的人的感官与感情”，以及托尔斯泰所说“能够为每一个人所理解”的情感，实际上都指艺术语言的直接感性效力。

2. 互动交流性与关联效应

艺术的互动交流性既存在于人类之间，也存在于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与外部世界（不论自然界还是超自然界）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蒂欧（Alain Badiou）将艺术、科学、政治、爱视为人类探索世界真理的四种方式，并认为艺术对真理的呈现具有“内在性”（immanence）和“独一性”⑫（singularity）：前者意指艺术具有内置于自身的真理性，而不是对其他真理——例如通常所说的哲学真理的反映或表现；后者意指艺术所呈现的，是与人类通过政治、科学、爱这些真理途径所不能获得的“艺术真理”，是经由感知而获得的感性真谛⑬。墨西哥作曲家、音乐批评家卡洛斯·查韦斯（Carlos Chávez）则探讨了艺术在人类之间的交流中发挥的重要意义。查韦斯认为，人类所兼有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相应地催生了人的“利己之心”和“利他之心”，也相应地培育了“自我表达”和“彼此交流”这两种愿望⑭。前者可以使自己被别人理解，后者则可以理解别人，二者相辅相成，印证了人既渴望独处，也渴望社交的双重本性。

自然和超自然时常作为艺术的灵感来源和表现主题，艺术也时常作为人类与超自然对象进行沟通的媒介，被用于祭祀或崇拜。艺术中的许多结构原则、审美理念、表现趣味和操作程序都受益于大自然的启迪，艺术家在其艺术创造中对时间、空间、自然秩序、生命规律、天人关系、永恒存在等问题的思考，无不是人与世界交流的见证。互动交流性赋予了艺术以广泛的关联效应，使它成为布设在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张巨网，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人与人、人与世界彼此联结、交互感应。

3. 文化渗透性与承载效应

由艺术辐射而成的关联性网络，是一个具有强大承载力的庞大信息网络，这种承载力既得益于艺术的悠久历史，也得益于它在人类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艺术回应着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审美需求，是技艺、智识、心灵的结晶化显现，也是美好人性的物化呈现，更因具有直观可感的优势，故而在众多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都渗透着艺术元素。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人类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的承载效应也体现在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艺术视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在表征或具体化表现:

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个方面——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印记。⑮

对于黑格尔列出的宗教、政体、道德、法律、习俗、科学、艺术、技术这8个方面，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喻之为从民族精神这一“轮毂”上生出的“八根辐条”，并说“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轴心。换言之，无论从轮子外周的哪一部分出发向内格移动去寻找其本质，最终都将达到同样的中心点”⑯。

民族精神会在一个民族的艺术行为中发显，这一见解确证了艺术行为的文化承载效应，以及艺术文化遗产所包含的身份认同。这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遗产承载着该民族的“族性基因”。贡布里希在论述博物馆属性时所引法国古物收藏家凯吕斯伯爵（Count de Caylus）写于《古物文集》（Recueil d' Antiquites, 6vols.）第二卷开篇的话语，也表达了这层意思：

艺术会带有孕育它的民族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它的临盆期、婴儿期、生长期和成熟期。我们能从一个民族留下的书籍上看出，同样也能从这个民族留下的雕塑绘画上看出该民族的精神、风格、习惯和思想的变化……⑱

艺术的文化承载效应引起了文化遗产学者的重视，甚至被视为认定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参考因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界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时明确提到，从历史、艺术、科学、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上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⑲。与此相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在提及世界“非遗”名录的遴选标准时也提到：“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字角度看，具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⑳

4. 审美现时性与耐时效应

艺术的审美现时性㉑通常是指往昔的艺术品仍能带给今人以审美愉悦感，也就是说，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这一概念虽然密切关联着艺术史，但并不是艺术史的专有问题。审美现时性与奥地利历史学家里格尔（Alois Riegl）所说的“艺术意志”和“艺术价值的开放性”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前者是制约艺术现象的内在根本要素，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演变，因而会在不同时代塑造出不同的审美观念；后者是指对于价值的评判无法做到一劳永逸，因为不同时代的评判者会持续代入其所处时代的批评性见解，致使艺术品的价值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乃至延续至当今时代。这两个互补的概念共同为艺术品的审美现时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审美现时性暗示出艺术品具有超越时间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耐时”效应，同时它也暗示出艺术品可以在往昔和现在之间发挥某种衔接作用。对于艺术遗产具有的审美现时性和耐时效应，一个浅显的例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画收藏者在同一份藏品上加钤的“鉴藏印”。以宋代词人、书画家杨无咎的《墨梅图》为例，其上有宋、元、明、清四代收藏者先后加钤的数十枚鉴藏印，很好地体现了艺术遗产穿越时空的耐时效应，而历代收藏者私而宝之、钤印自铭的举动无疑也是对这一历史遗物持续保有审美现时性的明证。

如果说直观感受性赋予了艺术以跨越空间（容纳地域差异）的横向普适效应，那么审美现时性则赋予了它以穿越时间（容纳时代差异）的纵向普适效应。经典艺术品在传世的过程中，持续与不同时代的受众群体接触，它们见证并记录着这些时代在艺术方面的实践惯例和审美观念。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在艺术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记忆被写入，因而它对人类文化记忆的承载力是格外强大的。

（二）文明互鉴的外在条件：数字的特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

艺术的四种效应在数字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些效应也恰恰是数字的效应。数字的普适效应不仅体现为毕达哥拉斯的名言“万物皆数”（宇宙万物的深层奥妙可以用数来揭示），也体现为众多科学家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数学是自然界的通用语言（如伽利略曾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语言”），它有通用的符号、形式、运算规则和意义体系，可以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使用者用于交流，而数学的基础即在于数。数字的关联效应也自然地被数字的普适性所暗示。毕达哥拉斯那句名言也可以被理解为：万物的关系都可以用数（数字、数学）来揭示。数字的承载效应得益于它自身的高度抽象性，乃至适用于万事万物，亦即它所揭示的规律和联系可以被具体化为各种各样的事物。数字的耐时效应则首要地维系于数学的真理性，经得起质疑和验证，可以被反复确认，不会“过时”。

由此可见，在艺术与数字这两种事物之间有着深刻的契合性，哪怕从其他方面来看，二者也有不容否认的区别：前者具有感性特质，依赖于感受；而后者具有理性特质，依赖于推理。比上述四种效应更能体现二者之契合性的，是二者各自都具有的真理性。与巴迪欧将艺术视为通往真理的途径相仿，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数”这一宣言为前提，声称音乐完美体现了数的艺术㉒，由此，他洞察了艺术（在此具体为音乐）与数学这两种真理性事物的密切联系。正是通过这一联系，他赋予了音乐以真理属性，认为音乐中蕴藏着宇宙真理，因而若能洞察美妙音乐中的数学规律，也就能洞悉神秘宇宙的运行机制。

普适、关联、承载、耐时，数字和艺术所共有的这些效应，以及文化遗产普遍具有艺术性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文化遗产何以有利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互鉴：关联效应表明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承载效应暗示文化交流互鉴所可能具有的广博性和丰富性；普适效应可保障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互鉴的便捷性和有效性；耐时效应则预示着文化交流互鉴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孙红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数字文化遗产项目（OxLOD）联合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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